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反思:小城镇中小人物的生存现实
——解读贾樟柯《故乡三部曲》

林小彬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福建宁德352100)

现代化的反思:小城镇中小人物的生存现实
——解读贾樟柯《故乡三部曲》

林小彬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福建宁德352100)

贾樟柯由于自身特殊的小县城成长经历,在进行电影创作时总是自觉地把镜头转向小城镇中的小人物,关注这些人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体验和生命历程。在《故乡三部曲》中,贾樟柯用影像展现了小城镇中的小偷、文工团青年、失业青年等小人物在现代化变革中的遭遇,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小城镇;现代化;小人物;生存现实

一、贾樟柯与新生代电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电影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边缘人形象出现的对于中国底层生活的高度关注,就是企图通过影像建构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历史记录。”[1](P153)新生代电影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平民生活的角度完成对现代化过程中底层人的生存状态的纪录,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因此,在他们的影片中也展现了各种底层众生相,小偷、民工、妓女、摇滚歌手等边缘人物成为影片的表达对象,而这些对象在他们的前辈的电影中很少成为表达对象或处于影片的中心,对现代化过程中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这是新生代影像的历史进步。

新生代导演群体中的许多人由于自身的都市成长经历和都市生活体验,在进行平民现代性的影像建构时,他们把影像主体放在都市的边缘群体上,例如,妓女、摇滚歌手、先锋艺术家等,他们关注这些边缘群体的现代都市经历和都市体验。而贾樟柯的小县城成长经历决定了他在平民现代性的表达上把小城中的普通人作为影像的主体,并且关注小城镇中的小人物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生存体验和生命历程。他的影片的主角都是来自小城镇的小人物,他们中有小偷、文工团员、无业青年、矿工等,这些人在小城镇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化中经受着巨大的生存考验与精神困惑。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不是贾樟柯关注的重点,当一切变革过去之后,留在贾樟柯记忆深处的仍是这些小人物的形象和遭遇。贾樟柯非常喜欢欧洲导演布莱松和德·西卡的电影,深受这两位大师的影响。他说:“在德·西卡的电影里,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对人的关心——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2](P114)人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贾樟柯的电影创作,人的主题一直贯穿于贾樟柯的每一部影片中,因此从他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开始,贾樟柯就一直把焦点放在社会发展中的底层人物身上,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二、《故乡三部曲》中小人物的生存体验

《小武》、《站台》、《任逍遥》这三部电影被称为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这三部影片的共同特点是展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小城镇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

《小武》的主人公小武是汾阳县城的一个小偷,他自称是个手艺人,靠手艺吃饭,之所以选择这种职业身份,贾樟柯的意图是“通过这个外在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在精神上的磨擦和断裂:在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一些原来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发生了变化,这样人们就感到不适应,开始经历痛苦。”[2](P107)贾樟柯没有很精致地打磨这部电影,而是用一种“粗糙”的方式来拍摄这部影片,对于其中的缘由,贾樟柯说:“这是我的一种态度——是我对基层民间生活的一种实实在在的直接体验。”[2](P109)小城在发生巨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遭遇现代的变化时面临困境。很显然,像小武这样的小人物是不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的。小武是个很传统的人,在他大大咧咧的背后是无法掩饰的腼腆。在歌厅里胡梅梅几次要他唱歌,他都不肯开口,当小武一个人脱光衣服泡在灰暗的澡堂中,他终于开口唱歌,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心雨》,虽然唱得不够水准,但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内心真实的声音。歌曲的内容和他当时的生活无关,但是唱出的仍然是小人物内心情绪的宣泄。影片结尾小武从乡下回到汾阳县城,在一次行窃过程中,小武被抓获,在派出所的电视机上,小武看到了自己被抓捕的消息,他羞愧难当,可见在传媒发达的社会,媒体对个体的入侵是赤裸裸的。面对宏大的声音,小人物只能保持沉默,他们的尊严被彻底打碎。小武最后的命运是被公安抓捕,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小武被铐在电线杆上,他敏感地看着围观的群众。影片中小武先后失去了友情、爱情、亲情,这就是社会转型时期小人物的命运,他们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

《站台》这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贾樟柯要把所有对于80年代、对于青春、对于故乡的追忆全部放进一部影片。影片除了展现时代的变迁之外,更主要的是展现了80年代青年长达10年的青春体验与生命历程。在导演自述里,贾樟柯说:“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我想通过它去发掘和展现人们之中潜藏着的进步力量。”[2](P190)贾樟柯之所以执著于80年代的青春影像书写,是因为他认为“开放的10年,经济商品化的10年,那种震动和对个人影响的剧烈程度也是非常激烈的,不能说因为物质越丰富这代人就会越幸福。”[2](P191)《站台》表面上讲述了一段跨越历史的故事,但是贾樟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仍然是小人物面对苦闷现实的压抑与失落。这是一部悲情和伤感的电影,刻画了一群县城文化青年的形象。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一群小人物,在时代的巨大变迁面前,个体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放逐青春,随着演出的大篷车漂流于各地,10年后发现自己一无所获,青春不再。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这是一群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青年,法国评论家迪得·布鲁诺在《漂流的中国青春》一文中,对《站台》作如此评价:“很少有人能够如此清晰地在叙事和形式上展现完全被历史发展超越的懵懂人群。”[2](P197)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79年,这些年轻人是县文工团的文娱工作者,他们正在台上卖力地演出《火车向着韶山跑》。转眼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工团被改制为私人承包的演出队,这些年轻人也开始了流浪的演出生活,敞篷货运卡车往返于汾阳各地,只有出发的地点,没有终点,流浪与演出成为他们这一时期生活的全部内容,由此也展现出时代的沧桑感与小人物飘忽不定的命运。

《任逍遥》的故事发生在北方的工业化小城——大同。整个中国都在进行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大同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城市,在社会的变迁中也必然经历改革的阵痛。影片的主人公是19岁的斌斌和小济,贾樟柯试图从两个年轻人身上反映出这个变迁中的工业化城市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大量的失业工人整日无所事事,人们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所以大同人的生活给贾樟柯的印象是“有一种末世狂欢的感觉”。经过一段时间的拍摄之后,贾樟柯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带着摄影机与这个城市耐心交谈,慢慢才明白狂欢是因为彻底的绝望。”[2](P75)贾樟柯用影像展现了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人们迷茫、无助的生存状态以及小人物走向悲剧的命运。

作为一名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导演,贾樟柯一直用镜头纪录变革中的中国小城及小城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对社会的现代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着独特的反思,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觉悟。

[1]蓝爱国.后好莱坞时代的中国电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林旭东,张亚璇,顾峥.贾樟柯电影:《小武》[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叶利荣 yeliro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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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05

A

1673-1395(2010)02-0117-02

2010201220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资助项目(2008Y001)

林小彬(1981—),女,福建漳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