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背景下的朝鲜族聚居区城乡结构变化

孙 岿,张春梅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 116600)

市场化背景下的朝鲜族聚居区城乡结构变化

孙 岿,张春梅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大连 116600)

在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的情况下,由市场化引起的农村消费城市化现象,会导致朝鲜族聚居区持久性的城乡结构分化。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应放在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上。

市场化;朝鲜族聚居区;城乡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一直是阻碍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的难题。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把一个社会和经济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依据不同的原则运转,没有办法按照一个更高一层的原则整合到一起,甚至缺少这种整合的基础。[1]孙立平认为,二元结构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二是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之前,存在的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比如户籍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开放后,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在不断弱化的同时,一种新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正在形成,主要体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城市对农村的依赖性越来越小,而农村越来越成为这个体系的负担部分。这种新认识,有助于我们有效地把握民族地区城乡结构变化的规律。本文用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理论,分析朝鲜族聚居区城乡结构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朝鲜族农村依靠对外劳务输出和离乡创业迅速实现了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城镇化水平超过了62%。但是,劳务经济没有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2007年延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为1:1.4,特别是一些边境乡镇的城乡消费水平还超过了这个比例,如珲春1:3. 3、龙井1:2.7、和龙1:7.9、汪清1:2.6。[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为此,我们选择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盛涌镇龙河村和太平村做调查。

一、朝鲜族聚居区农村生产、增收概况

东盛涌镇龙河村位于龙井东北部山区,距龙井市22公里,在海兰江中下游。全村幅员面积3690公顷,其中耕地面积352公顷;其中水田面积30公顷,旱田面积322公顷,现有7个自然屯,219户463人,劳动力279人。全村除了1户为汉族(人口数2人)外,都是朝鲜族农民。

劳务输出改变了以往农村人多地少的状况,村民若想致富只有两条渠道,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就得多包地种地。2005年以后,国家免去农业税和统筹款,增加了三种补贴,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最多的人家包10多垧地,少的也有4-5垧地。多包1垧水田地用来种水稻,一年能多挣1万多元;多包1垧旱田地用来种玉米、黄豆也能多挣5000-6000元。从全村的人均土地看,1983年人均土地面积为0.35公顷,95年人均土地面积上升到0.7公顷,现在人均土地面积达到1.08公顷。人均收入为3 750元。但是,农村继续增收的潜力不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靠牛耕和人工收割。农村水田形不成规模,不能使用机械化。旱田地都分布在30度的山坡上,不适合用拖拉机翻地和使用收割机。雇工费从60元涨到100元。水利费上涨较快,2005年每公顷耕地上缴水利费为472元,2006年水利费上涨到576元/公顷。农村已没有闲置土地,农民靠继续承包土地、扩大土地面积实现增收的空间不大。

第二,农村基本上没有副业。农村职业分化十分简单,没有1家村办企业。养牛是农村唯一的副业。每户平均养2-3头牛,最多的养7-8头。多数农民把养牛作为一项储蓄,在孩子上学、治病需要用钱时才卖牛。山区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为什么村民不多养一些牛呢?原因是没有足够的过冬饲料,进入10月份只能在自家牛圈用剩余的玉米、黄豆杆拌上玉米面喂牛。市场销售的牛饲料价格高,村里没有人愿意花钱买饲料喂牛。这样种多少地养多少头牛就成了规律,有10垧地的人家最多能养5-6头牛。养牛能否挣钱呢?由于龙河村周围没有可供交易的牲畜市场,从吉林榆树地区来的牛贩子上门收购黄牛,农户分散养牛形不成规模,牛贩子往往把黄牛价格压得很低,因此,养牛基本上赚不上钱。

第三,劳务输出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不大。龙河村7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如果外出务工人员回到农村生活,打工赚来的钱也会流到农村,从而提高农村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消费差别。但事实上,朝鲜族农民外出打工与汉族农民工不尽相同,汉族有68.9%的进城农民在打工地点的生活支出很少,收入的大部分还是要带回农村消费。[3]而朝鲜族农村几乎每户都有1个人外出打工,而90%以上的劳务资金都流入城市,用于购买城市住房、子女上学或结婚以及个人消费。据朝鲜族农村问卷调查,只有大约11%的外出打工者给自己的父母寄钱。龙河村3屯40来户人家,只有5户收到子女寄来的汇款。最多的收到6千多元,少的收到1千多元。外出务工人员回村探亲,一般只是请客或送一些礼物,如韩国的电饭锅、手机、化妆品等,这些东西不会给农村带来多大变化。

由此可见,农民靠包地种地提高了收入,但在没有副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要素外流的情况下,农民增收的潜力不大。劳务输出尽管对农村消费具有补贴作用,但对提高农村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大,支撑农村消费的主要渠道仍是生产收入,所以农村面临的依然是消费不足的问题。

二、农村公共服务薄弱: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农村实际消费超过了增收水平。龙河村自然地理环境比较复杂,生产队之间相距10多公里,形不成大的中心居民点。所以,周围十多公里没有集市,也没有1家商店。家庭消费以吃穿为主,现代科技信息难以向农村家庭普及。但是,即使远离了消费市场,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也很高。

第一,农村生活用品几乎依赖城市供给。农户家庭从生产资料、农机到生活用品,70%的消费品要从市场购买,连平时吃的肉和一部分蔬菜也要从市场购买。每年春季3至6月份要到城市的农贸市场买菜。延边地区的蔬菜、水果是从外地运来的,价格比内地还要高。两口之家一年光买蔬菜要300多元,买肉需要1000元左右(牛肉30斤,猪肉40斤)。虽然农户衣食和基本家用电器已得到满足,但手机和摩托车还未普及,农村手机普及率只有30%。龙河村和太平村1127户中没有一台电脑,连村委会也没有电脑。

第二,子女教育、看病就医负担沉重。农村如果家里有子女上学,教育费超过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龙河村3屯5年来新出生人口为零。村里原有1所小学,有160多名学生,现在只有7名学生。由于缺乏生源,2000年,龙河村小学就与石井村小学合并。龙河村的孩子,有的去南边的石井小学,有的去北边属于延吉市的小河龙小学,他们每月车费要40元。学生自带大米,每人每月交30元菜钱和50元的工钱。去镇中学读初中,每年需要1万元,去延吉市上高中每年需要1.5万元。由于农村没有实行医疗保险,如果谁家有人生病,轻的自己买药在家里打吊瓶,重则要卖掉自家的黄牛或者借钱支付医疗费。

第三,农村人情消费较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邻里之间自发形成了小范围的合作形式。换工主要是解决平常的播种、铲地、打场等不用赶时间的农活。这种互助合作关系靠的是“情”,十几户人家经常聚会。由于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村民仍把人际关系当作生活保障。村民认为,如果自己不参加别人的人生仪礼,将来别人也不会管自己的事。一户人家举办婚丧嫁娶、花甲或过生日等,全村人几乎都参加。在人均收入不到4千元的家庭,每年支出礼金就达5000元。虽然自己过生日也能赚回来不到2000元,其余的都让饭店挣去了。

第四,文化生活单调。农村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的娱乐活动是看电视、玩麻将、打牌。这种娱乐消费与空闲时间没法打发有关。从农作日历表上看,冬季农闲时间有4个多月,这段时间除了喂牛,劳力得不到充分的利用,成为单纯消费的季节。

三、农村消费城市化: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正在形成

如果说偏远山村还能保持传统消费方式的话,那么,距离城市较近或交通方便的朝鲜族农村则主动地加入到城市消费中。以距龙井市3公里的太平村为例,全村总土地面积1419公顷,耕地面积646公顷。每户平均不足1公顷土地,“人多地少”使农民很难靠农业实现增收,但是消费需求却在迅速增长,一是农民进城消费。往返于龙井市和太平村的中巴客车的票价为1元,农民进城消费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从城市超市购买,家长把子女送到龙井市幼儿园、小学、中学,看病也去市里医院。村民也把城市活动当作自己的活动来参与,如中甲足球联赛、民俗节等。村民庆贺生日、婚礼、花甲也多在龙井市饭店举行。受城市影响,少数农村青年接受城里人的高档消费方式。二是城市消费方式在农村蔓延。一部分出国打工人员回到农村,把城市消费方式带到农村,加快了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现代生活方式,让很多村民感到羡慕。

上世纪50年代,居民的身份被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大类,不仅带来居民身份的差异,更主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的巨大差异。如今市场化给人们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当农民出国返乡后,首先想到的是离开农村搬迁到城市居住,而无法搬迁到城市的农民在生活质量上向城市居民看齐,实现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由此形成了不同阶段的消费特征:上世纪80年代朝鲜族农村以住房需求为主;90年代农村家用电器基本达到城市居民标准;2000年后,村民直接到城市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在教育、医疗、通讯、娱乐、社交、旅游等方面也参与到城市消费活动中。农村消费城市化有利于村民消费观念现代化、消费内容多元化和消费方式文明化,但是,农村没有村办企业,缺少副业收入,仅靠农业生产力的缓慢增长远远满足不了新增加的消费开支,“收入不高,消费不低”的矛盾就会带来一些新问题。

1.迅速增长的消费欲望与缓慢增长的农业收入成为一对新矛盾。面对城市不断出现的消费需求,新增加的收入显然是杯水车薪。2003年,龙井市农村人均纯收入仅1039元,消费支出为3524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活动,在农村生活只能加剧他们的贫困感和失落感。

2.弃农务工的现象更加突出。随着消费需求的增加,不愿意务农的人数比例为49%。调查中,无论富裕的还是不富裕的人都说缺钱。一位朝鲜族村民说:“生活消费太多了,就要求我们赚很多钱,所以每个家庭都有一人到国外打工。”今后,如果没有办法在收入与支出之间求得平衡,还会有更多人不惜倾家荡产离开农村,造成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人口负增长、教师队伍流失等问题。

3.农村社会整合难度加大。农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影响到农村经济合作化进程。当前,与参与农村集体经济或农业合作社相比,农民更关心人民公社时修建的公共设施在承包后是如何分配利益的。例如,“村里的供销社是社员捐资建的,现在供销社承包给个人变成仓库,为什么连本钱也不还给我们?”“学校出租,村民到底有没有份呢?”

马尔库塞说:“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况且个人自发地重复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4]朝鲜族农村消费城市化现象表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强化了农民对城市消费的依赖程度。如果任市场来刺激调动农民的消费欲望,就会使农村人、财、技术等资源像抽水机一样被卷入城市,从而导致更持久性的城乡结构分化,形成明显的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因此,我们在为农村消费城市化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若简单地把城市消费为参照物,而加入到城市消费中去,事实上会加剧他们的贫困感,增加他们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边缘化,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和一系列影响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问题。

四、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增加农民就业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消费城市化,不是中国农村特有的,任何国家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当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朝鲜族农村自然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市场化背景下,一些偏远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原本就薄弱,如,延边边境乡镇村屯通柏油路率为全省倒数第一,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上学看病费用高,而市场化又使农村消费过于依赖城市,农民资金以单向型方式流入城市,势必造成城乡结构持久分化,使农村最终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过去,由于农民是与农业生产、与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制定政策时往往把农民看成生产群体,忽视了同时作为消费群体和社会群体的农民,形成了农村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如今,朝鲜族农村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这就要求我们有意识地关注农村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

当前,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生产和消费问题。生产问题,包括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落后、没有副业、劳动力的价格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农业要素外流等,都会阻碍农民稳步增收。消费问题,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覆盖率、学校教育、看病就医等因素,会使农村增加的收入流到城市。因此,在市场化背景下经济越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加强对农村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处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村。现阶段,国家把扩大农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地方不能简单地把扩大农村消费理解为向农村推销工业产品,而是把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措施。[5]

(一)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一是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打造农副业产业化链条。如帮助龙河村的养牛形成产业化,形成延边黄牛品牌,促进山区以副补农的良好发展局面。二是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农产品产销难对接,容易过度刺激或抑制生产。如东盛涌镇的大米曾经是“宫廷御米”,可是高质量的大米却卖不出好价格,影响了农民种无公害大米的积极性。三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设施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灌溉方式落后等问题。四是通过1:1的配套资金办法,吸引出国返乡人员将劳务资金投入现代农业经营中。

(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入,使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一种“社会大家庭”的感觉,让人感到农村生活方式也是有意义、有体面和尊严的。一是加强对农村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如城乡连锁超市、文化馆、文化广场、医疗设备等,减少对城市消费的过度依赖。三是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弱病残能够衣食无忧,又为种粮能手拓宽发挥才能的空间。四是减免农村初、高中学生的一部分学费。五是建立符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合理消费方式,引导农民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加强农村文明礼仪、文明婚礼、文明喜庆、文明葬礼,减轻农村生活开支过大。

[1]孙立平.对社会二元结构的新认识[J].学习月刊,2007 (1):15-16.

[2]延边州统计局.延边统计年鉴:2008[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3]童星,严新明.制度、文化与社会时空——中国消费社会问题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8-11.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9.

[5]张红宇,等.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式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2):4-10.

The Change of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in Korean-inhabited Areas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ization

SUN Kui,ZHANG Chun-mei

(Research Institute ofNortheasternMinorityNationalities,Dalian NationalitiesUniversity,Dalian116600,China)

The papermakes an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the production,income increas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areas ofLonghe and Taiping ofDongshengyong in Yanbian,and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weak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inadequat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urban districts,the phenomenon that rural consumption is becoming urbanized owing to marketization will result in the widening gap be 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may last for a long t ime.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both how to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and income of farmers,and how to improve rural living conditions.

marketization;korean ethnic group;korean-inhabited areas;urban-rural structure

C95

A

1008-2395(2010)03-0082-04

2009-11-09

孙岿(1968-),男,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张春梅(1973-),女,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