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武,赵行亮
(广东商学院会计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行为金融学研究在国内外日益得到重视,以Kahnem an和Tversky(1979)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尤为典型,其主要内容包括:(1)由于现实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2)作为社会人,在利他主义、追求公正等内在信念的支配下,人不是完全自利的;(3)人的偏好并不是相对稳定的,偏好可能是决策的结果而非原因,即使不同情形下的预期效用相同,人们的风险偏好却可能不同[1]。因此,当人们试图最大化其预期效用时,往往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犯系统性错误,使得实际决策行为经常违背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前景理论比预期效用理论更能真切地描述投资者风险决策行为[2]。投资者的前景理论偏好和心理账户会导致较强的“售盈持亏”处置效应[3,4]。Barberis和Huang(2001)通过引入损失厌恶,解释了股票收益率的反转现象[5]。Barberis,Huang和Santos(2001)将前景理论与资产定价进行有机结合,得到了一种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HS),并能够较好地解释资本市场中的某些异象[6]。行为金融学在我国起步较晚,研究不够深入,而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则更为少见。仲伟周等(2009)研究发现我国居民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7]。王正新等(2010)提出一种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多指标灰关联决策方法[8]。严红梅和王震(2009)基于前景理论,从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等现实假定出发,分析了有奖发票的作用机理,并指出顾客行为是有奖发票机制设计的关键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