从“阶级”到“人”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构建

刘海涛

（中共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 100091）

从“阶级”到“人”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构建

刘海涛

（中共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 100091）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应用有严格的时空范围。马克思恩格斯以此构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一旦革命任务完成，必须相应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到建设理论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事实根据。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从“阶级”到“人”的转变，“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阶级；人；社会建设理论；中国社会；核心概念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而社会主义建设则在这些国家出现过重大挫折。“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①确切地说，“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是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家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如何建设。由此导致革命思维延续，理想社会前移，理论脱离实际。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新的现实基础之上，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从“阶级”到“人”的转变，“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与“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却由于私有制的出现而分裂为不同的等级或阶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使“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按照阶级分析法，以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将其与“中等阶级”的改良运动做了严格的区分，从中提炼出“阶级”、“斗争”、“革命”、“专政”等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学说的基本线索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阶级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由此派生出来的相关理论包括党的建设、战略策略、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国际主义、民族宗教。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但是，在“世界历史”和“国别史”交互作用的视野内，人们不仅要问：即使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阶级斗争是否在所有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上都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是否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条道路？对此可以根据新的实际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条线索，连同“五大生产方式”依次更替学说，是马克思对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概括。

阶级分析法的思路很清晰：一旦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和阶级自身，消灭了二者之间的对立，社会成员也就失去了阶级属性，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社会便由此获得了解放。“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④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人的本性的复归。”这种“复归”不是说人类重返原始状态，而“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⑤人类不断追求的自由平等被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内涵。自由，就是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摆脱资本、雇佣劳动、旧社会分工的统治和束缚，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平等是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⑥

阶级的消灭既要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也要经过一个阶级发育成熟和阶级斗争的过程。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恰恰在于，它既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将阶级对抗推向极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历史上“最后的斗争”。消除这种对抗，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组织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⑦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自觉地创造历史的产物。这些思想可以归结为一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已经失去了阶级属性，作为“人”开始了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届时，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也便从“阶级”转变为“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转变为未来社会关于生产的科学。

二、“阶级分析法”面临的新问题

阶级分析法的应用有严格的时空范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有西方学者认为，阶级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其他类型的社会是由其他种类的社会关系来构建的。⑧——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就属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即便在欧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阶级的分化和斗争也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初才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沿着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在一个既没有无产阶级、同时也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或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运动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是工人阶级彻底革命的意识，同时，也是对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简言之，带有浓厚的“西方”特色。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他的批评家一定要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更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⑨马克思在研究“当前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最重要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⑩《资本论》就体现了这个特点，“马克思的论述使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性质达于极点，由于把社会描写为‘与理论相符’，即只包括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彻底资本主义化了的社会，就创造了一种使这种经济形式能以最纯粹形式存在的思想环境。”⑪牛顿第一定律说，任何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不变，但宇宙中似乎不存在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同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并非纯而又纯，也要受到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历史环境的制约。一旦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使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或者科学社会主义传播到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国家，就必然要把它放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考察。

但是，回过头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只能说是初露端倪，并没有真正具备。阶级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止步不前了，甚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着相反的方向演化。马克思敏锐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要素，揭示了两个阶级关系的本质，但却存在着把自由竞争时代一个“点”或“时期”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倾向。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有两种情况尤为明显。马克思低估了工联后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不诉诸革命的情况下境况得到改善的种种可能性。他以之为起点的两个阶级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由于旧的中间阶级的持续存在以及新阶级（例如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出现，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第二，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民族感情很敏感，但他认为阶级的分化将会比民族的分化更强烈。1914年8月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在民族主义浪潮中被席卷而去，这使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因素。列宁本人就擅长利用沙俄帝国中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南斯拉夫、中国、古巴以及越南这些国家的革命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⑫总体说来，当代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并没有偏离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轨道，但发展模式必然而且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可能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从一个时期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阶级分化加剧，激烈的政治革命一触即发；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中等阶级”的数量不断回升和膨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矛盾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方式来缓解。当然，后一种情况在马克思生活时代还不明显。工人阶级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大批转入“第三产业”、上升到“中等收入者”阶层以后，思想意识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和改良道路的分野不可避免。以简单的两个阶级对立的思维模式构建的革命理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难以适应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要求。阶级分析法在它的发源地都受到了如此严峻的挑战，更不用说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了，新的事实要求人们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容。

三、中国社会的独特特征

中国社会的独特特征在于，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虽然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本身却是一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不是起自民间，而是源于封建国家的图强御侮。清朝末季的所谓资本主义，主要是指若干新型企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社会制度，更不是国家制度。⑬早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共产党人，几乎都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中介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但中国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产业工人的数量仅有二百万，可想而知，资本家的数量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是社会的主要成分。因此，党员的构成也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很大差别。该同盟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1833年，在法国建立了德国人民同盟，参加的人有政治流亡者，也有为寻找工作而离别祖国的手工工匠侨民。1836年从中分裂出来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新的秘密团体，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当然，这个同盟仍有早期工人运动所固有的神秘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残余。⑭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就是1833—1839年间由法国巴黎的秘密工人团体所创造。中国共产党则是知识分子团体，基本上从学生运动中产生出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也不是经济学说发展的必然归结，更不是以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契机的。换句话说，完全是“学习”来的马克思主义。⑮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给中国的先进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工人运动却很薄弱，甚至改良运动也由于城市中等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而缺乏社会基础。早期的共产党尽管人对工人运动情有独钟，但由于城市缺乏革命的动力，不得不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去求助于“再版的农民战争”。

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也使思想文化的发展缺少一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洗礼过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但思想文化并没有在全体人民范围内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实际上，西方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传播到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直接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衔接，发生碰撞。这种情况也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使传统优秀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扬光大，实现了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容易给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附加小农意识，在先进分子的思想中产生乌托邦的浪漫情怀。西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时带有某种“前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这是不足为奇的。马克思主义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却在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初期；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们对早期工业主义的不公正表示愤慨，但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它们不承认或者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社会后果。⑯所谓“社会后果”，不过是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和成熟。马克思恩格斯颂扬和欢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中国人因不了解它的后果而视其为洪水猛兽，就连国民党人也不同程度地排斥源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姓“资”姓“社”之争不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结果一般都以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遭到批判和排斥告一段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许多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要想在中国得以引进和应用也必须首先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至少要表白为“中性”。这说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用以一个自己都不太了解的“阶级分析法”来分析一个阶级发育并不成熟的中国社会。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被选为《毛泽东选集》首篇，就是因为它被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起点。但毛泽东恰恰没有教条地按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去指导中国革命，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他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相反，“城市中心论”、“一省数省论”却遭到惨痛的失败。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人民”是核心概念，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⑰是不同社会阶级的集合，它的对立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个概括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从这个实际出发，毛泽东实现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化，并从中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中国形态——人民民主专政学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人民的内涵则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⑱这个说法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初也说得过去。但是，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地主、资本家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阶级对抗的状态已经逐步消失，这种说法的主观随意性便日益显现出来。比如，在刑事犯罪分子的前面也冠以“反革命”的定语，就显得不那么科学了。这其实是一种革命思维的惯性，突出表现为继续沿用“阶级分析法”认识社会主义新社会，以主观意志在“人民”中划分阶级，结果在旧中国都不曾发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被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反而更加尖锐和激烈。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中断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而是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构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两大阶级斗争的模式以及这个斗争可能导致的结果无条件地照搬到现实社会中来。表面上看，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多少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处，但却脱离了中国国情和新的历史环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

思想进程应该与真实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一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已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事实根据。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从“阶级”到“人”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个转变的理论成果，它的核心概念是“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以“人类解放”为主题。人类解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在中国的“地方史”中体现为实现国家的独立，使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个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途径得以完成。之后，又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正在发育中的资产阶级。虽然中国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但在此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又受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普遍贫穷的困扰，又开始了以“文化大革命”为表现形式的瓜分有限生活资料必需品的斗争。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总体上进入小康，但是，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人们还不得不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可能重新导致两极分化，再度燃起阶级斗争的烈火。在当代世界，不要说全人类的解放，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仍然任重道远。中国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当代中国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实践已由革命任务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科学社会主义也应该相应地从救亡图存的理论转变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条件的学说。这个崭新的理论体系将围绕“人”而展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人”已不再具有阶级属性。社会主义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为勾画这个“人”的形象提供了客观依据：中国已经消除了社会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划分，消除了阶级分化的经济前提；尽管当代中国社会还没有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境界，这个社会中的“人”还没有进化为共产主义“新人”，但是，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人”的特点。中国人民，基于自然属性，要生存，要发展；基于社会属性，要民主，要平等。从这种共性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权，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围绕这些目标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理论。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人与人”仍然存在着差别。如果继续沿用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劳动的思维看待这种差别，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还会推衍出建立单一的公有制、限制商品生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论，并且对一些特定的社会阶层再度实行“团结、利用、改造”的政策。一旦考察社会结构的眼光实现了从“阶级”到“人”的转变就会发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在科学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社会分工日益发达、体力劳动者数目不断减少的条件下，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全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属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又在努力挣脱计划经济体制所复活的等级制度，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不同职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体现出相互适应、相互配合，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性质。但是，“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⑲当然，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摆脱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状态。在这种条件下，要在社会关系中培育社会主义因素，就必须实现下述三个基本权利：社会上每一个成员都有从事劳动的权利；社会上每一个成员都有按照他们个人的能力竞争从事任何一种工作的权利；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管理的权利。如果违反了三种权利中的任何一种，那么，社会财产就不再有充分的社会性。这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充分发展，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发展。⑳这就引申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围绕人类解放的主题，规范竞争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社会关系从冲突、斗争向合作、互助、团结、友爱的方向发展。不论解决什么样的矛盾，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样一来，本来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消失的东西——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党的领导等要素，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③⑩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47、506-507、372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⑤（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古代社会》，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⑥⑦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444、448、633、341-342 页。

⑧（美）埃里克·欧林·赖特著，刘磊、吕梁山译：《阶级》，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⑪（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

⑫（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434页。

⑬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12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⑭（苏）米·伊·米哈伊洛夫著，汤润千译：《共产主义者同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 年版，第 23、25、26页。

⑮（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正文第3页。

⑯（美）莫里斯·迈纳斯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⑱《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⑳（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著，吴宇晖等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责任编辑：刘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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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994（2010）04-0041-05

2010-05-25

刘海涛（1960- ），男，吉林梨树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