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不应该有隔膜

■袁小娜

谈到交响乐，相信大多数人承认它是经典的、高雅的，具有技巧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形式。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经典的”、“高雅的”背后似乎也同时蕴含着“高深的”、“艰涩的”等等令人望而生畏的意味，这让大多数听众停留在了交响音乐的门槛之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其一，由于地理、历史、宗教、文化和习俗上的不同，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我们对西方音乐的体验和领悟与西方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二，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演出机制、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制约，交响乐团占全国艺术表演团体的比例少之又少，几个高水平的交响乐团也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就是省一级的地方乐团也往往是独树一帜，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乐团又不能保证每年多场次的正常演出，使我国民众很少有机会欣赏到高质量的交响乐作品。其三，我们一些专家也好、所谓的“乐评人”也好，在开展普及交响乐工作中，往往存在着偏差，他们在文章中或者课堂上强调专业知识的重要性，甚至要求普通听众能像职业音乐家那样去赏析作品。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乐评人”，他们在非常有限的媒体阵地上，发表不着边际的、与音乐毫无关联的“听后感”，读者不看还好，看后对其所解释的音乐作品更感到“玄”而发懵，反而打消了听众走近交响音乐的兴趣。

在西方的音乐史上，交响音乐算得上是意境高远、形式完善的一种。它渊源于古希腊的音乐传统，发轫于中世纪的宗教音乐，自巴洛克时期开始发展为较为完善的形式。它的形成除了受到西方文化、宗教等各种社会背景的影响外，与西方人对人的认识有着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有理智、有情感、能创造，这些被认为是人的本质反映到西方音乐中来，便具备了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和创新意识三个特点。如果我们不理解西方人，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内涵。如果我们不理解西方传统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我们也就很难理解交响乐形成的历史原因。交响音乐是在公元9世纪欧洲宗教歌曲 （单声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像我们的祖先伯牙坐在船头弹的琴曲、刘三姐站立山巅唱的山歌……只是我们中国人有含而不宣的欣赏习惯，才使单声音乐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乐此不疲的传统。而惯于从立体角度进行综合思维的西方人，早就耐不住这种单调的、凝练的美，在单声部的齐唱中，一部分人暂时离开主旋律，唱些装饰性的音调；或是一部分信徒的音域不同或耳朵不好，不能使自己的嗓音与主旋律吻合，他们只能在不同的音高上与主旋律保持一致；还有一部分信徒情绪特别高涨，不满足于平淡的主旋律的音调而擅自对主旋律进行润饰性的改变，这些围绕主旋律而变化的音乐称为支声音乐。在我们国家，这种支声音乐在戏曲和器乐合奏中，几乎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最主要的形式，如艺人们在戏曲中称谓的“包腔”即是这种音乐。由于我国民族心灵深处的趋同思维使得那些暂时离开的音调不敢再进一步地脱离主旋律，做出分庭抗争的举动，而没有催生它往新的格局上的孵化。在西方音乐中，支声音乐这种与众不同的变化却得到了鼓励，最终发展成独立的声部，从而把单声音乐经由支声音乐推向有色彩烘托的、有线条交错的多声音乐。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交响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近代音乐之父”巴赫算起，距今三百年的时间里，无数音乐大师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音乐文献，在这些美妙的音响背后，记录的是艺术家们林林总总的感情体验与形态，其中不乏他们与大自然亲近的种种感受，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深邃思考。甚至，作曲家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企盼，也会像一种寄托，存在于他们的音乐之中。可以说，大凡能流传下来的经典之作，都是因为上述的某一方面曾经打动过一代又一代听众的心。因此，我们可以把交响音乐看成是人类感情世界的一面面镜子，尽管肤色不同、人种不同，人类的感情形态是基本共通的，我们的爱与恨，我们的幻想与恐惧，我们的喜怒哀乐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交响音乐的海洋里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只是水性的不同、所处水位的深浅不同而已。水性好的人可以潜入深海区，在海底嬉戏、畅游，观赏奇妙多姿的深海世界；而水性差的人至少可以浮在水面，享受阳光的沐浴、微风的轻拂。无论是深水位或是浅水位，大海都能带给我们愉悦，对身心带来益处。之所以将交响音乐比作大海，将每个人比作泳者，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听赏音乐的能力，这是造物主赐给我们人类享受音乐的特权，其区别仅在于听赏音乐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以及听赏者对音乐的感知和获取愉悦的程度不同。

而我们有些专家，在普及交响乐的讲座上总拿“听懂”和“听不懂”来说事。其实我们可以反问一下，作为专家的他们，又是怎样的“听得懂”？

我们知道欧洲古典交响乐多是无标题音乐，尤其是编号式的交响曲创作，作曲家更多的是在孤独和寂寞中只为自己的灵魂创作，在立体的音乐线条中编织的是他“整个的世界”，这种被称为“炼狱”式的创作，可以跨越时空，让我们感受到大师们的激情和热情，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感受，就像贝多芬的交响曲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雄气概；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让我们认识了斯大林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真实性等等。如果说我们的专家能够“听得懂”，相信除了他们的主观感受外，也只是在作曲技巧、创作手法上能够说出一二三，至于每段音乐表现什么内容、每部作品具体的指向是什么，恐怕“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语言的尽头是音乐”。音乐正是因为承载了语言难以表达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为人类留下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才拥有着无限而持久的魅力。即便是标题音乐，与其说作曲家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不如说他在启发我们什么，暗示我们什么。只要我们用心灵去品味和解读那些丰富的音乐内涵，去接收作曲家传达的精神信息，去感受音响世界奇妙的斑斓色彩，就能从作品中享受到人类音乐文化成果所体现出的强健、丰赡的文化心态和豪放、华丽的艺术情趣。其实，只要喜欢听，就已经是懂得欣赏的开始，如果反复聆听同一部作品，还会触发和积累更多的心得，会越来越深刻、细腻地领会音乐的意境。

因此，欣赏交响乐，只要能够为我们带来情感愉悦，唤起我们的联想和记忆，引发对音响世界的好奇，感受到交响音乐博大、辉煌的无限魅力就足矣。

当然，我们说培养交响乐的听众，并不是期望它像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的听众那样，被大多数听众追捧。毕竟交响音乐属于“小众艺术”，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要求老百姓喜欢听，都能达到情感上的愉悦，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黄河》、《梁祝》、《春节序曲》等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交响乐作品，受众面也不大。如果同喜欢流行歌曲的人数相比，喜欢交响音乐的人数少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培养大众高雅的文化艺术情趣，提高听众的音乐修养，让更多的听众能从交响乐这种述诸心灵的形式中获取艺术享受，则是每一个职业音乐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交响乐这种艺术形式虽然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不到百年的时间，但已经是我国音乐事业中演出和创作的中坚力量，尤其近30年来，我国各省区的地方交响乐团在规模、管理、演出水平以及受众群体的欣赏趣味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已经引起世界乐坛的广泛关注，正像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2008年在访问了中国内地、香港和台北之后所预言的那样：“可以不过分地说，中国正在接手西方音乐的未来。这是令人惊异的情景。”

在面对成绩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和鼓励下，我们同样应该冷静思考的是，我国交响乐的受众群体却没有交响乐的创作和演出那样令人乐观，或者说交响乐演出市场的日益繁荣并没有明显地培养出相应的欣赏群体。在音乐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从构成音乐事项的三要素——作品原创、演奏者、欣赏者来看，后者从来都是被动的，他们走进音乐厅，被动地接受音乐家演奏的所有作品，然而，他们却是三要素中重要的一环，是音乐传播的终端。听众的认可、接受程度是检验音乐作品、衡量音乐演奏效果的唯一标准。

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不应该低估听众的欣赏力，在热情的听众中附庸风雅总是少数，多数的听众都能从哪怕是陌生的作品中获取某些愉悦和情感共鸣，虽然说不出子丑寅卯来，但一段旋律、几小节的和声配置和某些声部的出彩演奏都能给他们留下很深的记忆。可以说我们的音乐家每场的音乐会演出都既是播种又是收获的艺术行为。只有长期不断地对广大民众音乐素养的培养，以及西方优秀音乐文化的逐步渗透，才能缩小我国民众同西方文化之间在审美习惯上的差异，有了广大的受众群体，音乐演出事业才能良性循环，我国交响音乐的水平才能像国际乐坛评论的那样，真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