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段新建筑外部形态设计策略浅析

张直明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

1 国内外对建筑外部形态设计的争议

众所周知,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图1)自最初被确定为实施方案至今,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其论战的焦点大致集中在继承与创新、功能与形式、建筑造型与气候条件等方面,但反思上述激烈争论的根源,或许还是在于该建筑选址所在区域在国人心目中的历史敏感性:国家大剧院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北临长安街,东北侧即是世界文化遗产明清故宫,可谓中国的政治、文化心脏地带。

图 1 中国国家大剧院

同时,建筑师为法国人,因此,这一项目可以看作是一例西方人在东方环境中的建筑实践。围绕这一项目的争论,不仅可以看到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还凸显出中西方不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观念冲突。

实际上,在方案公布之初便引起激烈争论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家大剧院,在西方的近现代建筑史上也不乏先例,如:遭到包括莫泊桑在内的大多数巴黎名流抵制的埃菲尔铁塔,被要求现场建造 1∶1模型的卢浮宫扩建工程,被讥笑为“外翻内脏”的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等等。这些建于重要历史地段的建筑如今都成了教科书中的优秀案例,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甚至是城市的标志。如:蓬皮杜艺术和文化中心现在被誉为巴黎 20世纪最具活力的文化场所,而埃菲尔铁塔则早已成为巴黎人心目中的城市象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在周边古典建筑的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但我们还是不应该忽略不少巴黎人对在象征法国文化中心的卢浮宫内植入古埃及母题的玻璃金字塔的抵触情绪。

近年来,伴随着对地方文脉的关注和历史意识的增强,在特定历史地段的建造活动中如何面对所处的历史环境并做出回应成为建筑师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面对不同的场地条件通常有着不同的态度和解答方式,比如就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形态与周边重要历史建筑的相互关系而言,对于建筑师采取覆以玻璃和钛金属的巨大卵形建筑,赞赏者认为其柔和曲线加上宽阔水面的烘托和树木的掩映,缓和了与相邻的人民大会堂以及故宫间的冲突感,同时附以后退长安街 120m的处理,姿态谦恭,并无反对者所言的突兀之感。而反对者则从大剧院与周边主要街道景观的关系、建筑的日常保洁维护(如:北京的沙尘暴问题等)和节能(大玻璃建筑)等不同角度提出质疑,双方各执一词。

2 历史地段建筑外部形态设计策略

2.1 绍兴鲁迅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位于鲁迅故里的中心位置,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鲁迅祖居、三味书屋相邻,并有十余座清末民居和成片的传统居民区环绕四周。根据规划要求,新建纪念馆的建筑形式应与鲁迅故里的传统建筑一致。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师程泰宁先生虽然认同这种协调的设计要求,但是面对现代化展馆的功能要求,以及作为反封建斗士的鲁迅先生的纪念馆,使建筑师觉得不适合将其设计成一组仿古建筑,而是在对周边历史地段的深入调研解读之后,提出了“老台门,新空间;老房子,新感觉”的创作定位。

“台门”是绍兴传统民宅的一种典型布局。为实现其设计理念,建筑师在纪念馆建筑方案中一方面保持了台门前后院、多层次的布局特点,但同时将前后两组展厅错位布置,使得纪念馆的室内布局显得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在沿用传统水院、窄巷的同时采取较为自由的空间处理手法,特别是一层部分采用黑色金属构件廊架、玻璃与大面积“粉墙黛瓦”的对比,使纪念馆的内部空间极具现代感,又颇有中国味。再加上配合内庭园林布置的植物(以樟、松、兰、梅为主,同时选栽枣树、皂荚树),很好地重现了清末民初鲁迅青少年时代绍兴古城风貌韵致。

采取传统院落式布局的另一重要作用还在于消解纪念馆的体量,以取得和周边传统街区肌理和建筑尺度等方面的协调。同时,在建筑群体外侧与街巷相联的部分,则采用传统屋顶样式的若干小体量进行有节奏的排列,以维持周边传统街巷的历史尺度和界面的连续性。整个纪念馆的外观是传统的“老房子”形式,坡顶、飞檐、翼角,与鲁迅祖居、朱家台门等四邻和谐一致。

新建纪念馆以涂黑钢料代替传统青灰瓦来诠释传统符号,总体上借助建筑的布局、体量、色彩来取得与原有环境的和谐,它以历史环境为主的设计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建筑师的环境意识与整体思维。

图 2 苏州博物馆新馆

2.2 苏州博物馆新馆

苏州博物馆新馆(图 2)基址位于苏州古城北部历史保护街区齐门路以东、东北街以北,东侧紧邻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州博物馆老馆太平天国忠王府”,南北接邻“世界文化遗产”、位列四大名园的“拙政园”及“狮子林”,可算得上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水乡吴文化最为浓郁的历史地段。在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建造一座面向 21世纪的博物馆,既要承接历史,展示未来,又需融合传统与现代,极具挑战性,难度空前。

出身东方文化背景并在西方世界浸蕴多年的建筑大师贝聿面对挑战,因地制宜,精巧布局,以“中而新,苏而新”为设计理念,融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风格于一体,为古城苏州以及尚处于探索学习阶段的中国建筑界奉上一例建筑典范。

在整体布局上,苏州博物馆新馆充分考虑苏州古城的历史风貌,为使新建建筑与古城风貌和传统的城市肌理及街区尺度相融合,新馆遵循“不高不大不突出”的原则,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将 1.9万余 m2的新馆分成三部分:中央部分为入口、大堂和主庭院,西部为博物馆展厅,东部与忠王府相连部分为次展厅和教育区,从而使其与苏州传统民居相似的建筑尺度,如:主体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 6m之内;仅中央大厅和西部展厅的局部二层高度为16 m,体现了中式的内敛。

同时,新馆在设计上还借鉴了苏州古典园林的“巧于因借”的手法,不仅在总体布局上将东部忠王府纳入博物馆,与新馆建筑珠联璧合;还在组织主体水院时,巧妙地与拙政园、忠王府融会贯通,使其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借景、交相辉映,成为新馆优美建筑风格的延伸,将新馆打造成为一座集现代化馆舍建筑、古建筑与创新山水园林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在建筑造型方面,新馆一方面延续了贝氏作品那种强烈几何性的一贯风格,充满了锐角三角形的几何元素;同时又将一座大建筑切割成小块,软化了他惯用的刚性的几何图形,与苏州古城的精致园林、低矮的砖石民居以及运河畔的茶楼融合,在现代几何造型中体现了錯落有致的江南特色。另一方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建筑师以钢材和玻璃替代传统建材:顶棚和山墙上大量运用玻璃;屋面则选用“中国黑”花岗石代替传统的灰瓦,但在色彩上与传统取得了平衡:深灰色石材的屋面及墙体边饰,与白墙相配,清新雅洁,承袭了苏州水乡古城粉墙黛瓦的基本风貌,并为这一江南建筑符号增加了新的内涵。

正是通过上述从整体布局到空间关系的组织,再到材料和构造细节的巧妙处理,苏州博物馆新馆成功地“镶嵌”在了这一历史场地之中,成为苏州古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较为完美融合的典范。在与中国传统园林的结合中,在历史符号的借鉴与创新中,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一种东方式的环境谐调模式及其意义。

以上两个案例在布局方式、建筑形式还是材料选择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这或许源自具有相同东方文化背景的建筑师在面对建造场地时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和感知模式的趋同性,在面对传统空间格局时所采取了相似应对策略,如:一方面新建筑通过采取分散的布局形式和对传统建筑样式的在形体和色彩等方面的转译等处理手法以取得与场地历史环境在肌理、空间尺度等方面的协调;另一方面,通过当代建造材料和结构形式的使用,满足当下的使用功能,实现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方面的对比。

而比照下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著名的“白色派”建筑师理查德·迈耶面对德国乌尔姆大教堂广场周边的历史环境,虽然同样是从环境出发寻求建筑设计的切入点,但其采取与周边传统建筑在形体和色彩等方面迥异的形式来实现与周边历史环境取得新旧对话的应对策略和建筑处理手法,体现出与上述两个案例不尽相同的思维模式。

2.3 德国乌尔姆城市展览馆

德国乌尔姆大教堂钟塔高161.53 m,为世界上最高的大教堂。其前面的大教堂广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教堂的高大塔楼所控制。在这里进行设计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迈耶设计的乌尔姆城市展览馆就位于乌尔姆大教堂侧,斜对着教堂的钟楼。建筑师从处于主导地位的教堂中吸取灵感,兼顾周边历史建筑,并最终获得成功。

在总平面图中,迈耶通过建筑的阴影凸显出其设计中所关注的场地范围,以及新建建筑在这一场地中所扮演的角色:展览馆填补了围绕在大教堂及其广场周边建筑界面的空缺,维持了广场界面的连续性;同时,由于展览馆在场地中位于进入大教堂广场的多条道路的汇集处,

从表 3中可以看出,路面状况指数 PCI处于差的概率最大,故预测 PCI模型为:

x(1)(k+1)(1- δ)=

(-2004.19e-0.040758k+2089.39)×(1-0.35%)=58.42

3 结 论

(1)高速公路路面的使用性能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而且其变化的速率也是不确定的。用灰色G M(1,1)模型来体现其灰色性,用马尔可夫动态过程来反映系统受影响的随机性,通过两种模型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了科学预测的目的;

(2)通过上述实例计算,结果显示,2001年的实际数据为 58.62,灰色预测模型拟合值为 57.77,误差为 1.45%,经过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所预测的值为 58.42,误差为0.34%,可见相对于单纯采用灰色模型预测来说,经过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所预测的结果精度要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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