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经济学理论综述

2010-08-15 00:50李洪胤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0年23期
关键词:幸福快乐效用福利

□文/李洪胤

快乐经济学理论综述

□文/李洪胤

幸福快乐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但是传统经济学注重增加财富而不是十分重视快乐,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的不断积累,人们的快乐并没有显著增长。作为分析研究人类行为和目的的经济学自然需要对于人类的幸福快乐进行研究。以幸福快乐为研究核心的快乐经济学便顺应而出。

快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快乐思想;快乐计量

相信人人都是向往幸福快乐的,然而每个人幸福快乐又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幸福快乐的追求和探索自古至今从未停止过,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快乐经济学逐步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以幸福快乐作为主题和方向来研究的经济学分支,主要有“福利经济学”、“幸福学”和“快乐经济学”。本文采用快乐经济学的说法。

一、快乐经济学简单描述

传统经济学为了计量的方便而以财富和收入作为幸福快乐的近似物。这种近似替代,使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使它受到了批评。而以幸福快乐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它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综合运用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数学、会计学等研究方法,构建了其研究体系,扩展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强调了除财富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无可厚非的是,快乐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仅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和延伸,而且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拓展和完善。

二、快乐经济学溯源

(一)快乐思想的历史溯源。快乐思想首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至前270年)提出的。他指出,人一降生就是趋乐避苦的。这种与生俱来且持续存在的感受与要求,使追求快乐成为人类的本性。生命有限而欲求无限,人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饱和的满足。他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和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思想在当时和以后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的约翰·洛克(1632~1704年)融合了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和柏拉图的情感利他主义,强调自然赋予的人对于幸福快乐的欲望,认为其是一种先天的倾向或者实践原则。“我们称那易引起我们快乐的为善,称那易引起我们痛苦的为恶”。由于他融合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所以认为人们应该理性地控制欲念。

英国的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更是快乐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可以说边沁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人生哲学家;也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础,坚持‘幸福’的数量意义,‘大’的数学意义,而展开自己体系的伦理思想家;并且还是第一个试图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运用到政治、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实际领域之中去的改革家。”边沁认为,追求快乐不仅仅要有道德准则,而且还应有数量指标,以计量苦乐,并且提出了测量幸福快乐的七个指标,它们分别是:强度;持久性;确实性;远近性;因缘性;纯洁度;广延性。这是边沁的快乐理论的特殊贡献。他较为系统地阐述、集成并发展、完善了快乐主义思想体系,把快乐主义理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当时西欧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潮的蔓延产生了重要影响。贝克尔肯定了边沁快乐主义思想对人类行为分析的重要意义。

同样也是英国人的约翰·穆勒(1806~1873年)在其《功利主义》一书中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其认为美德也是争取快乐的手段,快乐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他更强调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互需要中来论证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性。

(二)传统经济学中的快乐思想。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经纪人假设,就包含着快乐思想。在经济学中,快乐主义思想实际上也是贯穿始终的。斯密首先认定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使快乐主义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心照不宣”的前提。他最初的《道德情操论》,对于情感快乐进行了大量研究。穆勒把人的利己主义应用在古典经济研究,创立了早期的效用主义经济学说。是经济学由“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把经济学变为‘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而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杰文斯和门格尔建立起了边际效用理论,传统经济学发生了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边际革命。认为劳动的身心所承受的痛苦为负效用,劳动的收益即得到的快乐为正效用。并且在边沁的快乐的可计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拥有数量概念的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而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正效用)等于边际成本(负效用)来决定。而边际效用理论组出现后就影响着传统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初期,作为经济学分支出现的福利经济学开始涌现,其关于经济发展即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和帕累托最优等的提出,明显具有快乐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思想。“最终而言,福祉或者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这些都表明,快乐思想实际上在传统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贯穿始终。

三、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经历了边沁等人关于快乐思想的发展,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被提出,其最早出现于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庇古认为,福利就是人们对于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而福利中,社会福利是包含着经济福利的,社会福利中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是经济福利,并且经济福利体现在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大小上,据此建立了边际效用基数论。

而以卡尔多、希克斯等人为代表提出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并进行了大量讨论。他们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并且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种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也是无法比较的,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并且反对旧福利经济学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去的命题。

美国的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快乐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并且认为应当思考个人与他人间收入比较的效用。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对于幸福问题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他通过引入创新性概念即功能和潜能,成功地把对物质方面和个人所取得的结果方面的考察与对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森一直试图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加入伦理视角和哲学视角,对原有的新古典范式和福利经济学命题都有中肯的批判。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丹尼尔·卡尼曼,其最大的贡献是“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从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并且他认为,快乐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和行为动机的真正本质。“这是工业化革命后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学后现代转型。”

美国华裔奚恺元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出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澳大利亚华裔黄有光所提出的“快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的思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幸福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且是唯一有理性的最终目标。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积极主张扩大公共开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进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黄有光与他人合作的论文证明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在个人偏好不变的情形下也还成立,并指出人际效用比较的必要性。这种比较并非是值判断,而在于认识到人们有限感受性下,以客观的方法进行比较,这又能支持一个边沁式的社会福利函数。

国内陈惠雄的《快乐原则》(2003年)中以趋乐避苦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行为,皆是为了人们自己的快乐”;并且把经济学划分为动力原理、运行原理、管理原理和发展原理四部分,完成了快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而且“归根结底只有人类自身的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或者叫人力资源稀缺性约束这一条。”他还认为,快乐主要来源于对于需要的满足,而需要的满足又是依赖于对物质的消费,能够满足需要即满足快乐的物质即为财富。2006年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快乐经济学中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做了阐释。

四、快乐经济学中关于快乐的计量

随着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快乐经济学中关于快乐的计量获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很多经济学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快乐计量理论和模型。主要有杰文斯的快乐/效用模型、尼尔·卡纳曼的日重现法、陈惠雄的快乐计量理论等。

(一)快乐—效用模型。效用是指商品等满足人的能力。效用与欲望、需求(快乐)一样是一种心理感觉。具体商品的效用的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取决于消费者在消费这种商品时的感受。杰文斯提出了“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等,都是包含着数量的概念,因而可以推想为可以测定”的观点。并认为,快乐与效用是成正相关关系,人类的一切行为其目的就是实现效用(快乐)的最大化。因此,可以通过对效用的测量来计量快乐的程度。

(二)尼尔·卡纳曼的日重现法。尼尔·卡纳曼在《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中提出了日重现法这样一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来有关幸福快乐的状态,并对这些状态评估的计量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来的活动和体验,从而达到对快乐进行计量的目的。日重现法实质是统计上的现象学方法,是一种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中的方法。

(三)黄有光的快乐测量模型。黄有光在坚持快乐的可计量的基础上于提出了一个效用计量公式,来证明快乐的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并以快乐积分计量的形式展开,即以“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计量单位进行快乐测量和人际比较。并根据这一计量模式,提出了数量测量方法和直截测量法两种快乐测量模型。

(四)陈惠雄的快乐计量理论。国内的陈惠雄提出了快乐的可测度性理论及其测度方法。他认为,快乐是人身机能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能满足快乐的物质或状态也是客观的。并设计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快乐指数体系,提出了包含个性与健康、福利供给状况、分配公平性、家庭状况、职业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七个影响快乐的变量系统,并在其《快乐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调查法(快乐感知调查)、科学测定法(客观变量分析法)和寿命衡量法三种计量快乐的方法。

五、简单评述

快乐经济学历经时代的发展,为人们探求幸福和快乐从经济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例如效用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等,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政府制定政策和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但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快乐不可知论与快乐的计量。快乐、幸福、效用、偏好等这些事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的,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难免会陷入快乐不可知论,从而对快乐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产生撼动,与此同时,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快乐可计量的难题,虽然各个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出现像测量人类的基础生命现象血压等血压计一般的“快乐计”的出现,这也是快乐经济学迄今为止仍未解决好的难题之一。

(二)GDP增长与快乐增长。快乐作为经济学的分支,难免陷入传统经济学关注经济发展的漩涡中去,大部分不是与现当今关注GDP增长的经济学产生一致的注重GDP的增长结论就是与其刚好相悖。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收入一直稳步攀升且人均GDP已经增至原来的3倍。然而,对在美国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事实上是没有变化的,类似的情况在日本、欧洲和许多其他社会也都存在。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即伊斯特林悖论,这是快乐经济学发展至今的另一难题了。经济发展究竟是以幸福快乐为核心还是GDP为核心?经济增长而快乐未增长,那么经济的增长是否有意义?经济增长如何正相关于快乐增长?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快乐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需要做出补充和完善,从而为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以实现人类对于幸福和快乐的永恒追求。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1]吴道友,陈惠雄.中外快乐与效用研究典型模型述评.现代商贸工业,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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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3.

[4]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颜鹏飞.西方经济学研究大纲.经济学动态,1996.9.

[7]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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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尼古拉·阿克塞拉.经济政策原理:价值与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7.

[10]王曙光.幸福的和不幸福的经济学[DB/OL].2006.

[11]丹尼尔·卡纳曼.经济学异化与复归之争“回到边沁”的真正本质[DB/O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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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姜奇平.国民幸福指数的测度.硅谷动力,20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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