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战后时期的苏联农业

徐隆彬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战后赫鲁晓夫不仅先后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和莫斯科州两个重要地区的一把手，而且一直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段时间还曾主管过联共（布）中央的农业工作。此间他在农业问题上既同斯大林发生过争执，也在其辖区内实施过影响全国的重要举措；既多次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过建议，也直接向全国发出过倡议，从而使他与战后时期的苏联农业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说赫鲁晓夫主政苏联后他在农业问题上的那些作为——诸如开垦荒地、扩种玉米、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人们大都耳熟能详，有的甚至被作为笑谈的话，那么他在主政苏联之前的战后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的那些作为就鲜为人知了。因此笔者拟根据所见到的有关资料，包括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资料，对此作一粗浅的考察。

一、反对强行种植春小麦

还在卫国战争开始之前的几年中，斯大林就已对李森科鼓吹的所谓“春化理论”①这种“理论”认为，将冬小麦的种子稍加浸泡，再在低温中存放一段时间，春天播种，夏天就可以获得丰收。深信不疑而要求全国普遍种植春小麦，而还在那时担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就基于本共和国的经验对这一做法提出了异议，他向斯大林申辩道：春小麦在乌克兰并不像冬小麦那样高产，在其南部尤其如此。但在某些集体农庄中，春小麦的收成的确也相当不错。“因此，我认为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如果自愿，是可以播种春小麦的，但是不应该不顾客观条件由莫斯科发出一项统一命令，强迫每个集体农庄都要播种一定数目的春小麦。”[1](P223)当时斯大林基本上听从了赫鲁晓夫的意见，所以直到卫国战争结束后，乌克兰都基本上是按照农民自己的意愿进行粮食种植，冬小麦田连阡陌，春小麦所占比例不大。

战后，李森科的“春化理论”越发被吹得神乎其神，而1946年乌克兰则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歉收。这一年国家为乌克兰规定的粮食交售定额是4亿普特，而乌克兰即使将留存的种子交上去也只能完成这个定额的一半。交售之后，农民不仅普遍食不果腹，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1](P219)。尽管歉收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乌克兰是一个遭受德寇蹂躏的重灾区）和不期而遇的特大旱灾造成的，与谷物种植类别毫无关系，但斯大林却认为歉收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赫鲁晓夫对春小麦这种高产作物的顽固抵制。在1947年2月举行的集中研究农业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在总结报告中直接将乌克兰的歉收与春小麦种植的落后状况联系在了一起。斯大林则在会议期间直接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指责，说既然春小麦在乌拉尔能获得高产，那么在乌克兰就一定能获得更高的产量，因为乌克兰的土壤远比乌拉尔肥沃[1](P224)。尽管赫鲁晓夫对此进行了反驳和辩解，但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还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写道：“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春小麦的生产异常落后。全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逐年减少春小麦这种珍贵粮食的播种面积……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乌克兰地区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应当比1946年增加18.2万公顷，而达到75万公顷，保证以后几年继续扩大春小麦的播种面积。”[2](P216)

为了使乌克兰能切实贯彻上述中央全会的决议，确保该共和国春小麦播种面积的扩大，也为了对赫鲁晓夫的“过失”进行惩罚，斯大林在这次全会后毅然撸去了赫鲁晓夫所担任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由从莫斯科派去的铁碗人物卡冈诺维奇取而代之，赫氏本人只留任他原先兼任的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一职。

卡冈诺维奇不负使命，他到乌克兰后抓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强行推广春小麦。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当年曾担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对卡冈诺维奇这样抨击道：“请您回忆一下，您为播种春小麦去乌克兰那件事。”“人人都知道，乌克兰是一个冬小麦种植区，而您强迫我们削弱冬小麦，您整我们，还为此找到政治说辞。”对此卡冈诺维奇并不否认，而只是一再强调：“这是党中央的决议。”“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3](P435-P436)在他的强力推动下，1947年乌克兰超额完成了中央下达的春小麦播种计划，而这一年乌克兰农业竟喜获丰收，截止9月30日全共和国就有13个州完成了粮食交售任务。这一事实似乎证明，在乌克兰扩大春小麦种植也是正确的。

然而赫鲁晓夫却并未因此改变对春小麦的看法，他认为1947年的丰收完全是因为天公作美，倘若在种植春小麦的土地上种植冬小麦，乌克兰的农业会获得更大的丰收。所以当1947年12月卡冈诺维奇调离乌克兰而由赫鲁晓夫重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后，他在组织1948年的春播时便蹑手蹑脚地缩小了春小麦的播种面积，而在原计划播种春小麦的田地上种植了玉米，致使乌克兰的玉米种植面积一下子比上年增加了20万公顷[4](P64)。是年乌克兰农业获得了特大丰收，上交国家的粮食不仅比上年增加了11500万普特，而且比战前的1940年也增加了3300万普特。这一特大丰收不仅使赫鲁晓夫更加坚定了他对春小麦的原有看法，而且也使他感到有了为冬小麦抗争的资本和底气，因此在组织1948年的秋播时他便在播种什么的问题上对农民采取了不加干涉的态度，冬小麦的播种面积随之大幅增加。

为了给已经大量播种下的冬小麦取得进入国家粮仓的通行证，也为了能向斯大林作出交代，1949年初赫鲁晓夫组织召开了乌克兰农业科学家会议，试图通过这次会议从理论上为乌克兰的冬小麦恢复名誉。然而赫鲁晓夫又十分清楚，要想让农业科学家们在会上对冬小麦作出肯定性评价是很困难的，因为1948年8月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后，李森科的“春化理论”在科学界已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中央有关部委甚至将李森科最亲密的追随者委任为专门使节，派往苏联的所有大城市和各共和国去清洗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李森科“理论”的反对派[5]。为此赫鲁晓夫特意邀请了相当数量的集体农庄主席、国营农场场长和农业劳动英雄参加这次会议，并把希望寄托在了他们身上。不出所料，在会上农业科学家和来自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围绕春小麦和冬小麦的优劣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赫鲁晓夫虽心向后者，但一开始还是表现得不偏不倚，以领导者的姿态兼听双方的意见和辩论。然而当他听到一位农学家的“我主张在草田初初翻地上种植春小麦……也许当年没有收成，也许第二年没有收成，第三年还没有收成。但是我们终究会使草田初翻地上的春小麦比冬小麦高产”的发言之后，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愤然回击道：如果您对地主讲这番话，“地主要么请大夫来，因为他觉得您正如俗话所说的‘神魂颠倒’；要么他就把狗放出来，说：你要我破产吗？你不担保收成，这岂不是让我光屁股吗？”[4](P65)

结果是，在这次冠以“农业科学家”名义的会议上，主张春小麦种植的农业科学家遭到了失败，而主张种植冬小麦的农村基层干部取得了胜利。会议在随即作出相应的结论后，一位名叫丹钦科的集体农庄主席代表与会的农民代表激动地讲道：“我们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看到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同科学家之间的斗争，对此，我们深深表示感谢。中央战胜了保守的科学，对此，我们也深深表示感谢。我们现在就会有小麦了，国家和集体农庄就会有粮食了。”[4](P65)1949年乌克兰的冬小麦果然获得了大丰收，并因此使所有谷物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比1940年高出了13%，其增幅令其他加盟共和国望尘莫及。在这样的事实及乌克兰农业科学家会议的结论面前，斯大林以及那位李森科自然也就不好再强求乌克兰去种植什么春小麦了。

二、建议强行迁移逃避劳动者

战后苏联不仅继续奉行战前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方针，而且变本加厉。在1946～195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硬性摊派给集体农庄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还停留在1928年的水平上，而出售给农庄及庄员的工业品价格则比1928年提高了20倍[6](P297)。如此巨大的“剪刀差”使集体农庄经济近乎衰竭，直到1950年，全国有22.4%的集体农庄凭劳动日得不到分文，近20%的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不到半公斤粮食[6](P298)。这种状况自然使农民丧失了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正如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承认的那样：战后“集体农庄庄员普遍不愿意在集体农庄干活。他们干活所得的报酬是难以糊口的。”[3](P864)为此，农庄庄员们或者把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自己的宅旁园地和自留地上，或者直接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当时基洛夫州一位名叫科里科夫的农村苏维埃代表在给苏联部长会议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夏天才过去一半，许多人就外出务工，去木业部门采伐木材，以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在我们这个地区，有18个人从部队复员，回到斯科平克斯克村苏维埃管辖的一个名叫‘战斗队员’的集体农庄。这18人中只有两个人在家务农，其中一人还是二等伤残，其他的人都外出挣钱去了，有的去伐木，有的去当售货员，以养家糊口。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严重缺乏。”[7](P6-7)

十分明显，要想保证集体农庄的劳动力，就必须改变联共（布）中央为其制定的苛刻的贡赋制度，使在集体农庄土地上劳作的庄员得到起码的收入以维持生计。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提出建议，为民请命，相反他却于1948年夏上书联共（布）中央，建议对逃避集体农庄劳动的庄员实行强制迁移的镇压措施。他写道：“在沙皇时代就有过这样的法律，村社可以作出把某些人赶出村子的判决。”“显而易见，这种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是针对对沙皇地主制度有威胁的人的。现在，为了进一步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颁布类似的法律，集体农庄庄员大会有权作出强迫那些不想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最危险的反社会犯罪分子迁出共和国的判决。”[7](P9)

联共（布）中央欣然接受了赫鲁晓夫的这一建议，并责成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贝利亚、苏斯洛夫以及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共同制定了《关于将故意逃避农业劳动和过着反社会的不劳而获生活方式的人迁往边疆地区的命令》，1948年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这一命令。随后全国各地的集体农庄纷纷召开庄员大会，把那些不愿在农庄的土地上劳动、没有完成最低的劳动日指标，以及因过去着力经营宅旁园地和自留地或经常外出务工而使自己的生活较为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强制迁移到了苏联的边远地区。据1948年9月13日克鲁格洛夫就移民数字呈斯大林等人的报告说，到8月30日，各集体农庄、移民区全体农民大会和各地方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共批准强制迁出集体农庄庄员23156人，自愿随其迁出的家属9207人，其中从乌克兰共和国迁出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家属最多，分别为8670人和2786人[8]。而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的资料，从1948年6月到1953年初，被强制迁出的集体农庄庄员为33266名，家属13598名[7](P10)。

不出赫鲁晓夫所料，这种强制迁移的惩罚措施果然把农民牢固地限制在了集体农庄的土地上，据194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文件称：“在集体农庄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劳动纪律性大大加强，以前不参加劳动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出工的天数增加。”[7](P10)至于在纪律性加强和出工天数增加之后集体农庄庄员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状况，这份文件只字未提，但我们却不难想象。

三、对“包产到组”的支持和批判

扩大春小麦种植只是前面提到的1947年2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制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它所制定的另一项措施是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关于这项措施，全会决议写道：“集体农庄在分配收入时，应当计算工作队的收成（在工作队中则计算小组的收成），使收成较高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相应地获得较多的报酬，收成较低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2](P259)基于这样的会议精神和战后大型农机设备严重缺乏的现状，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州率先采取了“包产到组”的劳动形式，即集体农庄把耕地、农具和牲畜在一年或一个轮作期内固定承包给生产小组，每个小组负责承包地上的整套农活，单独向国家采购站交售农产品，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这种做法适应了当时苏联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密切了农民的劳动成果与其物质利益的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此举却明显背离了斯大林的尽力加强集体农庄体制、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生产的组织形式越大越好的传统理论。正因为“包产到组”的劳动形式具有这样两个特点，所以赫鲁晓夫难以断定斯大林会对他的辖区内出现的这种劳动形式采取何种态度。于是他悄悄躲在幕后，暗中支持库尔斯克党委去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继而又让乌克兰农业部长马茨凯维奇加大对这一经验的宣传、推广力度[9]。马茨凯维奇随即要求各地以库尔斯克州为榜样，在集体农庄成立独立的生产小组，划定地段，进行承包。1948和1949年乌克兰的粮食产量之所以获得了那么大的提高，与这一举措不无关系。

在联共（布）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安德烈耶夫却没有采取赫鲁晓夫那种隐身幕后的策略，他在惊喜地发现了“包产到组”的优越性后，立即在《真理报》上表示了对以库尔斯克人为代表的这一创举的支持，明确指出：“规模大的作业队为单位的劳动形式造成无人负责的现象，是集体农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基本障碍。”“集体农庄劳动基本形式越个体化，以小组或个别庄员为劳动形式就越能在物质上起鼓励作用，对发展粮食和畜牧业越有成效。”[4](P66)在他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对库尔斯克州的做法纷纷效仿，承包之风迅速刮起。然而就在这时斯大林明确表示了对“包产到组”的反对态度，《真理报》随即于1950年2月9日发表了题为《反对集体农庄劳动组合中的偏向》的编辑部文章，文章点名批判了安德烈耶夫，断言：“以小组代替作业队意味着把统一的大型集体经济分散成小生产单位，分散了劳动组合的力量和资金，从先进的技术和集体劳动的组织形式倒退到手工业的分散劳动，这意味着损害大型的集体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石。”“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有任何摸棱两可的意见”。

此时赫鲁晓夫已从乌克兰调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并且取代安德烈耶夫主管起了联共（布）中央的农业工作。那么面对对发轫于他不久前任职的乌克兰的“包产到组”的批判风潮，他又会采取何种态度呢？在经过一段周密的思考后，他于1950年4月25日在《真理报》上抛出了《关于进一步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一些问题》一文，文章说：党的库尔斯克州委员会的错误做法应该受到批判，“这个委员会不是去加强生产队，而是采取削弱生产队、用独立小组来代替生产队的方针。每个农业工作人员都应该从这篇文章（指2月9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本文作者注）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因为这个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关系到集体农庄建设的根本问题。”独立小组之所以有害，是“因为这种做法反对农业机械化。谷类作物小组的‘崇拜’者是在拉着集体农庄倒退，是在削弱集体农庄。”他还代表莫斯科州委表示：莫斯科州也存在过独立小组的问题，现在必须改变。从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在这里似乎表现得襟怀坦荡，不仅没有回避，相反是主动讲起了他不久前治下的库尔斯克州的问题，实际上他却借谈库尔斯克州的问题否认了乌克兰其他地区的问题，把他那里出现的“包产到组”的责任完全让库尔斯克州委担当了起来，从而摆脱了以他为首的乌克兰党中央的责任。不仅如此，文章还一方面表白了他对“包产到组”所持的似乎是一贯反对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阐明了他之所以反对这种劳动形式的原因。

四、主张合并集体农庄

1949年底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州后不久便在该州掀起了合并集体农庄运动，他之所以要掀起这样一场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当时正在对“包产到组”进行的批判风潮，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大规模劳动组织形式的拥护，另一方面是他到莫斯科州后通过考察发现，同乌克兰相比该州的集体农庄规模太小：耕地在100公顷以下的占26%，在100～200公顷之间的占40%，二者合计达到了农庄总数的66%；农户在30户以下的占45.3%，在31～60户之间的占37.4%，两者相加占到了全部农庄的82.7%。他认为小农庄合并为大农庄的益处在于：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农业机械和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巨大高涨创造有利条件；可以减少行政机关的管理层次，精简人员，压缩开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0]。到1950年春播时莫斯科大多数较小的集体农庄都实行了合并，而到这一年的秋种时，莫斯科州原有的6069个集体农庄就只剩下1541个了。合并之后每个农庄的平均耕地面积达到了772公顷，庄员165户，壮劳力264名。

在领导莫斯科州集体农庄合并运动的同时，赫鲁晓夫又向联共（布）中央提出了将这一运动推向全国的建议。联共（布）中央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于1950年5月30日作出了《关于扩大小型集体农庄问题及党组织在其中的任务》的决议，随后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到1950年7月1日，全国的集体农庄数量就比1950年1月减少了4.6万个，也即减少了18%[11]，而到1953年底全国的集体农庄便由1950年初的25.4万个减少为9.3万个了[12](P631)。

由于当时根本不具备打破集体农庄体制的条件，而合并之前许多集体农庄也确实规模太小，不利于先进的机械化作业，所以人们大多都对这一合并运动采取了肯定态度。苏共更是一直把这一运动看作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积极举措，即使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均已受到了批判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方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也这样写道：在1945～195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提供给农业的拖拉机几乎相当于头两个五年计划的总和，农村的电气化工作也已展开，这就把合并集体农庄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在“小集体农庄中，机器不能很好地利用，行政管理费用很大。这些集体农庄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集体农庄的合并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大的集体农庄可以更充分地利用机器，更有可能获得丰收和提高畜牧业的产品率。”[12](P630-631)“不少经济力量薄弱的集体农庄同经济力量雄厚的农庄合并以后，提高了经济水平。”[13]

五、倡议建立“集体农庄村镇”

在合并集体农庄的热潮中，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发出了建立所谓“集体农庄村镇”的倡议，试图将“集体农民从小而简陋的乡村”迁居到新设计建成的位于中心地带的村镇。他在描绘这种村镇的面貌时这样写道：这里“将创造出美好的日常生活条件和文化娱乐条件”，将建起“十年制或七年制的学校、俱乐部、农业文化馆、医院、产院、图书馆、无线电中心站、澡堂、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其他文化生活设施。需要使集体农庄的主要生产过程电气化，以便更加减轻庄员的劳动。需要使每个村子都有运动场、公园、集体农庄果园，使每户都种植果树。”[14]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50年夏莫斯科州克里米亚申斯克区一个名为“伊里奇谕令”的集体农庄在首都一批设计人员的帮助下已开始着手制定“农业村镇”规划。

关于建立“集体农庄村镇”的思想，赫鲁晓夫还在乌克兰当政时就已经产生了。1949年1月他在乌克兰党的十六大上提出要对切尔克斯克区进行彻底改造。按照他的这一要求，该区的4个大型集体农庄决定联合建立一个可容纳1万至1.2万人居住、具有城市风格的农庄中心，以代替原来4个分散、简陋的村落。为了使这个“农庄中心”布局合理、建筑美观，他们还特意请乌克兰建筑学院的专家作了规划设计。建成之后该“农庄中心”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农业城”。

对于这4个集体农庄来说，他们的“农庄中心”计划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4个农庄都比较富裕，每个庄员一个劳动日的收入便可达到4～5公斤粮食，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有了一定规模的积蓄，依靠自己现有的经济力量外加部分贷款就能将该计划付诸实施。但这种情况即使对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乌克兰来说也属罕见的例外，而对于地处非黑土地带、农业经济并不发达的莫斯科州来说，除非国家给予巨额的资助，否则此类计划无异于天方夜谭。

可是赫鲁晓夫却非常固执地坚持要把他的“集体农庄村镇”计划在莫斯科州乃至全国贯彻下去。1951年3月4日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关于集体农庄的建筑和公共设施》一文中宣称，迁移小村子和建立新的集体农庄村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巨大工作，所有党员和干部都应对此表示支持。他甚至还洋洋自得地在文章中谈起了“集体农庄村镇”这个名称的科学性：“居民点的名称，如‘农村’、‘村庄’等，已经使庄员感到不满意了。因此他们正在寻找能够确切表述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村居民点的名称。例如乌克兰一些正在建设的大村庄叫‘农业城’。我觉得，这个名称不能认为是很好的……叫‘集体农庄村镇’是最合适的。”

然而文章刚一发表，斯大林就第一个表示他对这项工作不支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项工作虽在追求“大”这一点上与斯大林相一致，却与斯大林缩减农民消费、支援工业建设的思想相抵触。于是《真理报》马上在第二天登出了一则更正启示：“由于编辑部的疏忽，昨天的《真理报》在刊登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集体农庄的建筑和公共设施》一文时，漏登了编辑部的附注，即：尼·谢·赫鲁晓夫的文章发表出来仅供讨论。特此更正。”随后联共中央在下发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明确指出，赫鲁晓夫的这篇文章是错误的。1952年10月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上代表斯大林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更是对赫鲁晓夫的“集体农庄村镇”倡议进行了猛烈抨击：“必须指出，我们的一些领导工作者，特别是在合并小集体农庄的工作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注意消费的办法，来解决集体农庄的建设问题。他们建议迅速大规模地把村庄并成大的集体农庄镇，拆毁一切旧有的集体农庄建筑和庄员的房屋，在新的地址上建立大的‘集体农庄镇’、‘集体农庄城’、‘农业城’，认为这是在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他们忘记了集体农庄面临的主要的生产任务，而把从生产任务中派生出来的消费的任务、安排集体农庄生活的任务放在第一位。”“如果忘记或过低估计主要的生产任务，那就会把我们在农村中的全部实际工作引上不正确的道路，就会阻碍集体农庄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会使生活的安排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损害。”[15]这一次被批判的结果是，赫鲁晓夫丧失了他在联共（布）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权力。

赫鲁晓夫在发展苏联战后农业问题上的上述主张、举措、行为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定地走科学发展之路，显然都不无裨益。

[1]赫鲁晓夫回忆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2]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历史档案：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4]左风荣.赫鲁晓夫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5]若·亚·麦德维杰夫.李森科沉浮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28.

[6]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34.

[9]戴隆斌.斯大林传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469～470.

[10]真理报,1951－03－04.

[11]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75.

[12]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3]萨姆索诺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二卷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76：548.

[14]真理报,1950－06－18.

[15]马林科夫.在第19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