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1西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2重庆教育学院成教院,重庆400067)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至负数,农业劳动力将出现剩余,高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非农产业将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在高收入的预期下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生产部门间合理配置的过程,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这一过程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和产物,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研究表明,过去数十年中,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世界银行,1999;王德文,2000),并将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为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1][2]。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提高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虽然,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下降了很多,但它还是捆绑了太多体现区域不平衡的利益(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就业),致使中国的劳动力迁移一直以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形式进行,这种候鸟式的迁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有很强的流动性[3],并被称以“半城市化”(高尚全,2009)。但是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自身已经难以消化就业的社会成本,农民自身已经难以消灭就业的社会成本,随着农民工大规模长期在城镇就业,农村已经很难通过回流解决城镇发生的失业问题,随着农业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农产品提价也难以弥补务工收入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