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中华文化之二中华文化的守护者——罗兰

■ 姚同发

中秋佳节，正是花好月圆时候，笔者来到台湾著名作家罗兰的故乡——天津市宁河县。在会见老朋友时，笔者不时听到关于罗兰回乡探亲及其作品的一些佳话，深感大家对罗兰依然是那么亲近熟稔，那么钦敬激赏。

的确，出版了30多部作品的罗兰，无论在岛内还是在祖国大陆，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在岛内，罗兰曾获中山文艺奖、广播金钟奖特别奖、21届文学奖等大奖；在祖国大陆，她的作品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罗兰小语》还一度荣登北京新华书店全国畅销书排行榜。人们难免疑问，两岸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罗兰作品为何能在两岸有如此热烈的正面反响。笔者以为，答案就在其作品饱含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其对中华文化的忠诚守护。

蓟运河畔：一片文化沃土

罗兰原名靳佩芬，1919年6月30日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属天津市）芦台北街——宁静秀丽的蓟运河畔。

芦台为京东大镇，由于距北京很近，民众也自称是在“天子脚下”。这里不但做官的人多，文风尤其昌盛，几乎家家户户都以读书为荣。罗兰出生的五代同堂的靳向善堂，是芦台镇有名的大户豪门，一个严守旧礼的大家庭。祖父志在金石文物，父亲则谙熟旧体诗词，对于古筝、琵琶、月琴、三弦、胡琴及笙管笛箫，亦样样皆精。从小沐浴在中华文化沃土之中的罗兰，耳濡目染，早早在心间埋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

在小学六年级以前，罗兰就已看遍了几乎所有的旧小说，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她的课外读物是父亲从老家带到塘沽去的线装小说，包括古典名著、通俗和新旧武侠小说。进入河北女师后，罗兰又遍读了所有能弄到手的30年代的作品，尤其喜爱巴金，巴金那简明直捷的句子，一直影响着罗兰日后的创作。

“我爱中华”：一份正义的感情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浴血抗战。

从1938年初到1940年暑假，迫于生计的罗兰在宁河县汉沽镇寨上庄的“女子完全小学”做教员。学校是娘娘庙改建的，全体教职员只有3 人，虽说月薪20元，但因为战争根本发不出薪水。这种无钱可花的日子反而使她过了两年无忧无虑、不用操心柴米油盐的生活。这所中国最传统的乡村小学，虽然生活艰苦，但因地处偏僻，日本鬼子的铁蹄未曾践踏，反使她有了一段安静的时光，得以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在庙里，她遍读《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红楼梦》等，连《辞源》都被拿来当小说细细地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娘娘庙里“修行”了。

1940年暑假后，罗兰离开了乡下小学，到天津女师附小教音乐。罗兰来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儿童合唱团，把她当初未能进入音乐系的遗憾，借着教导学生而得以弥补。

学校的儿童合唱团在历次全市或全华北的比赛中名列前茅，因此得到天津广播电台的重视，要把这“女师附小合唱团”代用为“天津广播儿童合唱团”，定期用短波播向全华北。那是在沦陷岁月、敌人铁蹄之下，但罗兰所选的是充满爱国思想的歌曲，包括“旗正飘飘”、“国旗歌”、“大中华”、“我爱中华”、“大国民”、“好国民”等等。当他们不畏日寇的监视与高压，播音完毕后趁着黄昏晚风走回学校的时候，一路唱着这些爱国歌，常会吸引来两旁住户，从楼上推开窗子，探出身来为他们鼓掌。孩子们的歌声清纯甜美，所唱的歌又早为民众所熟悉，住户们想不到在那样的环境下，会有孩子们为大家唱出这样的心声，令人多么振奋。而对罗兰来说，内心里只有一份正义感与对音乐的爱，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可能是很冒险的事。

《罗兰小语》：新时期的《论语》

1948年，经一位在招商局业务部门工作的小学同学的帮忙，罗兰登上了开往台湾的和顺轮。

抵达台北的第二天一早，她径直来到“台湾广播电台”。她唯一能出示的，便是在天津广播电台工作的“小牌牌”。当台长问：“你会不会报新闻？会不会写稿？会不会管理唱片？”的时候，罗兰一律点头说“会”。这样，她便顺顺当当地通过了面谈，而且在第二天就上班了。

本文作者在台北罗兰家中（1998年）

1958年，台湾广播界兴起一种新的节目形式——“综合节目”，主旨是强调“主持人”、建立明星制。那已经是罗兰抵台第10年，她39 岁了。39岁还有机会在一件有创意的工作上起步，真是天帮忙。这成为她一生事业的起点，奠定了她日后在广播和写作上双轨并进的基础，展开了几乎可以说是一望无尽的光明前程。

于是，她开始了这每晚30分钟的广播节目“主持人”生涯。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她的名字，开始以“罗兰”为笔名。在那十尺见方、与世隔绝的斗室里，罗兰根据选播的音乐插播自己撰写的短语和短文，内容则无所不包，从现实到理想，从友谊到爱情，从性情到处世，从婚姻到因缘，从金钱到物欲，从学习到修养……洋洋洒洒，不一而足。这一切，既是她对听众所说的话，同时也是她对自己所说的话。

5年后，这些短句、短文居然积了三四百万字之多。罗兰经过仔细推敲，从中精益求精地选择了10 多万字，并以《罗兰小语》第一辑正式出版。从此，罗兰一发而不可收，到1987年，《罗兰小语》已出版五辑。

小语体是罗兰的独创，也是作者的一种自谦。《罗兰小语》以它特殊的形式、自由的结构、宽广的题材、深入浅出的主题和明白晓畅的语言，形成一种独特的“罗氏文体”。这种文体含纳和彰显了多种文学样式：她既是散文，又是诗，既是论说文，又是语录体；既是思想杂谈，也是生活随笔；既是人生感言，又是哲理小品。有专家概称这些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美德的小语，实为新时期的《论语》。

《岁月沉沙》：新传记之范本

1990年9月，罗兰开始写下《岁月沉沙》三部曲的第一篇《大宅巡礼》。那以后5年的时间里，她从《蓟运河畔》写到独自飘洋到台湾之后的《苍茫云海》，最后归结为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土去寻寻觅觅的《风雨归舟》。5年间，她往返大陆10 趟，不仅让她认识现在的故土，也给了她去找回那29岁以前脚步的可能性，用属于一个中国人的一世沧桑的心情，把那悲喜交集、一言难尽的感慨，通过实际的了解和具体的回顾，来做一次由衷的表达。

1995年出版的自传体《岁月沉沙》三部曲是不同凡响的。它是由一篇篇非常漂亮的散文绵联而成，每一篇又都可以自成一体，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或主题，结构很精巧完整，叙述语言非常美好。这样一部自传，它的散文（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散文）体的结构，确实是十分优秀的，它为传记作品注满了文学的品味。

稍后，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宁河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罗兰作品研讨会”，在罗兰的家乡宁河县芦台宾馆隆重举行。这次研讨会，对罗兰作品做了一次总的检阅，对罗兰的创作道路做了一次全面的回顾。来自全国的台湾文学专家学者，对她作品中跳荡着的爱国爱乡之情和真诚的文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一个月后，岛内更传来令人振奋的佳音：《岁月沉沙》三部曲荣膺台湾文学界最高桂冠——第21届文学奖。这不仅使罗兰欣喜无比，也令参加罗兰作品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又一次分享了她的一份快乐。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为《岁月沉沙》三部曲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以熟练技巧，融个人身世与时代脉动于笔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虽为大时代中小人物之自传，然正与一般名人、伟人传不同，可视为新传记之范本。”

在颁奖典礼上，罗兰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所有作家都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一点也不寂寞孤单，这让她得奖时感觉特别快乐。她非常肯定地说，中华文化具有近悦远来、心悦诚服的吸引力。她举例说，在一些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竟能在一起谈李杜，说老庄，一见如故，莫逆于心，正是中华文化魅力之所在。

血脉相连：中华文化守护者

罗兰访问天津社会科学院（2005年）

解读罗兰，人们发现，她的小语哲理如诗、催人奋进，她的散文情趣盎然、风和日丽，她的小说精致典雅、摄人心魄，她的诗论清凉高洁、独树一帜。一言以蔽之，罗兰作品无不洋溢着中华文化浓郁芬芳，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称罗兰为中华文化守护者，是恰如其分的。这也是罗兰作品能在两岸风行的根本所在。但是，罗兰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动中，仍以其娇小的身躯不遗余力地大声疾呼，尽到了一个作家对于中华文化所应负有的那份社会历史责任。

一次，罗兰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妇女读物与妇女形象研讨会”。来到北京后，她看到人们开始讲究穿戴，到处开着歌舞厅和“卡拉OK”场馆，感到很忧虑。于是把这忧虑带到了会上，罗兰说，对任何国家，女性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女性所表现的是勤劳、节俭、尽责、安分、廉洁、高尚，这社会给人的印象就是积极、沉稳、正常，而且有希望。所以，在开幕典礼上，她向大会提出了建言：从事写作的人和出版者都要负起社会教育的责任，我们要社会责任挂帅，不要商业利益挂帅；我们要做社会的清洁剂，不要做社会的污染源。这个发言，获得大会一致认同，受到与会者长时间热烈鼓掌欢迎。

笔者在北京参加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时，曾聆听罗兰女士在第一天大会上的演讲。罗兰说，历代以来，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虽然有过不得已的分离，但在文化与文学上却始终是血脉相连，不分彼此。她进而指出，“现在有的本土作家（注：指岛内），在作品中大量加入闽南语（或台语），也有人尝试改变一部分文字，来适应台语所需，但显然这种努力容易使文学走入局限化，太过地域性的作品反而减少了读者，是不智的。”“是不智的”，这一警句是多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显示出罗兰对于中华文化的守护，是多么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