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梦龙“三言”的教化艺术

曲成艳

(长春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吉林长春130032)

论冯梦龙“三言”的教化艺术

曲成艳

(长春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吉林长春130032)

“三言”教化思想的表现不是流于表面的苍白无力,而是紧紧抓住市民心理的发人深省。作者冯梦龙利用市民阶层熟悉的话本小说形式,写作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小故事,把因果报应思想与儒家教化主题巧妙结合,醒彻读者心灵,使教化主题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冯梦龙;三言;教化

“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明末文人冯梦龙创作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梦龙的创作开拓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创作的新形式——拟话本,即模拟话本(说书人的底本)的形式,以说书人的口吻、用通俗语言摹写新兴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小故事,赋予儒家伦理教化的主题,其审美趣味与创作形式上处处体现着时代特色,得到市民阶层的喜爱,引起了一股模拟创作的潮流。如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不但创作形式上模拟“三言”,连“三言”的“教化”主题也一并承袭过来。《初刻拍案惊奇·序》曰:“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1](P3)

继凌氏之后又出现了若干模仿之作,但是因袭守旧,尤其对教化主题发挥的毫无韵味,造成了拟话本末流的乏味枯燥,甚至通篇充斥着喋喋不休的说教,渐渐引起读者的反感,最终葬送了拟话本的大好前程,对此后世研究者多有批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拟作末流”的教化方式进行了批判,指出“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2](P3)

然而“三言”不仅在拟话本小说中独树一帜,其教化主题的表达方式也技高一筹。其教化思想的表现不是流于表面的苍白无力,而是紧紧抓住市民心理的发人深省。这与冯梦龙创作上的独具匠心密切相关,“三言”在创作上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形式上的特点,包括语言的通俗易懂、拟话本的表现形式、故事类型的时代性、内容的传奇性等,深深吸引着广大市民读者;二是主题思想的特色,即民间信仰之因果报应思想贯穿始终,以市民阶层的信仰动市民之情,晓儒家伦理,民间信仰核心之因果报应思想与儒家教化主题的巧妙结合,醒彻读者心灵,使教化主题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并随着故事流传不衰。

一、“三言”写作形式对教化主题的作用

(一)语言通俗、俚俗,活泼诙谐

冯梦龙用当时的通俗语言创作“三言”,即与文言文相对的白话文形式,更好地阐述教化主题、传播果报思想,取得了预期效果。这得益于作者对读者对象的准确定位,“三言”的创作目的在于教化市民,扭转世风,其期待读者是广大市民阶层,作者运用通俗语言的目的就是让“俚妇沽儿”,即文化层次不高的市民阶层来读懂这些故事,理解儒家伦理。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平与审美层次是作者考虑到的问题,作者在《古今小说·叙》中说道:“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3](P10)

通俗的语言使作品更加生动活泼,能够为市井小民理解,是为天下之“俚耳”写作的必要条件。只有广大市民群众在文学接受上没有障碍,才能达到教化的艺术效果。市民读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娱乐,通俗易懂的语言更能使小说流传广泛,使故事深入人心,使教化的宗旨得以潜移默化的实现。

冯梦龙还把市民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俗语警句融入其中,使语言更为俚俗化。恰当时机插入俗语警句,不仅言简意赅,而且能让市民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读者点头微笑中把道理根植在心里,使读者爱不释手,广为传阅。以《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文中多次使用俚言俗语,亲切自然,惟妙惟肖:“正是: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4]

可见,俚言俗语的运用,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为小说增添了质朴活泼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中接受教化的洗礼,更好地促进了教化主题的实现。

(二)拟话本的叙述形式能够自然地与读者交流心得

“拟话本”产生在明代后期,是供案头阅读的模仿话本形式创作的短篇小说。冯梦龙对这种写法的运用非常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借鉴话本的场次特点,创作情节集中又短小精悍的故事。古人“说书”分场次,每一场都有时间限制,时间太久会使听众和说书人感到疲惫,情节的拖沓绵延又往往使听众失去兴趣。所以,说书先生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需要把一个长篇故事分成若干个生动的小故事来分场次讲述。拟话本小说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个特点,把一个个故事叙述的完整、精练、生动,提升了故事的吸引力,抓住读者的眼球,给人印象深刻。故事短小,不使读者疲惫,又朗朗上口,利于传诵,极大地推动了“三言”故事的广泛传播,使“三言”故事及故事中承载的伦理道德在市民阶层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次,作者在行文中时不时以说书人的口吻评论几句,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口吻语重心长、平易近人,很好地引导读者,点化伦理道德。看这两个例子:

“说话的,难道真个没有第二个了?看官,我再说一个与你听。你道是哪一朝人物?却是唐末五代时人。那五代?梁、唐、晋、汉、周,是名五代。”(《喻世明言》卷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儿》)[4]

“怎么叫做填词?假如李太白有《忆秦娥》、《菩萨蛮》,王维有《郁轮袍》,这都是词名,又谓之诗余。”(《喻世明言》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4]

在作品中作者直接充当了说书人的角色,使他的说教非常自然,不显出丝毫突兀。读者对说书人说书的情形非常熟悉,感到十分亲切,作者与读者融为一体,仿佛是说书的老郎在娓娓讲述,并不时的用市民熟悉的俗语警句评论故事,让读者在亲切的氛围中与作者交流心得,自然而然地达到教化的目的,并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故事的时代性和奇异性

“三言”的故事中反映了很多时代性的东西,比如《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卷十八)活灵活现的展示了一个小商人发家史,表现了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的迅速发展。类似题材的还有《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杨八老越国奇逢》(《喻世明言》卷十八)等等;《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卷十八)、《钝秀才一朝交泰》(《警世通言》卷十七)等故事则表现了明代社会对科举考试的痴迷及下层知识分子生活;《桂员外途穷忏悔》(《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喻世明言》卷二十六)等反映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对人的诱惑越来越大,市民阶层的道德底线在动摇。无论故事发生在哪个时代,经作者改编后,都能与时代接轨,传达时代信息,使教化主题与时俱进。

明代后期,民间信仰非常活跃,市民猎奇心理强烈,出现了很多言神志怪的小说,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三言”中此类故事很多,如《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喻世明言》卷二十)、《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喻世明言》卷十九)、《崔衙内白鹞招妖》(《警世通言》卷十九)、《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皂角林大王假形》(《警世通言》卷三十六)等,“三言”中这些传奇故事有很强的追求奇异的倾向,迎合了市民读者的兴趣爱好。同时,作者借助神奇故事的核心内容——因果报应思想来教育民众,警示人心,希望读者从故事中吸取教训,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达到使社会风俗醇厚的教化目的。

二、对民间信仰的有效利用

从“三言”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通篇谈论因果报应的比较少,大多数故事都是以普通人为主人公,或者叙述爱情,或者演绎重逢,或者赞叹友谊,或者颂扬正义,故事对市民读者来说很亲切,故事中很自然地贯穿着民间信仰的一些形式,比如占卜、相面、占梦、拜神、许愿等,读者也顺其自然地接受。作者则有效地利用了民间信仰的核心思想——因果报应,给动人的故事赋予因果报应的主题,使读者产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的认识,达到惩戒人心的教化目的。

作者利用民间信仰的果报思想进行教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善行的善报来引诱人,使人产生艳羡的心理、向往的念头;另一方面用恶人的恶报来威吓人,震摄人的灵魂,使人反省恶行,多行善果。

(一)善有善报的诱惑

“阴德说”是善有善报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做的任何事情,在阎王那里都有备案,人们的各种好的际遇也往往是阴德所致,阴德是需要积累的,因为它不但影响个人的命运也对子孙后代产生直接的影响。“阴德之说”在民间根深蒂固,是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言”中的表现非常突出,让我们从“三言”的故事中来体会阴德的巨大作用。

阴德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裴晋公义还原配》(《喻世明言》卷九)的故事中,作者对面相与阴德的关系发表了议论:“然虽如此,又有一说,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贵相之人,也有做下亏心事,损了阴德,反不得好结果。又有犯着恶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积阴功,反祸为福。此是人定胜天,非相法之不灵也。”[4]

民间的面相思想认为,人的命运已注定,从面相上可以看出人一辈子的命运,是人前生的因果所至,所以人生尽量随缘,不必枉劳碌。但是这个理论损害了人们乐善好施的积极性,而阴德之说的提出就化解了这种矛盾,告诉人们还是应该积极的做好事、积阴德,命运不好的也有回转的余地,加强了人们善有善报的信念。如“裴度还带”的故事,裴度命中注定饿死,后来因为拾到三条珍贵的宝带并归还失主,就积下阴德,改变命运,一生荣华富贵。

不仅如此,阴德还能让命中无子的人连生三子,科第不绝,《将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中的吴知县:当吴知县看到自己的妾——三巧儿和蒋兴哥仍然有着深厚的夫妻情分的时候,他毅然成全他们夫妻团聚。这种做法虽在情理之中,但又在常理之外,最终吴知县得到善报:“此乃吴知县之厚德……此人向来艰子,后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纳宠,连生三子,科第不绝,人都说阴德之报,这是后话。”《单符郎全州佳偶》(《喻世明言》卷十七)中:“李英道:‘若得阿姊为我方便,得脱此门路,是一段大阴德事。’”/“春娘无子,李英生一子,春娘抱之,爱如己出。后读书登第,遂为临安名族。”[4]

(二)恶有恶报的威吓

另一方面是极力描写恶人报应的可怕,使读者惧怕恶报,三思而后行。文中的报应的描写极为可怖。

(1)贪色者

病死且妻子改嫁的陈商: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中陈商不惜重金收买牙婆为他勾引独自在家的三巧儿,结果虽然得逞,却客死异乡,自己的老婆最后成了兴哥的妻子,而三巧儿被休之后沦落他乡与人为妾,后来虽然与兴哥团聚,但是已经由正妻沦为小妾。“诗曰:天理昭昭不可欺,两妻交易孰便宜?分明欠债偿他利,百岁姻缘暂换时”/“有诗为证: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4]

被正法且妻子改嫁,断子绝孙的梁上宾:在《陈御史巧堪金钗钿》(《喻世明言》卷二)中梁上宾奸淫表弟的未婚妻阿秀,导致阿秀含羞自尽,鲁公子被冤受刑,结果陈御史破了此案,梁上宾人头落地,梁妻田氏改嫁鲁公子。“(鲁公子)连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鲁,一姓顾,以奉两家之宗祀。梁尚宾子孙遂绝。诗曰:‘一夜欢娱害自身,百年姻眷属他人。世间用计行奸者,请看当时梁上宾。’”[4]

家破人亡的的乔彦杰:《乔彦杰一妾破家》(《警世通言》卷三十三)可怜乔彦杰因贪色娶小妾,导致女儿被奸污,妻子杀人被正法,全家死与非命。

(2)贪财者

得不偿失的倪善继:

“倪氏门中,只有这一枝极盛,善继两个儿子,都好游荡,家业耗废。善继死后,两所大宅子,都卖与叔叔善述管业。里中凡晓得倪家之事本末的,无不以为天报云。诗云:‘从来天道有何私,堪笑倪郎心太痴。’”(《滕大尹鬼断家私》(《喻世明言》卷十))[4]

《桂员外穷途忏悔》(《警世通言》卷二十五)中,贪财负义的桂员外不但家破人亡,而且托生为犬,终日以粪便为食。

贪小利而丧命的众人:见《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喻世明言》卷二十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卷三十三)、《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卷三十四)等等。

(3)卖国求荣、陷害忠良者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喻世明言》卷三十二)中奸臣秦桧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结果自己被岳飞的鬼魂索命而死,儿子秦嬉在地狱饱受折磨,不久另一个儿子也死了,后夫人亦死。“果然是人间私语,天若闻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4]

总之,民间信仰的因果报应思想被作者发挥、提炼,为教化主题服务,因果报应理论与教化主题相应和,抓住民间信仰心理,以善人善报来引诱众人积德行善,以恶人恶果来警告人们切勿作恶,达到了深层次的教化效果,实现了教化目的。

[1]〔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明]冯梦龙.全像古今小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4]〔明〕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曲成艳(1980-),女,长春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助理编辑,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佛禅与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