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伤碧海明月——论徐訏的香港小说

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考察徐訏在香港时期的小说，我们发现，虽然他居港近30年，却始终漂浮在都市的上空，他对香港的书写也是雾里看花，没有深入到都市的深处。究其原因，与他自由知识分子的定位、过客的创作心态以及与香港都市的疏离密切相关。

一、自由漂浮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徐訏可以说是一位较完整地体现了小说创作孤独状态的作家。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说：“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作家永远是孤军奋战的，……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1］38徐訏把自己定位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这注定了他的文学之旅更加孤独。

徐訏生性耿直坦率，一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但他同情革命，关心国家大事，只是不像左翼人士那么积极，而持消极逃避态度。在作品中，徐訏极少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而是用浪漫主义笔法表现超脱世俗的美好人性，用充满情爱色彩的话语来剖析人物心理、表达哲理思想。因此其作即使如《风萧萧》这类反映抗日的上进作品也得不到主流的认可，其中较多的情爱描写还被某些人批评为“黄色”，这不由得令作者感到担忧和恐惧。尤其当他听到新政权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将被改造时，联想到前苏联斯大林的残酷清算，他不寒而栗，抛妻别女自我放逐到香港，这更加坚定了其自由主义的思想。

徐訏反对政治干预文学，提出以自由主义作为文艺的出路［2］140，文艺应独立于政治之外，强调文艺的独立性［3］50-60，然而在政治色彩浓重的大陆和50、60年代左右对峙的香港文坛坚守“自由”是何等的艰难。由于文艺观念、身世、时代、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徐訏不管是创作还是办报刊、出版社，都处于绝对孤独状态。他在香港办的创垦出版社及《热风》、《幽默》、《笔端》、《七艺》等刊物力主“民主自由不失知识分子尊严”，主张刊载、出版不同立场的文章和书籍。因坚持纯文学立场，很多刊物出了几期就停刊了。1950年定居香港到1980年去世的30年，是他最为孤独的时期，在现代的都市里，徐訏就像那流浪的琴手，在那寂寥的黄昏与深夜，对着寥落的咖啡座，唱着自己心底的哀怨与人间的悲欢离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自由飘浮和非依附性的，是疏离于各阶级之外的。其实，在充满各种纷争和复杂关系的现代社会，超然于各种纷争之上的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知识分子是难以寻觅的。他们是极其理想化的，具有古典主义的色彩。由此观照徐訏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定位以及行为姿态，被主流体制所排斥是他必然的命运。活在现实中的徐訏既想获得香港的认同，但又崇尚自由民主，不想陷入左右意识形态的包围，那就只有在都市里踟蹰独行了。

二、香港飘零

大陆到香港，环境的转换、经验的断裂、生活的困窘、去国怀乡的放逐感和疏离感驻留在徐訏的内心深处，这种无法调和的分裂因素造成他的心理混乱，于是产生生活意义、存在价值的认同危机。徐訏居港约30年间，一再自嘲为“难民”、“过客”、“异乡人”。这种飘零的感觉不时地体现在他的香港小说创作中，难怪黄康显认为他的作品始终流露出放逐感，没有香港色彩，因而并不认为他是香港作家［4］138。

徐訏居住在香港那样长久，香港理应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及情感依恋的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失落感始终非常强烈。在一篇文章里，他谈到一群像他一样的人，“在生活上成为流浪汉，在思想上变成无依者”［5］83。对徐訏来说，香港不是他真正的家，而是异域；香港在他眼里，只是一个小岛，哪能跟广袤的内地相比，这儿给人以一种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局促和压迫感，他始终感到自己是被围困在这小岛的“过客”。正如蔡益怀所说，“南来作家”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园，移居这个陌生的小岛，多少意味着是一种漂泊与自我放逐，如何调整自己，融入这个社会，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过程。然而他们却多少存在着一种拒绝移民的过客心态，固守自己的文学理念，抱着文学上“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以正统自居，这样的话，怎能创作出具有香港意识的作品呢？［6］223徐訏在大陆就已经成名（1943年被称为“徐訏年”），他是带着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优越姿态俯视香港这一小岛的，怎么可能产生以港为家的归属感呢？50年代前夕来港的慕容羽军回忆他时提到，徐訏有很深的明星意识。在大陆时就颇负盛名的徐訏，来港后“也抱持着明星的心态，出现于公众场合，十分重视服饰”，以维系一种“沙龙式”文人的魅力形象。［7］这种姿态显然与商业化香港有很大距离。

对于香港文化和香港文学，徐訏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地区如果有文化，起码要有‘属民’才行。住在香港的人，大家都是暂住性质，流动性很大，没有人当它是永久居留地，做生意的人眼睛只看五年，年轻学生毕了业有地方去的都走了，这种情况之下，很难产生文化。其实香港不是没有人才，只是全都分散了，变成不属于香港的。”［8］29-30虽然这仅是徐訏对香港人的看法，却实是过客心态的写照，他在《时与光》开头这样写到：“我的偶然在香港滞留。”［9］377虽然作品中的叙述者未必就是作者自己，但这种身处异乡飘零的感受却是相似的，某种程度上，其作品中的“我”就是他自己。徐訏始终漂泊在都市上空，没能真正投入香港，由此造成他的尴尬与无奈。

居港30年的徐訏不懂也不说香港话，他一直说上海话，有时也用浙江慈溪的家乡话或带乡音的国语和他人交谈。这种姿态本身也说明他与香港的疏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人们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一个人融入并得到香港认可的重要标志，也是深入了解香港现实生活的重要手段。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心理上的基本需要不能满足，他就感到孤独寂寞，就会产生心理危机，这是文化不适应的一种表现。徐訏虽然英文（香港的官方语言）很好，但却不会说香港日常生活的交际语言（粤语），也就无法深入了解香港都市，他笔下的香港无非就是贫富差异、灯红酒绿、声色犬马。虽然香港是他生命中的重要时期，但在情感上、精神上却始终隔着那么一层，总像是浮在水上的一滴油，甚至常常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徐訏自由知识分子身份的想象性建构在香港这块号称“自由”的地方无法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大概这就是其“自由”的宿命吧。

三、雾里看花

作家的香港身份认同跟其作品的香港性密切相关。考察徐訏的香港时期的小说，我们发现其小说大都取材于大陆，而非香港。即使是香港背景的小说，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也是浮光掠影的香港，大多带有批判的眼光。以徐訏的才华和大陆都市生活描写的经验，他是完全有条件更深刻地表现香港都市特征的。然而正如刘以鬯所评论的，“读徐訏的小说，即使惊诧于色彩的艳丽，也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雾里的花，模模糊糊，失去应有的真实感，……徐訏没有勇气反映现实，处在现实环境里，竟像丑妇照镜似的，想看，又不敢看。”［10］365-366这无疑道出了徐訏香港小说缺乏真正的香港性的特点。

以徐訏香港时期发表的60篇短篇小说为例。据黄康显统计及考察，有香港印象的约30篇，其中14篇是有提及或部分有关香港的，16篇是完全以香港作为背景的；其余30篇除去2篇无实际地域背景的神话故事外，都是以大陆生活为背景的。［4］136从比例上看，似乎香港印象的作品要比大陆印象的多一些，但这30篇短篇小说的故事与人物，是否是地道的香港故事及人物呢？先看14篇提及或部分有关香港的小说，故事内容大多牵涉人物的大陆经验，主人公大多是在香港的大陆移民，特别多的是上海移民。如《父亲》中的主角“我”的家人在上海，另一主角混血儿利莲的父亲是从上海来又回到上海去的商人。香港只是作为“我”和利莲情爱故事展开的场所，主要是写这些到港的大陆移民的流亡心态和放逐意识。而《丈夫》和《鸟语》等作品，香港就像一个影子，一闪而过。《丈夫》是徐訏到港后的第一篇创作，主要故事在上海发生，香港只是故事的结束地；《鸟语》的故事更与香港无瓜葛，只是主角最后流落香港而已。何谈香港意识呢？那么16篇纯粹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又如何呢？请看那些小说的人物，《一九四〇级》中的江上云是从重庆来香港的移民，立志写小说，后沦落为他人算命；《劫贼》中的史抱伟，是“我”在大陆的中学同学和情敌，后沦落为劫贼；《投海》的男女主角余灵非和鹃红，也都是从大陆移居香港的。这些移民大多数觉得自己是被放逐在香港的异客。生活的困顿，情感的无依，对故土的回忆，使得这些移民具有多余人、空心人、边缘人的某些特点。

居港30年，笔下却很少香港式的人物，刻画在香港的大陆移民形象似乎成了徐訏的情结。难怪很多人认为徐訏始终是一个旅港作家，而不是真正的香港作家。黄康显认为：“徐訏始终是一个从中国来香港岛的作家。他在香港始终是中国的移民，一个正如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有流放感的移民。他写香港，只有香港的影子，而盖在这个影子上面的，是另一个更高、更大、更深的中国移民的影子，在小说的画面上流动、放射！”［4］139黄康显的观点虽然有香港中心主义的色彩，但也道出了徐訏作品疏离香港的事实。

香港性主要是作者的本土情怀、港人视野、港人意绪在作品中的显现，它意味着作家香港身份之获得。然而徐訏与香港的疏离感伴随着他一生，他的香港书写如雾里看花，很难深入到肌理。其去国离乡的放逐感、人生无常的失落感、与香港社会的疏离感，使他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特长，为香港都市形象留下精彩篇章，而庆幸的是，放逐、疏离使他对人生、苦难、生命、人性有了更透彻的体悟，他在流浪的“江湖行”中逐渐到达了自我身份确认的“彼岸”。

［1］加·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徐訏.自由主义与文艺的自由［M］//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3］徐訏.现代中国文学过眼录［M］.台北：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1.

［4］黄康显.旅港作家的流放感——徐訏后期的短篇小说［M］//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香港：秋海棠文化企业，1996.

［5］徐訏.道德要求与道德标准［M］//陈乃欣.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

［6］蔡益怀.想象香港的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慕容羽军.徐訏——作家中的明星［J］.香江文坛，2003，5（17）：15-19.

［8］陈乃欣.徐訏二三事［M］.台北：尔雅出版社，1980.

［9］徐訏.时与光［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

［10］刘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M］//刘以鬯卷.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