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甲庆
现代反垄断法以维护有效竞争、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为基本价值诉求。这主要通过限制、禁止具有反竞争效果的企业行为来实现。但是,一企业的行为是否具有反竞争效果,不仅取决于该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市场结构条件,还取决于企业本身的规模和组织形式(要素合约还是产品合约),涉及产业属性与行为、市场结构与行为、企业结构与行为、市场与企业相互作用和影响等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在反垄断诉讼中,除了少数具有“显见反竞争效果”的案件,如“赤祼裸的限制竞争协议”可以依据直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本身违法原则进行审理外,多数案件都需要按照合理原则进行审理,而且还要结合具体案件,综合考虑被告所处的产业环境、市场结构条件、产品或服务属性、其自身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以及其他企业实际或潜在竞争的状况,才能审查认定一项企业行为促进竞争的效果、限制竞争的效果以及总体竞争效果。而竞争效果的分析和评价往往都需要借助于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和计量经济学等专门知识。事实上,自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反垄断执法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一种“重反竞争效果证据轻主观意图和动机证据”的趋势。所谓“重反竞争效果证据”,就是在竞争效应分析中突出反垄断经济分析方法的意义,并要求原告提供反竞争行为提高价格或限制产出方面的客观证据。〔1〕Oliver E.W illiamson,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aking Stock,LookingAhead,38J.Econ. L it.595(2000).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