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厢记》中僧侣形象的世俗性

刘晓芳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论《西厢记》中僧侣形象的世俗性

刘晓芳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西厢记》中塑造了一群世俗色彩浓厚的僧侣形象,僧侣本该念经礼佛,修心养性,可是《西厢记》中的僧侣六根不净,他们并不遵守佛家的戒律。《西厢记》中的僧侣精明世故,贪恋钱财,他们还喜好女色,小和尚法聪竟然和张生讨论崔莺莺的小脚,在法堂上众僧侣被崔莺莺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这些僧侣形象的塑造可说是《西厢记》的一大亮点,世俗化的僧侣形象既增加了作品的喜剧色彩,迎合了市民的口味,同时也是了解元代僧侣生活的一份重要素材。

《西厢记》;僧侣;世俗性

《西厢记》是元代杂剧史上的一朵奇葩。在《西厢记》以前,没有谁像它那样鲜明的提出“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西厢记》以它绚丽无比的光彩,照亮了封建时代昏沉的夜空。在《西厢记》中,塑造了一群世俗色彩浓厚的僧侣形象,这些僧侣形象的塑造可说是《西厢记》的一大亮点。僧侣本该虚静淡泊、念经礼佛,修心养性,可是《西厢记》中的僧侣六根不净,他们并不遵守佛家的戒律。佛教戒律有“四波罗夷法”:即以淫、盗、杀、妄语等行为为重罪,犯者必须摈除僧团,但是《西厢记》中的僧侣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些戒律。他们贪财、爱色——浑如生活在俗尘中的世人。

一、僧人形象的世俗性

(一)情欲

佛门弟子是不能有淫邪之心的,只有断绝了情欲,才能心境澄明,自在安乐,修得正果,但是《西厢记》中的僧人却没有摒绝情欲。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中法聪和尚竟然和张生讨论莺莺的小脚,张生说:“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缢之金。”法聪问道:“偌远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系着长裙儿,你便怎知他脚儿小?”张生又回道:“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1]法聪竟耐心的听完了张生的这些疯话,然后才说:“休惹事,河中开府的小姐去远了也。”更可笑的是,在《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众和尚见到莺莺的美貌时丑态毕露,文中写道:“老的小的,蠢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因了莺莺的美貌,众和尚真可谓神魂颠倒。

本来,出家之人切不可淫,《楞严经》卷六云“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掸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干劫,只名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沙石成故。”但是《西厢记》中的僧人看到崔莺莺的美貌时会心动,在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长老法本竟然在法堂上高叫:“两僧廊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作为长老,竟以“色”来诱惑众僧退敌,全然不像一个方外之士,却是一个尘俗之人。

(二)物欲

佛教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的假象、幻影,都无自性,都是“空”的,所以对于一切事物都不可刻意追求、苦苦执着,倘若痴迷于钱财酒肉这些东西,就会产生烦恼,就会“不明”。但《西厢记》中的惠明和尚喜好酒肉。他“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他豪爽仗义,喜好喝酒吃肉。而《西厢记》中的法本长老是一个贪生怕死,善于接人待物,深谙人情,精明世故,十分贪财的人。

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长老法本与张生初次相见,张生说他的父亲官拜礼部尚书,是一个十分有名望的人,因为生病不治,所以于五十多岁不幸逝世。张生刚介绍完家世,法本就关心的问道:“老相公弃世,必有所遗”,初次相见,长老竟然关心起张生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多少财产。也是在第一本第二折中,法本长老假意与张生客气一番之后,最终还是收下了张生所赠的银两。法本又因贪恋钱财,把西厢出租给了张生居住。更可笑的是,法本因收了张生五千钱的拈香钱,所以允许并不信佛的张生参与超度崔相国的佛事,可是又恐被老夫人怪罪,所以竟然撒谎说张生是他的亲戚,《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法本撒谎道:“贫僧一句话,夫人行敢道么?老僧有个敝亲,是个饱学的秀才,父母亡后,无可相报。对我说央及带一分斋,追荐父母。贫僧一时应允了,恐夫人见责。”堂堂普救寺的住持,为了五千钱撒谎,真是利欲熏心。

二、塑造世俗化僧人形象的原因

(一)迎合市民的审美要求

戏剧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是舞台艺术,必须要考虑欣赏者的感受。在元代,随着商业的繁荣发展,大中城市开始涌现,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他们成为戏剧作品的主要欣赏者,他们喜欢浅俗生动、风趣新奇、简单易懂、贴近自己生活的剧作品,他们的欣赏目的多为娱乐。作为创作主体的剧作家,不能不考虑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喜好爱憎。《西厢记》中世俗化的僧侣形象迎合了市民的审美要求。在《西厢记》中,僧侣身上没有神圣的光环,他们平凡无奇的存在人间,他们也贪财、世故、精明、好色……也有市井市民所拥有的优点和缺点,作家拿这些僧侣来嘲讽戏谑,自然能够博得市民一笑。当市井小民们看到不念经、好酒肉、爱厮杀的惠明和尚,看到法聪小和尚竟然与张生谈论崔莺莺的小脚,看到众僧侣为莺莺光彩照人的美貌神魂颠倒、丑态毕露时,市井小民们的期待视野自然能够得到满足。

(二)为作品服务

在《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是在普救寺中萌生、发展和成熟的。在这庄严肃穆的普救寺中,住着的是一群世俗化的僧侣,惠明和尚讨厌吃素,“吃菜馒头委实口淡”,长老法本屡屡参与到张生与莺莺的爱情纠葛当中,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既会讨好老夫人,也不得罪张生,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获取钱财。在作品中,这些本该绝情去欲的和尚,却有着七情六欲,他们一个个凡心未退,充满着对情对物的渴求。这些世俗化僧侣形象的塑造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市民的口味,同时也迎合了剧本的需要,这些僧侣形象的塑造并不游离于剧本之外,而是与剧本融为一体,为作品故事发展和人物塑造服务的。如果没有法本的贪财世故,张生就没有机会入住西厢;法堂上众僧为莺莺神魂颠倒是为了烘托出崔莺莺的美貌。佛寺本是六根清净、修心养性的场所,在《西厢记》中竟成了培育张生、莺莺爱情之花的园圃。这些本身就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它既是对封建礼教的无情嘲弄,增加了作品思想的厚度,也使整个戏剧充满了浓厚的喜剧色彩。

三、塑造世俗化僧侣形象的意义——反映了元代佛教的世俗化

《西厢记》创作于元代,艺术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西厢记》中僧侣形象的世俗化摆脱不了现实生活的影响。元代僧侣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他们贪财,饮酒,拥有世俗的情欲。《西厢记》中的贪财好色的僧侣形象生动的反映了元代僧侣生活的世俗化。

佛教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佛教从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受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就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至金元时期,佛教世俗化特征明显。在元代,统治者特别崇信佛教,僧侣在元代的地位很高,僧侣享有任官特权、司法特权、经济特权,寺庙的“金、银、钞、帛、矿产、邸舍、酒店、湖泊、库藏、田宅、奴仆、牧畜、农夫、耕牛,莫不用为赏赐之具”,[2](P136)此外,元代统治者还赏赐给寺庙大量的土地,“僧侣种田免租,营商免税,一切差役不承当”。[2](P136)在元代统治者的扶持和保护下,寺庙享有了巨大的财产,但是僧侣们并不知足,他们还是利用一切机会聚敛钱财,僧侣们“视外物重于身,愈有而愈为”。[3](P299)又由于元代城市的繁荣,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强烈地刺激了寺院经济同世俗社会的联系,所以元代的僧侣不可避免的染上了世俗的色彩。在拥有大量钱财之后,僧侣不再安于淡泊无欲的生活,他们开始考虑怎么享受,所以僧侣们开始饮酒吃肉,《元典章》就指出僧侣“饮酒茹荤”。[3](P697)钱财酒肉还不能完全满足僧侣们的欲望,他们又把目光投向情欲的满足,僧侣们喜好美色被人们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享受着世俗的生活,身上充满了市井气、世俗味。而《西厢记》中所塑造的法本和尚世故贪财、众僧贪恋美色、惠明喜好酒肉,这些有情有欲的僧人形象反映了元代出家人的某些生活侧面,为我们了解元代僧侣的生活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素材。

综上,《西厢记》中塑造了一群有情有欲的僧侣形象,这些拥有世俗情欲的僧侣形象既增加了作品的喜剧色彩,满足了市民的审美要求,同时也是元代僧侣生活世俗化的反映。《西厢记》中世俗化僧侣形象的典型性和时代意义不容忽视。

[1]王季思校注.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蒙思明.元代的社会阶级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刘晓芳(1986-),女,西南大学文学院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