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狗”的命运

寒武纪

作为一个在西方文明刺激下突然崛起的大城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别于其他任何一個传统型城市。文章将其称为“东方最繁盛的都市”,也就是S市。

提到旧上海,我们会想起许多标志性的词语:夜总会、留声机、歌女、老式篷车,当然,还有洋太太和狗。文中所说的“狗道主义”,就专门针对这种“哈巴狗”。他们身处一个开放和享乐的环境中,苦难和动荡被冲淡了,但诸如“狗与华人不准入内”式的标语还是时刻标识着他们身为依附者的地位,虽然假扮了人的模样也可进入,但那毕竟是“人”的权利,不是“狗”的权利。

X市的狗,命运更加悲惨一些。“它们能拉车,能负重,能做一切的工作”,但是“却只得了最小的报酬”,有时为了多挣得一些骨头填满肚腹,却吃了满肚子的枪弹。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工人阶层受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工作时间最长,工资特别低,工作环境异常恶劣,劳资关系差。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权利保障的生活,为了生存,他们不断起来反抗,而每一次反抗却必然洒下一些鲜血。

相对于作品的艺术性,“观点”还是判定一篇杂文优劣的主要标准。我想在当时的社会里,S市的狗应是不少人所羡慕的对象。而文章却直接挑破了这个虚幻的美梦,“虽然养尊处优,但是它的地位,到底也不见得很高,因为真正的幸福是要自己去挣得的,而不是可以赐予的。”X市的狗呢,在主流的“人”的舆论里,它们被称为“疯狗”,且“打死两只狗”,连上报都不甚值得,而作者则对它们的“疯狂行径”表示了认同,对应S市的情形,X市的狗虽然承担着危险,但毕竟是在为自己的幸福和权利而战斗。

S市的狗和X市的狗,代表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两种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剧的色彩。当繁华是靠了外来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必然没有自己的地位;当生产资料的创造者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必然带来底层的民不聊生。作品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深度思考的警醒,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组历史的长镜头。

带着如上的思考,作者是通过什么途径将他的杂文理念表现出来的呢?形象性。

借形象来说理,本就是杂文创作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有些杂文借历史典故或寓言来发挥观点,这是一种形象性;而本文的运用则更上一个台阶,作者几乎独自虚构了另一个荒诞的世界,只是这个世界的许多种扭曲皆影射着现实生活。当以形象的特殊形式反映生活时,很多具体而可感知的细节则更能唤起人们的感性经验和思想感情。读者读到X市的狗为了骨头而被枪弹无情地残杀时,历次工人起义中蒙难者的悲情,也会同时浮现脑海。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刚刚开始接受一些西方的现代派写作方法,但多应用在小说写作领域中。在杂文创作中加入现代元素,作者可以说是开创者之一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作品更多地加入了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元素。如S市的狗,有其现实意义,但更多是象征性;X市的狗,则完全是一个现实群体的象征和隐喻。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学者。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其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我国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