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大国崛起中的烦恼

■ 吕玉忠

（渤海证券公司，天津300381）

如何化解大国崛起中的烦恼

■ 吕玉忠

（渤海证券公司，天津300381）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矛盾比较突出，顶层设计出现“两难抉择”。各种思潮涌动，国人和学界茫然，斩不断、理还乱。中国正进入大国崛起中的烦恼期。

1 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八大表象

1.1 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频发

全球气候变暖是不争事实。气候变暖加速了南北极冰川的融化。冰川的融化导致了大气环流非规律，必然产生极端天气，引发无穷的自然灾害。

今年春天到6月初，我国长江中下游几省市，发生了50年来最大干旱，江河断流、大地干裂、鄱阳湖、洞庭湖水面面积减少2/3，人畜饮水困难；而到6月中旬，短短十几天时间，该地区暴雨如注、江河横流、“水漫金山”、河堤决口，淹没了无数村庄和良田。这种瞬间旱涝交替，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洪灾已致175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35亿元。

今年以来，美国龙卷风频发，仅4月27日席卷美国南部的龙卷风就造成193人死亡。2011年初澳大利亚东部持续暴雨引发大规模洪灾，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一片狼藉，致22人死亡。

今年的最大突发事件当属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电事故。3月11日，日本宫城县以东海域发生了9.0级大地震，15405人丧生，8095人失踪，经济损失超过25万亿日元。由此产生的福岛核电事故震惊世界，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惊恐。

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给世界经济正常运行增添了变数，使得本来复杂的局面更加复杂。

1.2 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不同步，宏观政策相互对冲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国家”，以及澳大利亚、韩国等经济体，经济复苏已到第二阶段，治理通货膨胀成为主要矛盾，货币政策从紧、进入加息通道；而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复苏刚刚开始，复苏的基础不牢固，故美联储实施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刺激经济。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相左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全球对冲”。

1.3 欧洲已是昨日黄花

先天不足的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财政。欧洲早已成老年福利社会，“人口贴现”严重，致使“主权债务危机”积重难返。“北约”的激进派法国对利比亚动武，但事与愿违，久战不下。

1.4 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全球几大经济体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鹤立鸡群，大有超美之势。然而，美国两招狠棋（科技、汇率）逼退日本，致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20年的停滞期。今年的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电事故，更使日本屋漏偏遇连阴雨，雪上加霜。

1.5 美国渐沦艰辛守成大国

当今世界，美国仍是第一大经济体，在冷战结束后维系着世界霸主地位。世界警察角色拖得美国精疲力竭，彰显出守成大国的艰难。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10年反恐耗资巨大（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最新报告，10年反恐美国开支2.3～2.7万亿美元）。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问题棘手缠身。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矛盾加大，今年5月份失业率仍高达9.1%，经济增长由原来的3.3%可能降到2.7%。美国国家债务屡创新高，大有国家破产的风险，美国3.087亿人口，人均债务5万美元左右。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顺水推舟、金蝉脱壳，把指挥权交予“北约”，其实是忧谗畏讥，力不从心。

1.6 中国成为领袖大国尚需时日

中国目前虽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按照历史规律，这个阶段已成福利之国，然而由于中国拥有13.4亿人口，使得中国没能跨越这个阶段。

美国力保世界霸主地位，绝不会拱手让人。目前美国人手中仍有两张王牌：“科技引领”、“汇率魔方”。这一点，中国短时间不能赶超。今年7月1日，利昂·帕内塔正式出任美国新一届国防部长，上任后立刻调整了美国的全球军事策略，加强了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共有11艘航母，其中6艘布置在太平洋区域。

中国周边国家“抱团滋事”。南中国海的石油储量大约有200亿吨左右，有第二波斯湾之称。最近“南海争端”中，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邻国，一反常态，表现得异常强硬；2010年中日钓鱼岛事件中，日方扣我渔船，欲审我方船长；中印边界问题时有口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较好，但俄方也想敲中国人的竹杠，中俄天然气谈判再度搁浅。协议规定未来30年俄方每年向中国供应680亿立方米天然气，俄方要求按欧洲合同价每立方千米352美元结算，中方要求按中亚合同价每立方千米250美元结算，两者相差204亿美元。中国周边国家似已达成共识：趁中国崛而未起，是闹事的好时机，迫使中国让利。

1.7 “阿拉伯之春”风起云涌

自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些城镇爆发动乱以来，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政府：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已被推翻，也门闹得正凶，利比亚战局混乱，巴林、沙特抗议活动不断，叙利亚枪声四起。2011年6月29日，埃及首都开罗解放广场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导致1114人受伤。

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大了世界石油供给的变数，使得国际石油价格大起大落，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了不确定性。

1.8 拉登已死，反恐未了

本·拉登被美国军方击毙，反恐进入了后拉登时代。现实表明，后拉登时代的反恐态势更加复杂，根源在于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依然存在，除历史、地理、宗教、信仰不同外，还有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的矛盾。

2 中国国内正处在矛盾凸显期

世界发展史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至7000美元是国内矛盾凸显期。2010年中国GDP总量397983亿元，折合58791亿美元，人均GDP达4300美元，正处在这一时期。

2.1 贪腐已成为大国崛起通途中的拦路石

据中纪委最新披露，2010年中国有146517人受党纪政纪处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广东茂名原副市长杨光亮、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贪污受贿被查说明，我国在加大反腐力度，同时也表明我国的腐败程度还是相当严重的。民众中“仇官、仇警、仇富”情绪有所滋生。胡锦涛在“7·1建党90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2.2 目前中国的顶层设计出现多项“两难抉择”。

一是治理通胀与加息的两难抉择。今年5月我国CPI涨幅已达5.5%，创34个月来新高，同月PPI达6.8%。治理通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按照常理，治理通胀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加息。一旦实际利率为正，会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储蓄到金融机构，缓解通胀压力；同时，加息能改变民众对降低通胀的合理预期。然而今天，我们为什么对加息“犹抱琵琶半遮面”呢？在全球经济高度关联化的今天，加息必然提高人民币升值幅度，导致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迫使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流动性泛滥，不利于通胀的治理。2011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0447亿美元，4月底外汇占款高达24万亿人民币，占广义货币（M2）76.34万亿的31.5%。不得已，我们只能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我国已12次提准，大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21.5%，创全球最高。负面效应是，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小企业生存的两难抉择。产业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客观上要求淘汰落后产能、降低过剩产能，但这涉及到千万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就业问题，因此刀不能砍得太狠。

三是城市化与消减城市三高的两难抉择。毋庸置疑，城市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引擎。然而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是城市三高现象。即高污染、高拥堵、高物价。武汉、北京、成都的一场暴雨，几乎使整个城市交通瘫痪，就是鲜明例证。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使中国的城市布局更加合理，是需要破解的新课题。

2.3 利益族群之间冲突时有发生

任何社会，在其运行中都会产生社会矛盾。值得提醒的是，中国在加大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和累积了新的矛盾体，这就是“利益族群”之间的冲突。由于地理、历史、文化教育程度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从事职业不同，收入水平不同，享受发展成果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中国民众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相关的利益族群。由于利益族群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差别，采取的表达族群利益的方式迥异。

拆迁矛盾已成为我国首要社会矛盾。中国有关城市拆迁中的冲突事件常见于报端，前不久江西抚州被拆迁户钱明奇对政府机关实施自杀式爆炸，致3人死亡。这种冲突实质上是强势群体（有关官员＋开发商）与弱势群体（被拆迁户）之间的冲突。

新的“城市二元结构”的冲突。中国在没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从农村涌向珠三角、长三角，为中国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为该地区创造和积累数以万亿计的社会财富。然而，由于他们的户籍不在城市，没有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中国1.5亿农民工中的新一代农民工（80后农民工），已成为城市的有机体。80后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对于农业生产、土地，甚至对于家乡，少了眷恋，多了陌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初中或高中毕业就随同他们的父兄、姐妹来到了城市，从事着城市建设和城市正常运转工作。他们离不开城市，城市也离不开他们。他们常年生活在城市里，但被城市边缘化，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因而一有小事件，就引发大冲突。2011年6月广东两起暴力冲突（潮安县古巷镇打砸派出所、新塘镇大敦村大规模警民冲突）就是突出例证。

分配不公的矛盾。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7，分配不公处于全球194个有统计记录国家和地区的前10名，已经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2.4 土地成了各路达人眼中的唐僧肉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在强劲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溢价效应非常明显。村、乡（镇）、县（市）各级政府中的个别官员，开发商、金融大鳄对土地利益的攫取加速了中国耕地面积的锐减。1996年10月，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时，我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到2008年底，我国耕地面积缩减为18.26亿亩，12年间绝对减少了1.25亿亩。粮食安全、蔬菜价格居高不下，农副产品价格轮番上涨，这些都与耕地的减少直接相关。

2.5 经济转型艰辛而痛苦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消耗了国内大量不再生资源。以2009年为例，我国消耗了世界上46%的钢铁、45%的煤炭、48%的水泥、10%的油气，只创造了世界8%的GDP。气候、环境、资源（尤其是淡水和三大能源）的硬约束，迫切要求中国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口号的提出非今日始，已有十几个年头。为什么没有成功转型？经济转型本身并非易事，一是科技的对接，二是人才的跟进，三是自主品牌的营造和市场占有。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成功转型。世界人口第一、以重化工为基础的加工大国，谈何容易！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艰辛的。

2.6 传统主流文化缺失，国人心态浮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美德已成美丽的传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十足的商业时代，美女、美食、灯红酒绿，夺人耳目；宝马香车、凤楼龙阁随处可见。金钱的魅力和诱惑无时不在。在这种氛围下，从封疆大吏到普通百姓，心态烦躁，烦恼丛生。

3 卧薪尝胆，图强崛起

3.1 机遇千载，时不我待

必须明确地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华民族迎来了千载难逢的中华复兴、大国崛起的时刻，时间从现在算起，最多还有20年。再过20年，中国人口红利期已过，人口贴现期到来，“未富先老”的社会，怎能实现大国崛起？凡我炎黄子孙，都应以国是为重，以中华复兴为己任，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3.2 执政党必须自廉自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执政者必须加大廉政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报告中明确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要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真谛训诫全党，执政时间越长，自洁自廉的责任愈重。“胜人者勇、胜己者强”。要以壮士断臂的气度，加大反腐力度。各级政府官员，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宗旨，常怀忧党忧国之心，恪尽兴党兴国之责。俯下身来，了民情、解民忧、办民事、取民信，平抚社会矛盾。

“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中、西部差异很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宏观政策的制定、传导、执行、生效所产生的时滞期较长，客观上要求政策相对稳定。如若朝令夕改、朝松暮紧，势必带来经济周期的较大波动。这要求政策制定者要有高度的预见性、前瞻性。为此，要充分发挥国家智库的功能和作用，抵御能力不足的风险。

3.3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是中华先哲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闪烁着大智慧的光芒。在人类迈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学会敬畏自然、感恩自然了，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