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用“温情与敬意”诠释历史

郝一默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大儒”，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离华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作为反击，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除第一篇外，其余5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在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人”。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内地，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1949年，解放军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留的抉择。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曾提及自己不离开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