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 以文化人
——读周善甫《大道之行》

□ 陶国相

以人为本 以文化人
——读周善甫《大道之行》

□ 陶国相*

时间进入21世纪初,在国内学术界一些关注传统文化弘扬的有识之士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教育家周善甫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大道之行》,由享誉海内外的中华书局出版。

二百年前拿破仑有句名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但他的原话还有下半句:“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近二百年了,中华雄狮与其说是沉睡着,不如说是在经历凤凰的涅般木、文明的再生。

人类历史长河中各种文明的辉煌只在各自有限的时空,并没有一种“完美”的文明可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一成不变地生存发展。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其再生本身就发人深思。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战争的胜利,虽然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但更是世界上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之间的特质和差异所引发的。在中国历史上,全面深入地学习其他文明,使中国从生产力到制度都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从19世纪中叶算起,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更是使中国进入到“和平崛起”的大时代。

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当了近两个世纪的“小学生”,甚至曾经在“全盘西化”的大门外徘徊。在尝到采纳西方文明成就快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优势之后,也发现了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即可持续发展及国家长期软实力建设的问题。总结中西方文明各自特质的长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中华文化,其对自身去芜存精、对世界优秀文化兼收并蓄之后的复兴与变革,在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未来发展之路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新世纪之初出现的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潮,其初衷正来源于此。

在极左思想肆虐的年代,有中国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历经坎坷。但在困顿中,超越磨难的思想者往往就能站在更高远的时空,透过时代表面的乱象,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其中,有一位智者,他年仅三十三岁就当选为民国行宪时期的第一届国大代表,之后历经几十年的风霜,于困境中不懈求索,对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揭示其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的作用,其和谐精神对世界的意义,而完成了他的理论著述——《大道之行》。本书“检阅了自三代以迄明清以‘天下’自任的历史业绩,并以之确证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伟大与正确”;历数中国“自和西方接触以来的狼狈处境和救亡图存的努力与经验”;最后“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指出‘全盘西化’的失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治国’纲领的正确性”。在艰难而信息闭塞的时代和环境下,他的思想敢于超越令人窒息的极左思潮;在改革开放时期,他的视角能够超越中国正在“与世界接轨”的纷繁景象。基于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在长期思索、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他先于当下的“国学”热、“和谐社会”观,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坚定地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中华文化,是中国乃至世界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的论断。他,就是本书的作者周善甫先生。

周善甫先生(1914—1998),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他的家乡位于祖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中原,距省会昆明的路程也有千里之遥。他在学生时代就醉心于现代科学,20世纪30年代初在云南省立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专攻的是土木工程,那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位工程师。然而家学对他影响很大,他的祖父周兰屏是一位毕生从事地方教育的举人,他的父亲周冠南是清末云南最后一科乡试第6名举人,曾留学日本,是云南早期新型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善甫先生也和当时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一样,醉心于向西方学习,走工业强国的道路,还决心要与传统文化做彻底的决裂。他是一个非常善于独立思考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家乡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第一盏民用电灯、第一座靠水力运行的作坊、第一支西洋乐队(用西洋乐器演奏纳西古乐、巧妙地用宋词填配流传于纳西族地区的洞经古乐)都是他殚心尽智的首创,甚至在丽江没有通公路之前,他就用马帮从昆明购买一辆自行车在丽江的山道上骑游。就是这样一位在人们眼中非常“西化”的人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社会与人生的变迁之后,其思想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在善甫先生《大道之行》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家乡云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时,因云南边陲曾在20世纪中叶诞生了一位红色哲学家艾思奇,很多师友为我感到骄傲。十多年过去了,又一位云南籍的哲人周善甫先生引起了首都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关注。2002年秋天,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做编辑工作,有一天,来自云南的周善甫学术著作编辑委员会的同志,专程找到《求是》杂志总编辑王天玺研究员,请这位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首倡者为即将出版的周善甫先生的学术大著《大道之行》题写书名。恰此时,由王天玺同志亲自担纲撰写的大型理论文献片《东方之光》的剧本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求是》杂志社和中央有关宣传理论部门邀请了包括任继愈、黄木丹森、石仲泉等一批在国内思想界很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来讨论该剧本。剧本中第二集题目恰好就是“大道之行”。有的学者对为什么要用“大道之行”这样一个看似有点文绉绉的古句作篇章题目感到不解,王天玺同志就把周善甫先生《大道之行》书稿复印送给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大家看了周善甫先生书稿后,被这位深藏于西南边陲的现代大儒深湛的国学功底和高屋建瓴的哲论所叹服,大家纷纷认为,20世纪下半叶国内学术界自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牟宗三之后在传统中华文化研究领域有独立而又系统的学术见解的人确实不多,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晚期,能不沉迷于故纸堆,埋首于象牙塔,直接置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反思传统文化,探索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立与发展问题的人更为难得。大家认为善甫先生就是这些思想先行者中的一位。难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先生就对善甫先生的独立见解给予很高赞誉,并为他的第一部儒学读书笔记《四书选读》亲题书名。

善甫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为何能达到如此的高峰和境界呢?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很好家学渊源,终身又不断努力修炼,体现他学术造诣很深的另外两部作品《四书选注》和《骈拇词辨》就可窥见先生“学”之渊博,从他的书学论著《简草谱》、辞赋名篇《春城赋》和文集《善甫文存》中可以看出先生的磐磬大“才”;从他那篇充满了温馨和理性的中篇小说《西湖游记》中可看出先生隽雅飘逸之“情”,先生精书法、擅音律,并且在建筑设计、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都称得上是驾轻就熟的高手,可谓游于“艺”。二是有文化自觉的境界,善甫先生通过东西方文化比较,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透视,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缺失的分析和未来文化发展的洞察,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走向,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三,善甫先生的血脉中,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用一生实践了仁、义、理、智、信。他一生坎坷,但从不悲怨,始终自强不息,荣辱不惊。他学、识、才、情、艺兼于一身,道德文章堪为楷模,这些正是善甫先生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也是先生的闪光之处,这些正是值得后人敬仰和效法之处。

这两年我有时间对周善甫先生的著作进行认真研读和思考,也就一些心得与国内思想界的朋友进行交流,我认为善甫先生的《大道之行》通篇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人。而这正是今天我们复兴中华文化,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主旨所在。

“改革开放还不到二十年,物质建设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谁不为之欣然?可是与此同时,举国上下都莫不痛感人民道德品质的普遍下降,日益严重的放荡淫佚、贪污腐化、盗窃凶杀、假冒伪劣等层出不穷,无非私心滔滔、见利忘义。不但社会生活难于安生,就是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干扰。这又让谁都为之忧戚了。”善甫先生十多年前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前一段时间,我在昆明接待一个海外文化代表团,其中一位曾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过书的著名学者意味深长地说,在大陆参观访问了二十多天,有几个没想到,一是大陆物质财富增长之快没想到;二是大陆民众传统文化意识丢失之多没想到;三是大陆青少年文化环境被西方低俗文化污染之严重没想到。他说,百多年来,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非常成功的基础之一是得力于国家倡导宗教,而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宗教国家,只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即法治和德治结合,才能克服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人民精神文化层面的沙漠化,不然整个社会就谈不上和谐了。我也深感,这位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学者道出了目前我们在文化建设上存在的缺陷,今天的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污染已引起很大关注,但文化生态上的污染却重视不够,特别是作为祖国的未来的青少年,存在的问题更严重。现在相当比例的青少年,从小受西方动画、游戏、流行音乐、电影、网络信息等通俗文化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他们身上已经很少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不少变成了自私、专横、独裁、狭隘的“小暴君”,家庭和学校都不知如何管教,他们的未来很让人担忧,他们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吗?

周善甫先生在其论著中还专门对行政官员讲了一段肺腑之言:“作为一位行政领导,若其身正,则不令自行,要是不审世虑,不明国本,不察民情,不修己德,而惟以当前之得失为务,或虚伪地声言‘为之仆’,或尽心货利‘为之老板’,则尽管鞠躬尽瘁,也实难有补大局。做百姓的,就更如人之细胞,尤非个个健全不可,要是从来大家都保有良好的道德情操,这二十年的经济建设,其成果会比现在丰硕一倍;要是今后仍还不抓道德教化,那连经济建设也将无法继续下去……”

周善甫先生在《大道之行》中的这些阐述在今天读来真是感到非常切实。先生这番话,好似给现在不少官员提前打了预防针。我们平常总是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管一个人的总纲,这给人的感觉比较抽象,但是如果说,人有一个境界,有一个思想道德底线,那就很容易理解了。《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位编辑说过的一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他说,在采访了全国很多大案要案之后,得出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出了大问题的不少高级干部,他们有的错误犯得让人很不可理解,究其根本是他们内心深处人文精神及历史文化视野都很缺乏,没有道德底线,只注重技能技术和物质财富去了。从他们专业背景看,有相当比例是学理工科和自然科学的,这可能与我们长期文理科分得太清,对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不太注重培养其人文素质有极大的关系,也与现在相当比例技术官员不注重人文科学有关。

费孝通教授晚年著述中也写到,他一生立志用自己的学识来富民强国,虽然在海外学习和研究社会学并且成就斐然,但回国后中国的问题在长期实践中仍难以解释,究其原因,还是自己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全盘西化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把握不够,直至晚年他提出要补中国传统文化的课,于是找了不少钱穆教授的书来读。温家宝总理今年春节去看望季羡林教授时,季老先生提出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但还是要重视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一定要加强,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条腿不能短。费老和季老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高见和忧虑难道不让我们深思吗?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肤色人种,而在于中国文化,丢失了中国文化,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由此观之,周善甫先生《大道之行》重刊,他的以人为本、以文化人弘论的传扬,对我们正在致力的和谐文化建设意义是深远的,对我们总结中国历史文化,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认识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价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无疑将起到理论指引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吴锦良)

陶国相,博士,云南文化厅副厅长,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