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福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三大纪律”,最初是称为“三项纪律”、“三大纪律”还是“三条纪律”呢?对此党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有学者提出,“1927年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抵达荆竹山,王佐派侦探队长朱持柳前往迎接。由于战士们长途跋涉,饥饿难忍,刨了老百姓的红薯吃,违反了群众纪律。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于次日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召开大会。要求部队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山上的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同时提出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随后,部队从荆竹山出发,经双马石哨口,抵达大井村,受到了王佐的热情接待。”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大事纪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还有学者认为:“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明确宣布了非常简明的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②黄永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发展及其意义》,《沧桑》2001年第1期。
笔者通过相关史实考证,认为起初应该称为“三条纪律”比较合适。其依据如下:
1.老同志的回忆。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回忆说:1927年10月中旬,当红军队伍抵达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一时被冲散,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战士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出来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