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治理肇庆与中原文化的南传

蒋丽云

（肇庆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广东 肇庆 526020）

包拯治理肇庆与中原文化的南传

蒋丽云

（肇庆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广东 肇庆 526020）

包拯对肇庆的治理是中原文化南传的重要途径。包拯治理肇庆期间，积极创设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引进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兴办教育等措施，取得了突出的政绩。同时，这些措施为中原文化的南传提供了政治和社会环境、物质基础、人才条件等，使得中原文化从宋代开始在肇庆得到广泛的传播。

包拯；中原文化；肇庆；南传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而这一传统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承者，则是饱读诗书的士人。葛剑雄等人在《中国移民史》一书中指出：“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就是他们所负载的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士人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的流动。

宋代的肇庆仍然是落后荒凉之地，经济文化很不发达，一度是中央政府流放官员的重要地方。宋代名臣包拯曾经在肇庆担任州官三年，作为一名长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封建官僚，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通过对肇庆的治理、开发，促进了肇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更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为肇庆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一、包拯上任之前的肇庆

宋初，肇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滞后。首先，人口数量的多寡是衡量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唐代广东人户分布重心因大庾岭的开凿而向北江转移，但西江仍是人户高密区。宋代西江人户记载开始减少。宋《方舆胜览》卷34《广东路》记述肇庆府“土旷民惰，不力于耕。夷僚杂居。”说明肇庆地区的人户稀少。其次，肇庆地方“又与瑶獠杂居，故赋入少。”当时较多未“汉化”的少数民族的存在也是其文化落后的重要表现。再次，肇庆地方文化落后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进士极少。进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地区士人的多少，直接说明了当地儒家文化的发展程度。

总之，在包拯到来之前，地处岭南一隅的肇庆，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还十分淡薄。随着包拯的到来，这种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变。

二、包拯对肇庆的治理以及影响肇庆地方文化的途径

包拯(999—1062)，宋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字希仁。天圣进士，累迁监察御史，是宋代有名的清官，为历代百姓所颂扬，后人敬称他为包公。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包拯调任肇庆州官，任期三年，是年42岁。在肇庆三年，包拯本着“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信念，为肇庆建设致力服务，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东西。

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包拯是北方人，长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熏陶。同时，作为享有政治权利的地方官，在传播文化方面，包拯拥有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上指出：“政治权力在专制社会是至高无上的，它的介入大大加强传播的渗透能力和效果”。在任三年，包拯对肇庆的治理、对肇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通盘考虑规划，为肇庆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的技术和文化理念，带有明显的文化烙印。从这一角度来看，包拯不仅仅是一位清官、孝子，他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化传播者，在肇庆地方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包拯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一文化传承的伟业的呢？

（一）创设稳定的社会环境

宋朝时期，肇庆瑶族的叛乱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规模较大，一直是政府头痛的事情。包拯的端州前任刘起陈、范雍、任旦、贾守文等成事不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三月甲寅，广州地界三百余人反宋。

端州属南蛮百越之地，州官上任，首先是“备峒寇”，即准备对付从山谷走出来不服朝廷管治的土著俚僚族群。包拯上任后，察看民间疾苦，设法使俚僚落后的移动式山谷经济变为定居式农耕经济，让俚僚融合到汉人之中，曾经响彻山谷田峒的俚僚铜鼓被埋进地下，大量俚僚融合到汉人中去，促进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肇庆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宁稳定的社会环境。元代王揆曾作《包孝肃公祠记》称：“地方千里不识贼盗，吏无叫嚣，水蛋、山徭熟化奔走，恩威并著，岁仍太和。”

此外，据新修《肇庆市志》记载，包拯上任不久，就开始规划端州新城，将端州城向西迁移，继前人将护城围墙续向西边构筑。此举志在加强军事防御，防止山贼暴民的动乱。他还在城中设厢军巡逻营，维持治安。

肇庆本是岭南山区，随着包拯的到来，各项政治管理制度不断得到有力的加强和完善，为肇庆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十分有利。

（二）积极发展经济与生产

中国的诸多物质文化固然都是由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但是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号召和组织，一些基本的物质建设很难得以完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包拯十分注重肇庆的建设和生产，致力发展当地经济。

1.兴修水利，开拓耕地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农业大国。马克思认为，利用水道及水利工程来行人工灌溉的办法成为东方农业的基础。包拯上任不久，即下令扩大修筑西江堤围，并将护城堤围继续向西边构筑，一直延伸到龟顶山下。这样，进一步完善了抗洪功能，还大大增加了可耕种的土地。

包拯还引导民众开渠凿池，改造沥湖（今称星湖），排渍水、筑鱼塘、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他还因地制宜，在肇庆开创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之雏形。

2.引进生产技术，关心民生疾苦

一是引进农业生产技术。包拯从天长县（包拯调任肇庆前在此地为官三年）召来制造铁犁具的工匠，教民众改良耕作工具，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古时肇庆多瘴疠，包拯曾教民众用井水发芽菜，渡过春瘴后的菜荒。为了大力发展端城经济，还叫人从北方带来菜种，在麦仔园推广种植黄芽白(北方称大白菜)。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芽白和肇菜、芥菜仍是肇庆三大传统蔬菜。

二是凿井取水。宋代肇庆已开垦不少水田，但沥水排不干，同时新筑的堤围也阻挡不了每年的洪水，居民饮用西江水及沥水，常导致瘟疫流行。为了解决端州人因饮用水常患病的难题，包拯教民凿井取水，大大提高了肇庆人民的身体素质。据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包拯“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门外者，曰龙鼎岗井，民居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据今人考查，目前这七口井有五口已在历史发展中被填塞，但尚有旧府署内水井和龙鼎岗边水井存世。

三是储粮备荒。在今城内中衙巷与米巷之间，兴建丰济仓，以储粮备荒。为了纪念包拯建粮仓，肇庆人民把丰济仓所在地命名为“米仓巷”，沿用至今。

包拯并不是第一位到肇庆任职的北方官员，但包拯却是第一位教会肇庆百姓凿井取水、改良耕作工具的北方官员，首创性地把北方中原文化推广到肇庆，大大地造福于老百姓。

3.大力发展贸易

除里传统农业之外，包拯还大力发展贸易。隋唐时代的端州驿，又称崧台驿，设于现在的阅江楼。原址逼近河床，前边是悬崖峭壁，而且到了宋初已残破不堪，只能用于公文书信来往的船只停靠，不利于多艘帆船泊岸装卸货物。包拯乃将之迁建于城西，加建临江码头，名为“城西崧台驿”，促进了商贾等交通往来。崧台驿站是端州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对肇庆对外贸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为把农产品变为商品，包拯还教人把莲藕制成糖莲藕运到广州销售。为了发展内河航运，包拯创建了新的航运码头。

古端州以砚闻名，“端砚”被列为朝廷贡品。当时到端州任职的许多官员都额外征收端砚，用于私自收藏和迎来送往，有的为取民财，甚至肆意加征几十倍，令砚工们苦不堪言。包拯任职端州之初，即改革积弊，明令禁止超征，禁止过量开采，并声明自己“不持一砚归”。除上贡朝廷之外，多产出的砚品，砚工们可以自由买卖。此令一出，砚工无不雀跃。端砚的自由买卖促进了端砚的流转，同时大大提高了砚工的经济收入，从而促进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三）兴学重教

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媒介，是实现文化传递的有力工具，而学校则是发展这一重要作用的舞台。

1040年，包拯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聘请梁燮掌教，这是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以前，端州一直未有地方官学，端城附近只有零星私塾，由家族延师教子，属初等启蒙教育。包拯捐俸创办半官学形式的星岩书院，使地方少年能受到进一步教育。星岩书院的创办，对当时教育和文化相当落后的肇庆产生很大影响，后来的桂林书院、泽阳书院、三都书院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星岩书院的创办促进了书院教育在肇庆的兴起和发展，使更多青少年有了读书机会。

包拯除聘请梁燮为书院掌教，还接受他的建议，在渡头附近创建宝光寺，祀奉玉皇大帝。因宋代皇帝自称是玉皇大帝派下凡间治理天下的，包拯建此寺，意在鼓励当地民众服从朝廷管治，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宝光寺后迁于玉屏岩建为玉皇殿。宝光寺此后相继建为天后宫、濂溪祠、景福祠，遗址在今污水处理厂东南侧。包拯还在城西景星坊创建文昌宫(后变为法轮寺、西江讲武堂，今市直机关第一幼园)，传播中原儒家文化，教化一方，鼓励读书人走科举之途为国效力。

包拯兴学重教、尊师重道的活动，不仅为肇庆学风的培养，而且对当地风俗的教化、儒学在当地的传播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同时，这也是中原文化传播的重要过程。

三、结语

诚如肇庆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刘伟铿所说：“考之典籍及古老相传的地方掌故，今端城包拯遗迹十三处：包公井、后沥水、端州州衙、富民坊、厢军巡逻营之草场、麦仔园、丰济仓、城西港台释、星岩书院、宝光寺、文昌宫、七星岩题字、砚洲。十三处遗迹向人们述说着包拯把端州从一个狭小的军事城堡，建设成一个以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广府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港口城市，所留下的光辉业绩向人们展示了包拯从为民谋利到以民为本从严治吏的治国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

包拯在端州不仅政绩突出，还留下了一些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是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所有这一切形成了独特的“包公文化”。“包公文化”不仅是宋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史研究上很有价值，还在岭南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广东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包拯治理肇庆成为肇庆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肇庆进一步接受了中原文化，中原文化进一步加深了在肇庆的影响，同时更是为肇庆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1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1997.

［2］刘伟铿.岭南与西江史论稿［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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