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考古学资料应用问题的思考

刘瑞俊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 710079)

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考古学资料应用问题的思考

刘瑞俊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陕西西安 710079)

在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考古学资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学资料本身在形成、埋藏以及发掘研究过程中存在信息的有限性。通过对北方民族游牧生活方式下考古遗存资料的特点、草原地带古代文化遗存的属性判断问题以及考古学文化遗存与古代民族的对应关系问题等几方面的考察,强调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对考古学资料的应用要意识到其局限性,认真谨慎地分析使用考古学资料,避免简单化、绝对化。

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考古学资料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几千年。科学发掘的考古学资料,为人类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客观真实的新资料,特别是对史前时期或缺乏文字记录的民族的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古学的出现改写了对人类的历史认识。人类历史文化研究的许多重大突破,无不与重大考古发现相关。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成熟,各地的考古工作普遍开展,考古学资料的积累越来越丰富;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以及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发掘研究中的应用,考古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范围也越来越全面。在人类历史文化研究中,考古学资料越来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历史上许多民族没有本民族语言记录的文字资料,特别是早期民族。即使曾经使用过民族文字的如突厥、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文献资料,但是也由于传世或出土的数量较少,资料不系统,释读存在困难。汉文史料中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战争、使节往来、朝贡、婚姻)的记述较多;未发生直接关系的,记述甚少,记述的内容方面简略、不准确或有讹误。所以在北方民族史、民族文化的研究中,考古资料的使用尤为重要。关于考古学资料的重要性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里不需赘述。本文主要论述一下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对考古学资料的应用要意识到考古学资料的局限性。

一、考古学资料信息的有限性

本文所指的考古学资料既包括各类考古实物资料即考古学遗存,也包括通过对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研究所得到的各种信息。

(一)考古学实物资料的埋藏形成过程中信息的衰减。考古学遗存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突发性或灾难性的事件突然形成的遗址,如由于火山爆发被掩埋的庞贝古城、黄河大水淹没的河南内黄县的汉代聚落遗址、灾难性原因造成的突然被掩埋的青海喇家遗址等。由于灾难突然发生,遗址在短时间内形成,可以说把当时的人类生活定格在那一瞬间,这类遗址可以说是保存当时社会生活信息最丰富的遗存。2.有意识的埋藏,如窖藏、墓葬等。由于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保存某些东西,所以遗迹反映出的当时某一方面的信息也比较完整。3.随意性形成的遗址遗迹,如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堆积、灰坑以及各种废弃形成的遗迹。这类遗迹中的物品多是人们生活中的废弃物或是不经意间丢落的物体,能够反映的信息是零零碎碎的生活中的片断。以上几种遗存形成的情况所能保留的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信息的丰富程度是递减的,但即使是保存当时社会生活信息最丰富的突然形成的遗址,它所能够反映的信息也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对物质遗存的分析研究去探讨推测当时人们的技术水平以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我们通过对这些遗存的发掘研究所得到的信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当时的现实生活的丰富程度相比。考古学的研究只能通过部分的、物质的遗存去探讨古代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这是考古学的特点所在,也是它的局限所在。

(二)已经埋藏的遗存在长时期的保存过程中资料信息的再次减少。造成这种减少的原因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两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在过程主义理论中称作“后堆积因素”。[1]

自然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力的破坏,如流水冲刷、风沙侵蚀以及其他一些地震灾害、山体滑坡、洪水爆发、河流改道等等。这些因素造成许多遗址局部或大部分被毁坏,甚至整个遗址荡然无存。另一方面是遗存在埋藏状态下所发生的物理、化学变化所造成的损害。如一些墓葬、洞穴在重力作用下的坍塌所造成的遗迹损坏、遗物破碎,一些质地疏松的器物在潮湿的埋藏环境中由于自身的重力而破碎,不同质地的物品在不同的埋藏环境下,由于腐蚀、氧化、风化等作用所造成的损坏甚至消失。

人为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后期人类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如平整土地、挖渠取土、修房建屋等无意中造成的对早期遗存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各个时期的有意的盗掘破坏活动,无论是个人的盗墓还是官方有组织的盗掘破坏活动,在各个时期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盗掘活动对古代墓葬的破毁尤为严重。

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埋藏下来的本来就不完整的信息的进一步减少。能够保存至今的古代遗存可以说是劫后余存,其数量上以及所能反映的古代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信息只能说是局部中的局部了。

(三)考古发掘阶段信息的减少。留存至今的古代遗存,能够被我们发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发现的古代遗存能够进行发掘得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已经发掘的古代遗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做到全面发掘,多数只是发掘了其中的局部。就是已经发掘的部分,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发掘技术、资料提取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也不是所保留下来的信息的全部。

(四)资料整理研究阶段信息的有限增加。一切考古学遗存都是以具体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但考古学的研究决不仅仅是物,通过对物质形态的发掘资料的整理分析研究以及理解解释,不仅可以使我们探索古代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也可以追寻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状况。例如各种物品所反映的各种工艺技术,各种武器所反映的军事能力,各种艺术品所反映的美学观念及其艺术表现手法,各种宗教用品所反映的信仰状态等等。再如通过一座墓葬或一处墓地的发掘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墓葬形制、建筑用材、随葬物品,也可以反映当时的墓葬构筑方法、随葬品的制作技术,进而探讨当时的埋葬习俗、信仰状况以及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组织状况的特点。[2]

总的来说,随着研究人员研究的深入、认识能力的提高以及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对有限的资料的理解、解释、阐释逐渐丰富。特别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在考古发掘研究中的应用,我们能够得到的信息逐渐增多。如环境考古中的孢粉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的古植物、古气候等新信息;13C测定技术的应用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食谱和动物的摄食习性;DNA技术的应用对探讨人类起源、动植物的驯化等提供了新途径;金属制品、陶瓷器的微量元素分析,为确定它们的原料产地,并进而研究当时的制造业、贸易、交通和文化交流等开辟了新技术;等等。可以说,新技术“创造”了这些新信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考古学的发展也必将为我们认识、研究、理解过去的社会文化生活提供更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在研究中运用考古学资料时必须意识到,考古学遗存的形成、埋藏及发现过程中的有限性,不同的埋藏环境下能够保留下来的资料的“选择性”或片面性,能够遗留至今被我们发现、发掘研究的资料不论在种类上、数量上都无法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的丰富程度相比,更不必说许多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文化、社会关系等等内容是无法直接保存下来的。

二、北方民族游牧生活方式下考古遗存资料的特点

北方民族所处的长城以北地带,其地形分布大致以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为主,其间分布着各类草原,如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等;其气候状况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冬季漫长寒冷,且常有暴风雪,夏季短暂干热,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很大。[3]其特定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条件(如夏季短暂生长期短、干旱少雨等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决定了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只能以畜牧经济为主,兼有狩猎经济的经济模式为主要生计方式,而畜牧狩猎经济需要“逐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形成了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方式。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民族族属各不相同,语言、文化、风俗也有差别,但其经济生活方式却基本相同,是一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这种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季节性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是人类对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是处于这一特定草原环境中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彻底地适应环境、争取生存发展而努力创造的一整套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技能。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其日常起居生活用品以及衣食住行等与其游牧生活相适应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其考古学遗存在形式、内容上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定居的农业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考古学资料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遗址方面的特点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游牧期间更换牧场十分频繁,牧民不可能像农民那样有固定的居住场所和房屋,在每一个地点居住的时间都很短,因此在作为夏季牧场的大草原上,一般很难发现古代游牧文化遗址。进入冬季,牧民需要避风、向阳、水草丰富的地方作为冬季营地,一些山岭的东南侧和山脉深处有水源的较平缓的山谷地带就成为相对稳定的居住场所。冬季时间长,居住时间相对较长,而且多是每年冬季在此活动,或有固定建筑,所以在适合用作冬季营地的区域,会有一些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迹。

由于普通牧民因需满足畜群的水草需求,只能是分散居住,不可能聚居,一处普通牧民的冬季居住点一般仅有几户或一户牧民,所以在草原地区发现的遗址比较零散,规模都比较小,很难发现有像中原农业地区那样的普通聚落遗址。

而统治阶层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萨满等神职人员,不必亲事畜牧生产,不必随时迁徙。其所在的地点既是一个部族的政治中心,也是部族举办祭祀、丧葬等活动的中心。所以这类遗址墓葬、岩画分布相对集中。遗址规模大小,遗迹数量多少的差异,可能反映了部族大小不同或统治级别高低的差别。调查中所发现的遗址多属于这一类型。

由于频繁迁徙,游牧民族文化遗址一般很少有丰富的地层堆积,遗址内出土物较少。再者由于处于风蚀作用的自然地理环境,而非沉降堆积,生活堆积和遗址废弃后也很难被掩埋形成地层堆积。

(二)遗迹方面的特点

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的遗迹从种类上和数量上都无法与中原定居农业地区的丰富程度相比,常见的遗迹形式主要是石结构建筑、墓葬、岩画等[4]。

石结构建筑主要发现于山麓地带,包括石筑高台、石围墙基址。石筑高台平面为圆形或近圆形,多建于山坡地势较高、视野开阔且较平缓的坡面上。从各高台的规模、高度及其所处的位置,可以推定其不是普通的居住遗址,用途似与某种仪式活动有关,可能是一种礼仪性或宗教性质的建筑。石围墙基址,规模有大有小,其中部分可能是居住遗迹的基址,部分应是圈栏基址。

在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文化的墓葬中,形式多种多样。墓葬的平面形式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的区别。地表形式有起堆和不起堆的区别,又有土堆和石堆的区别。墓葬的周围设施有有无石围的区别;石围的平面形式有圆形、方形等区别;石围的构成又有卵石垒砌、块石垒砌、片石垒砌、立石环绕等不同的形式;还有墓葬周围立有鹿石和石人的形式。其中,尤以“石板墓”最为常见。显然,这些多种多样的墓葬形式,应该表现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在草原地区考古学资料中,墓葬及其包含物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岩画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区东起大小兴安岭西达里海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分布,从岩画的内容看,以动物类图像为主,也有狩猎、骑马、骑骆驼、车辆等图像,大多与古代游牧民族文化有关。

石结构建筑遗迹、岩画、墓葬是古代游牧文化的主要的遗迹形式,大多是靠山分布的。牧民的冬季营地一般选择避风、向阳、水草丰富的一些山岭的东南侧和山脉深处有水源的较平缓的山谷地带,所以在山麓火山前缓坡上,会有一些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的建筑遗迹。而冬季营地附近的山坡上,有可供刻绘岩画的岩石,同时居住在冬季营地的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刻绘岩画,所以许多岩画都分布在冬季营地附近。另一方面,长年生活(留守)在冬季营地的老弱病残者最容易死亡,他们死后一般都埋在冬季营地附近。即使是出外游牧的青壮年,由于各种原因死亡后,也往往要运回冬季营地附近埋葬。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石结构建筑、石筑墓葬、岩画几类遗迹是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主要特征,它们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组合共存关系,这应是古代游牧文化遗迹分布的一个重要规律。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对甘肃西北部、新疆东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单独的岩画点和墓葬点进行了复查,结果在岩画点周围找到了石筑墓葬,在石筑墓葬附近的山坡上也找到了岩画,在一些墓葬和岩画点的附近也找到了数量不等的石结构建筑。石结构建筑的数量多少与遗址的规模大小相关,一些小规模的墓葬群或岩画点附近未发现石结构建筑遗迹。

(三)遗物方面的特点

由于古代游牧文化本身的特点,遗物的埋藏量和出土量都远远少于农业文化遗存。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为适应其频繁游动的生活方式,一般日用品数量较少,且较多使用的是便于携带的不易破碎的物品。游牧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内常见的出土物主要是数量很少的金属器和陶瓷器。而陶瓷器因其质地易碎,且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域,由于自然的风蚀作用作为陶器制作原料的粘土堆积十分少见,所以陶瓷器的数量比较少。而木器和皮革制品等在一般情况下无法保存下来,仅在沙漠或冻土地带等特殊环境得以保存。

从已发掘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包括青铜器在内的一些金属器物资料看,一个遗址,一个墓地,出土的器物往往是形式多样,缺乏明显的联系和稳定的组合,表明器物的来源比较复杂;另一方面,在一个包括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在内的很大的区域内,某些形式的器物在各地都有发现。前一种现象表明同一游牧人群使用的器物来自不同的产地,后一种现象表明同一产地的器物可以被游牧民族带往各地。这两种现象实际上都表明游牧民族使用器物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也表明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特别是骑乘马的广泛使用,在整个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区内,其遗物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各地的形制十分相似,形成了所谓的“斯基泰三位一体”:武器、马具、动物风格的艺术。这一现象应该是许多因素造成的,畜牧人居住环境的类似性、从事同样的经济活动、游牧的生活、大体上相同的社会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由类似的经济与社会因素所决定的类似的意识形态等等因素,都肯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文化交流(包括部落迁徙)在这种同一性的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草原地带古代文化遗存的属性判断问题

在草原地区特别是农牧交错地区的考古学调查、发掘以及研究过程中,依据那些特征、根据什么标准去判定某一遗址或墓葬是不是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多是基于对游牧社会的“畜牧生计”和“移动性”的特点的理解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出推断的: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转徙无常”、居无定处的生活方式出发,以是否发现定居遗址去判定一种文化遗存是否属于游牧文化;从遗址或墓葬中是否发现农业生产工具作出推定;或以遗址内动物骨骼特别是以猪、羊、马等家畜骨骼的有无、多少来推断其是否属于游牧文化的遗址;或依据出土物品的形制、风格、装饰方面的特点去分析探讨。

毫无疑问,从抽象概括的角度来讲,这些特点是游牧文化的主要特征,在针对一定范围内的考古学遗存进行判断其属性时,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如果把这些特点作为判定标准去针对一个具体的特定的遗址或墓葬,仍是值得探讨的。

因为任何一种经济生活模式,只是该地区的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主体经济,而不是唯一的绝对单纯的;虽然文献中常强调游牧人群“食肉饮酪,不事种植”,但事实上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因时因地尽可能以各种手段利用各种资源,绝非纯而又纯的游牧社会,对畜牧生计的依赖程度随着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而变化,而特定时段的具体社会组织,有可能存在定居和其他生计方式。因此即使发现有定居遗址或农业存在的证据,也不能就断然否定其可能是游牧文化的遗址。

有的学者在论述中以遗址内动物骨骼的统计分析特别是以猪、羊、马等家畜骨骼的有无、多少来推断其是否属于游牧文化的遗址。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游牧民族的遗址很难形成(如前所述),在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虽然日常生活是以肉乳为主,但其食后所遗留的动物骨骼很难被埋藏下来,而多是散落在地表,长时间的自然风化腐烂,再加上草原上如狼、狗等肉食动物的存在,能够保留下来的动物骨骼反而很少。一般有包含物比较丰富的地层堆积的遗址绝大多数都是定居生活形成的,因此,其中动物骨骼的多少,表明的只是农业经济加家畜饲养或是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中畜牧经济所占的比例的差别,而不是游牧与定居的区别。

器物的形制、风格、装饰方面的特点体现了人们共同体的某些特定的精神因素,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来说,一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某些偶然因素,会造成他们特定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审美观念等,而正是这种特定的精神因素,决定了一些各个人们共同体都使用的物品尽管其用途、制法、使用者的生活环境非常类似,却分别出现自己的特殊形态、风格、装饰特点。[2]因此,从器物的形制、风格、装饰方面的特点去推断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属性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运用中,需要避免绝对化、简单化,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特定风格特征的某些物品也会随着人员的流动、物品的贸易交换以及文化的交流影响出现在其他地区或其他人群中。

其实,现阶段我们对游牧文化遗址的判断还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判定标准。学者们的推论主要还是基于遗址或墓葬所处的地理位置,结合某些文化特征以及一些历史文献做出的逻辑推断。换句话说,一些遗址或墓葬,因为是发现于草原地区或长城沿线地带而被推定为游牧文化的遗存,而在中原农业区域发现的具有相同的或类似文化特征的遗址或墓葬,就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属于游牧文化。

对古代游牧民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认识理解须基于对游牧生活方式的了解。因此有必要在现代的游牧民族中作一些民族学调查,实地去体会理解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通过类似实验考古学的民族志调查,对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化的深入研究,以相对和辨证的观点来理解游牧社会的“畜牧生计”和“非定居性”,去了解在游牧生活方式下,能够形成什么样的遗存,哪些东西能够保留下来,其中又有哪些特征确实能够作为判断游牧文化属性的指针,在此基础上去探寻建立判断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标准。

四、考古学文化遗存与古代民族的对应关系问题

考古学文化“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依存”。“一个文化不能有一种特征来划分,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找到类似的文化因素。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划分开来。”“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是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他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5]用柴尔德的话来说,“考古学者采用文化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群人或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6]

基于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及其主要特点与族群或民族的概念有较大部分的重合之处,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对考古学资料与有关游牧民族文化的文献资料的对照研究来推测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对考古学资料的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利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调查与研究,分析和确认各遗址的主要文化特征,划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只有把握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才能进一步确认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域,同时利用各遗址的出土物及现代测年技术手段确定其年代。对文献资料的研究,首先是要对文献资料的可靠性进行考证,详细深入研究有关文献记载,确定可靠文献记载的某一民族或部族活动的年代;确定某一民族或部族一定时期的活动地域,包括活动的中心区域以及势力范围和势力所波及的近邻区域;根据文献资料分析推断某一民族或部族在确切的年代和地域范围内的主要文化特征,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主要区别。在对考古学资料与文献资料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在时代、分布地域、文化特征等方面进行对照研究,来推定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族属。

当然,现阶段对草原地带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族属推定仍是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首先是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其次是草原地区各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再者是同一地区曾被不同民族占据。另外,对考古学文化划分特征的选取以及对族群概念的理解的不同,也是制约对草原地带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判定的因素之一。

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是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对早期游牧人群的研究,考古学资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着重强调的只是在研究过程中,要意识到其局限性,认真谨慎地分析使用考古学资料,避免简单化、绝对化,而不是否定考古学资料的重要性。

[1]肯·达柯.理论考古学[M].刘文锁,卓文静,译.长沙:岳麓书社,2005:47.

[2]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134-136.

[3]石蕴宗.内蒙古农业地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20-31.

[4]王建新,刘瑞俊,等.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调查[J].考古与文物,2005(2).

[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253,15.

[6][英]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M].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8.

On the Use of ArchaeologicalData in Nomadic Culture Studies

L IU Rui-jun

(College ofLetters and Culture Heritag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79,China)

It iswell known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re very important in history and culture studies,especially in nomadic culture studies.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three aspects:the limi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data,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madic relics,the difficulties in the nomadic studies.It argues that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limi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data in nomadic culture studies.We need strictly analyze and use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avoid oversimplification and absoluteness.

nomadic people;history and culture studies;archaeological data

C95

A

1008-2395(2010)03-0086-05

2009-11-06

刘瑞俊(1966-),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教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考古学教学以及北方民族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