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慎行诗学浅议

陈宇舟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清初之宋诗派诗人，若以创作成就而论，当首推查慎行。《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曰：“明人喜称唐诗，自国朝康熙初年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然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数十年来，固当为慎行屈一指也。”［1］2352在乾隆时期，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们在诗学观上多尊唐而抑宋，对于慎行“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的评价，可谓是格外的褒扬。

一

查慎行三十岁之前，行迹多不出乡里；康熙十八年（1679）和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先后入于同邑杨雍建与族父查培继幕中，舟车南北；康熙二十三年（1684），查氏入都游于太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受聘为相国子揆叙之馆师。虽然其后多年，查氏困顿于场屋，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方登进士，但长期的京师生活使之有机会与都内名士广泛酬唱交接。查氏活跃于京师并渐以诗名于坛坫之时，正值宋诗风式微，而王士禛始以神韵说流布天下之际。慎行作为宋诗派中的一员，却并未趋从于时风，或是执着于宗唐师宋、格调神韵等诗法之争，而是一以贯之地主张兼采于唐宋，并以情志为先导的诗学观念，这和他早年所受的诗学熏陶密切相关。

清初的宋诗好尚先是由钱谦益发起，进而及于黄宗羲、吴之振、吕留良等人；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后，再经由王士禛之推介兴起于北方士大夫之中。可以说，在清初宋诗风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以东南一带遗民为主的群体与一个以北方京师官僚士大夫为主的群体。宋诗风的传播，是由南方而及于北方，由草野而及于馆阁的，而以黄、吕、吴为代表的浙省诗人在这一过程中当居首功。查慎行为黄宗羲之及门弟子，与吴之振、吕留良亦有交接，有此大的诗学环境，查氏的诗学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查慎行青少年时期，即从游于其丈陆嘉淑门下。陆嘉淑，（1620-1689），字子柔，又字孝可，号冰修，又号射山，晚号辛斋，浙江海宁人。明季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荐博学宏词，力辞不就。以诗文名于一时。陆嘉淑是查慎行的同里前辈，亦是复社名士，他同慎行之父查崧继，及族中长老如查继佐、查培继皆相友善。查培继曾馆于陆嘉淑之带星堂，顺治三年（1646），江上兵溃后，在鲁王朝中任职的查继佐潜归乡里，所居亦与嘉淑比邻。其时除查、陆二氏外，与之卜邻的还有潘廷章、沈商书、沈亮宋等一干文士，诸人往来无间，“行吟互答，极一时文燕之盛”［2］357。陆嘉淑与查崧继两家指腹为婚，在慎行襁褓之时就已为之定下终身，可见友情之深笃。入清后，陆嘉淑以遗民游于大江南北，一时名士多与之交。

在乡邑时，陆氏还与黄宗羲兄弟、吕留良、吴之振等相善。顺治十七年（1660），吕留良与黄宗炎、黄子锡、高旦中、朱声始等，相约卖艺，鬻售字画方印，并有《卖艺文》之作。这一次的卖艺之举，是遗民群体表达他们与清政府不合作、不妥协态度的一种方式，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次年，陆嘉淑、黄周星等亦参与其中，其声势愈盛。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吴之振等人集于吕留良宅中，开始编选《宋诗钞》。陆嘉淑时常过访，与众人在吕氏力行堂中分韵赋诗，情谊欢洽。康熙七年（1668）、康熙十六年（1677）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间，陆嘉淑曾三入京师，同王士禛、施闰章、梅庚、邵长蘅、朱彝尊、周筼等都内名彦过从甚密，为连接南北诗坛一重要人物。由于乡风之濡染，陆氏论诗亦亲近于宋，在宗宋诗风由南及北的传播过程中，其以南人之身份活跃于北方诗坛，客观上对宋诗派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康熙七年（1668），陆氏首次入京，有诗《与王阮亭》云：

风雅历绵祀，遗芳一何繁。

无论汉唐彦，变化难具言。

扬波挹其澜，岂必卑宋元。

鲜妍杨诚斋，沉至虞道园。

吾家老放翁，笔力差澜翻。

盛明起诸子，才力洵绝伦。

欲使百家废，坐令群论喧。

不闻杜少陵，倔强妄自尊。

阴何与虞鲍，时时见推论。

蜩螗沸排击，大雅迷荒屯。

矫矫王仪部，沉博破其藩。

网罗八代遗，英华列便蕃。

朗然发光耀，如映朝日暾。［3］

其时《宋诗钞》之编撰尚未完成，京内并无讨论宋诗之氛围，陆氏为宋、元诗歌张目，在北方诗坛可谓是开风气之先。

陆嘉淑之推举宋诗，还根源于其注重诗歌之个性精神，主真重变的诗学追求，有谓：

诗文须觉此时必有此集方足传。盖李、杜变六朝，故不可无李、杜；韩、白变李、杜，故不可无韩、白。宋之苏、黄、陈、陆皆然。今予所作，既不能自立门户，又耻学一家言，奚足传后世耶？［3］

在陆氏看来，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都是诗歌发展因变的产物。后代的诗歌，只有在广泛学习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反映出各自时代的风貌，即“此时必有此集”，才能充分体现诗歌本身的价值所在，符合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为慎行《慎旃集》所作序中，他则反对强分唐宋、各为门户，而以情志为诗文之先导，曰：

今之称诗者，挟持唐宋，颂酒争长，各为门户，余窃以为皆非也。夫诗何分唐宋，亦别其雅俗而已。古之诗人，其志洁，其行芳，自托于芝兰芳草，而绝远萧艾。故虽至坎壈失职，欲曲于倾舟骇驷之途，而耿介特立，终不移于颓俗。以此求之，陶彭泽、杜浣花之流，操持卓荦，磊砢傲兀，凛凛皆有国士风。故其为诗，迥然自远于俗。即白分司讽喻、闲适诸篇，言近指远，一唱三叹，真得风人之遗，与元亮、子美同其根柢，而不知者妄谓之俗。呼呼！耳食拘墟之徒，又岂足与论六艺之旨趣乎？［4］1756-1757

其序中称赏陶、杜“迥然自远于俗”之语，也可谓是陆氏诗学精神的自我写照。查慎行从之学诗，亦经其介绍，得以结识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等前辈诗人。康熙十二三（1673-1674）年间，吴之振由京师返回乡里不久后，查慎行就亲往黄叶村庄，问诗于吴氏。吴之振《次韵答盐官查夏重》有云：

支户温经可雀罗，朅来好友共编摩。

探花不惜冲泥去，问字还期载酒过。

药里关心春事少，诗囊压担客愁多。

论诗别药吾无让，其奈难留十日何。［5］709查慎行诗集之编，始于康熙十八年（1679），在此之前，其于吴之振投赠之什已不可考。但从吴氏诗中，可略见查氏当日问诗之情景。至康熙十九（1680）、二十年（1681）间，慎行随杨雍建至黔，与吴氏之间仍有诗书往来，吴氏有《次韵答查夏重黔中见怀》之作，诗云：

读易闲工可织帘，暂劳心力得相兼。

抚躬我已违时好，开口君应避俗嫌。

才士风怀原跌宕，天涯诗律益精严。

驱车弗叹栖栖者，为语前贤突不黔。［5］750宋诗风在康熙十年（1653）吴之振携《宋诗钞》入都后在京内渐兴，至康熙十九（1680）、二十年（1681）间，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并于此时达到一个高潮。但是，从吴氏赠答慎行的诗中，我们并没能感受到宋诗盛行之情况。相反，他却以“违时好”之非主流自居，并劝勉查氏当“避俗嫌”。僻处于浙北乡野的吴之振并不知晓，此时京师的诗坛状况已不是十年他前携《宋诗钞》入京时，希求一二知己能知赏其音的状况了。不仅是《宋诗钞》庶几“户有其书”，都内士人名流也竞以夸谈宋诗为尚。宋诗风在都内的大盛，多得益于王士禛的揄扬与引导，其中具体之过程，蒋寅先生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中已有详述，此不赘谈。蒋先生对于宋诗派兴衰的表述，主要是根据以京师为中心的北方诗坛为观照作出的判断。但从吴之振赠答慎行诗篇所透露出来的情绪中，我们却可感受到，在清初宋诗风真正发祥所在的东南江浙一带诗坛，宋诗之影响却未有如京师般炽烈。吴之振、黄宗羲等宋诗派诗人，在北方诗坛宋诗风最盛行的阶段，在东南的诗坛上亦未听到太多共鸣的声音。他们对于宋诗的爱好，依然是一种小众的选择。因此，慎行能避于时俗，违于时好，则愈加显得可贵。

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至海昌（今浙江海宁），由于查慎行之父查逸远与岳丈陆嘉淑同黄氏的交往，慎行有机会亲炙于黄氏门下。当其时，与之同时受业的，还有其弟查嗣瑮以及包括《宋十五家诗选》编者陈訏在内的共十五名士子。黄宗羲此次在海昌淹留任教不过数月，但是他对这批门下弟子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慎行晚年在致陈訏《次韵酬陈宋斋拙集见寄之作》诗中有谓：“师门昔多士，存者今才五。相去复参商，鸡鸣感风雨。”［4］1651后自注云：“同邑受业梨州先生之门者凡十五人，今唯宋斋、廷益、梅溪、余及德尹在耳。”［4］1651又有云：“草木年随草木俦，师门昨梦感同游。”［4］1667其师友同门之情，几历五十载而弥新。黄宗羲在海昌之时，传授的内容主要以文章经术为主，但是在授业之暇，他亦常同弟子友朋们讲论诗道，以诗相和，今《南雷诗历》中保存有如《九日同仇沧柱陈子棨子文查夏重范文围出北门沿惜字庵至范文清东篱》、《海盐同彭骏孙陈纬度观海》等篇，都是当时之作。

黄宗羲以学术气节名动天下，而其诗名往往为之所掩。事实上，黄氏是清初宋诗派的中坚人物，也是有清一代影响广泛的浙诗派的开山之祖。钱钟书先生虽不喜梨洲之诗，但对其在当时诗坛独辟蹊径的开创之功却是肯定的，其《谈艺录》中有云：“梨洲自作诗，枯瘠芜秽，在晚村之下，不足挂齿，而手法纯出宋诗。当时三遗老篇什，亭林诗乃唐体之佳者，船山诗乃唐体之下劣者，梨洲诗则宋体之下劣者。然顾、王不过沿袭明人风格，独梨洲欲另辟途径，尤为豪杰之士也。”［6］144黄宗羲论诗注重性情，反对独尊唐诗，强调诗歌随时代人心的不同而产生的发展变化，谓：

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所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7］203-204

在《张心友诗序》中，他为宋、元诗歌辩护，反对以格调论诗之高下，而主张以性情辨诗之真伪：

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图一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扬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8］48黄宗羲论诗最有力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是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简单地就诗论诗；而是将诗道与治道并论，进而将儒者人格与士人精神倾注其中，提倡一种“真气淋漓”的诗歌。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自明以降诗歌拘束于格律声调，尊唐贬宋乃至唯盛唐是法的偏弊。

二

黄宗羲、吴之振、陆嘉淑等诗人以性情为先、不以唐宋画地自牢的诗学观，体现出了清初浙诗派的基本特征。受其浸染，查慎行的诗论也非常显著地与其前辈乡贤们表达出一种共同的论调。在《王勇涛怀古吟序》中，他强调了性情之于诗歌的先导性地位：

今古诗人多矣，乃代不数家者，夫岂排比铺陈、格律音调已哉？当其始，必别有一团英爽精奇、不可磨灭者，得于天、成于学而藏于胸久矣，触事成诗，盖其余业也。善读者窥之隐隐隆隆、磅礴蕴结，究归自然，乃知可与天地古今相终始，作者难，读者岂易哉？汉魏唐宋以迄今，一也。［9］排比铺陈、格律音调等属于诗歌形式技巧方面的内容本该服务于诗歌情志的表达与抒发，而不是反客为主地成为诗歌创作的前提。清初诗坛，云间、娄东诸派复承明七子余绪，注重诗歌的高华声调、博大气象。但是，对格调声律的过分强调易使诗歌陷入到形式主义的泥淖中去。查氏所论承黄宗羲之说，复将性情结合以学问，即以所谓“得于天、成于学”者作为诗歌创作的先决，对诗坛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见解。

在《吴门喜晤梁药亭》一诗中，查氏则主张诗歌当兼宗于唐宋：

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需互参。

皮毛洗尽血性在，愿及有志深劘勘。［4］104梁药亭即是与陈恭尹、屈大均并称“岭南三大家”的梁佩兰。梁佩兰（1629-1705）字芝五，号药亭，广东南海人，名于诗，有《六莹堂集》。此诗作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查氏游于吴门，而梁氏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赴京会试，落第还乡时与查氏相遇。梁氏为慎行前辈诗人，但观慎行诗中对梁氏劝勉之口吻，却有一种当仁不让之概。梁氏诗歌，早年师法七子及高棅等闽中十子一路，以唐音为宗，后渐转益多师，能兼采于唐宋。张尚瑗在为《六莹堂集》所作序中称：“本朝三十年前，蒙叟之旨未畅，学诗者犹王、李也。洎今而宋、元诗格家喻户晓。药亭之为诗，名理于《庄》，旨趣于《骚》，而筋力于《选》，故不犹依傍宋、唐门户者。然其少作，间亦驰骤于十子、七子之间；晚年与新城、商丘诸先生游，则时时瓣香韩、苏，示能兼长。”［10］177新城、商丘即王士禛与宋荦。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有类似之记述，只是人物有所出入，其云：“佩兰才大无垠，早岁之作，尚不脱七子窠臼，及交王士禛、朱彝尊，始参以眉山、剑南。”［11］986按今查之，朱彝尊素来反对宗法宋诗，故两家所陈，当以张氏为准。梁佩兰于顺治十四年（1657）即中得解元，但其后一直失意科场，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方成进士，供职于翰林。梁氏在都内多年，受时风熏染，诗歌风格产生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察梁氏诗风转变的过程，同样也不能忽略如查慎行等南方浙派诗人对之产生的影响。查氏在赠诗于梁佩兰之次年方才首次入京，对于彼时都内日趋激烈的唐宋诗争端并无深刻的了解。但是，他在诗中“三唐两宋需互参”的观点表明，在踏入主流诗坛之前，查慎行就已经具备了成熟而持正的诗学见解，这也使得他日后没有陷入到诗坛的门户之争中去。陆嘉淑、吴之振、黄宗羲等在查氏诗学启蒙阶段的引导，奠定了他一生诗学思想的基调。

查慎行还曾选取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朱熹、谢翱、元好问、虞集等各代诗人诗集以及《瀛奎律髓》加以评点，后乾隆年间张载华辑之成书，合为《初白庵诗评》；在是书卷首纂例中，张氏称：“初白先生博览载籍，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诸家诗集，尤为融贯。每阅一编，必有评语，真所谓一字不肯放过也。”［12］这些也都反映了慎行不以时代为分限，博览纵观、兼采众长的诗法取向。

三

虽然查慎行理论上主张兼宗并采，但是在其实际的创作实践中，由于个性和气质的原因，他则更亲近于宋诗，尤其是受到苏轼的影响很深。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称慎行“所为诗得力于苏，意无弗申，辞无弗达”［13］345，他晚号初白老人，便是取苏轼《龟山》诗“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14］60之意。

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慎行几穷半生之力，完成了《苏诗补注》五十卷之编撰。在清之前，比较流行的苏诗注本为宋人王十朋的《东坡诗集注》，但是王注讹误疏漏之处较多。清初宋诗风渐兴后，对于宋代诗人诗文集的搜集整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康熙十四年（1675），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嘱幕客邵长蘅以宋人施元之的苏诗注本为蓝本，重订《施注苏诗》，欲正王注之错乱。但由于草率成书，是书并未有见得高明于王注。慎行素嗜东坡诗，又不满于王、施二注之陋，便以补注苏诗为己任，广为搜订，以成《苏诗补注》。《四库全书总目》称：

初，宋荦刻《施注苏诗》，急遽成书，颇伤潦草。又旧本霉黯，字迹多难辨识。邵长蘅等惮于寻绎，往往臆改其文，或竟删除以灭迹，并存者亦失其真。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釐正。又于施注所未及者，悉搜采诸书以补之。其间编年错乱，及以他诗溷入者，悉考订重编。凡为《正集》四十五卷，又补录帖子词、致语、口号一卷，《遗诗补编》二卷，他集互见诗二卷，别以《年谱》冠前，而以同时倡和散附各诗之后。虽卷帙浩博，不免牴牾，……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原原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区区小失，固不足为之累矣。［1］2065

查氏的补注，虽然尚有瑕漏之处，但是在当时，已代表了苏诗注本的最高水准。这除了展示出慎行学力之精湛，穷三十年之功以注苏诗的行为本身也可看出他对于东坡的敬慕之深。

除苏轼外，慎行于宋诗人中较为推崇的是黄庭坚，在《初白庵诗评》中，他评黄氏诗曰：“涪翁生拗锤炼，自成一家，值得下拜，江西派中原无第二手也。”［12］黄庭坚是宋诗中影响最大的江西派之代表人物，慎行推重山谷，但却不喜江西派。江西派后学赵蕃有《初十日早立寺门作》一诗，诗云：

春天阴晴无定姿，阴云未卷晴风吹。

青山表见花颜色，绿竹增添鹭羽仪。

郭外不知谁是主，眼中今日我题诗。

人生何物非邮传，敢谓吾庐不在兹。

此诗被方回收录在《瀛奎律髓》中，查氏评断其诗云：“三、四俗调，‘表见’、‘增添’四字尤浅而俗，此吾所以不喜江西派也。”［12］在他看来，江西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浅近鄙俗等诗病划上等号的。肯定黄庭坚而否定江西派，也是清初宗宋诗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王士禛诗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15］371这种观念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元遗山“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16］339的表达。黄庭坚在宋诗中的意义，正在其能掉臂自新，独张一帜，以高老生硬、傲兀奇崛之风格，于唐人淹熟中别开生面，成为宋诗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但是江西派后学，只注意在形式技巧上模仿黄庭坚的遣词造句，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缺乏自我创新之精神，使诗歌徒有新异之形而无独造之神，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的弊端。这也是后人往往独举黄庭坚，而与江西派划清界线的缘由。查慎行尊涪翁而轻江西派，也是与他意主独创、不事模拟的诗学思想分不开的。

关于查慎行的诗歌，尤其是其近体诗，一直以来被认为受到陆游的影响很深。但仔细辨析查氏诗论，可以发现他对于陆游的诗歌并无十足的好感。《四库全书总目》称：

集首载王士禛原序，称黄宗羲比其诗于陆游。士禛则谓“奇创之才，慎行逊游；绵至之思，游逊慎行”，又称其五七言古体有陈师道、元好问之风。今观慎行近体，实出剑南，但游善写景，慎行善抒情，游善隶事，慎行善运意，故长短互形，士禛所评良允。至于后山古体，悉出苦思，而不以变化为长；遗山古体，具有健气，而不以灵敏见巧，与慎行殊不相似。核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1］2352

四库馆臣于此不查，王士禛序中将查氏比于陆游的，实是黄宗羲之弟黄宗炎。王士禛的原序是这样的：

姚江黄晦木常题目其诗，比之剑南，余谓以近体论，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之过，当与古人争胜毫厘。若五七言古体，剑南不甚留意，而夏重丽藻络绎，宫商抗坠，往往有陈后山、元遗山之风。后山凌厉峭直，力追绝险，遗山矜丽顿挫，雅极波澜，吾未敢谓夏重所诣，便驾前贤，然使放翁、后山、遗山诸公于今日夏重操蝥弧以陪敦盘，亦未肯自安鲁郑之赋也。［4］1753

晦木即是黄宗炎之字。王士禛的这篇序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准确地说来，此序是为查氏的最早的一部诗集《慎旃集》所作。因此，渔洋对慎行的诗歌评价，并不是建立在对其诗歌的整体认识之上的。

查氏在对《瀛奎律髓》中陆游的诗歌进行点评时，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如评陆游《入城至郡圃及诸家园亭游人甚众》谓：“剑南诗非不佳，只是蹊径太熟，章法句法未免雷同，不耐多看。”［12］又如评《小舟游西泾度西江而归》一首之颔联“聊乘瓜蔓水，闲泛木兰船”时谓：“‘瓜蔓水’、‘木兰船’作对固然佳，但学诗若靠此等字样，进境便难。”［12］在慎行眼中，放翁诗歌的弊端在于套路太熟而缺乏新意，效仿者也因之易落入所谓的“浅易蹊径”，这也是很多宗宋诗者尤其是宗剑南者受到诟病的重要方面之一。

查氏的诗文中极少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而其诗歌观念多散见于他对历代诗歌的评点之中。他对《瀛奎律髓》的点评，发生在其晚年归田之后，代表了他比较成熟的诗学观，如张载华在纂例所言：“《律髓》评点，系先生晚年家塾课本。学诗津逮，至舍筏登岸。此中三昧，尽在是矣。”［12］关于查慎行与陆游的风格差异，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有过精当的辨析，其结论云：“如果说陆游诗最明显的艺术特征是腴润，查慎行诗则显得棱芒四出。放翁色调较暖，初白色调偏冷；放翁诗多软弹性，初白诗以硬弹性见长。”［17］593抛开查、陆二人的在风格方面的客观差异，就查氏主观而言，他亦是不主张学陆的。

查慎行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对康熙年间这场盛大的宋诗运动的一个总结，他用自己的诗歌成就，为清初之宋诗派树立了一个楷模。同样，他的诗学理论虽篇章不多，却也展现出清初宋诗派乃至浙诗派的某种典型特征。

［1］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

［2］王简可.陆辛斋先生年谱拟稿［M］//北京图书馆珍藏年谱丛刊：第7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1999.

［3］陆嘉淑.辛斋遗稿［O］.清道光十三年海宁蒋光煦刊本.

［4］查慎行.敬业堂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6］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8］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9］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中［M］/四部备要·集部.上海：中华书局，1936.

［10］梁佩兰.六莹堂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12］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O］.乾隆四十二年涉园观乐堂刻本.

［13］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15］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6］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7］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