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一美学看当代文坛警察形象

叶从容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一、同一美学的内涵

同一美学源自文化符号学派最重要代表人物洛特曼的文论思想，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美就是信息。认为“艺术文本的生命就体现在艺术语言能以极小的篇幅集中惊人的信息量”［1］2。信息量大小的区别通过同一美学、对立美学表现出来，“对立与对比越鲜明，艺术文本中的信息量就越丰富。反之，对比和对立越模糊，艺术文本中的信息量就越稀少。”［1］406因此，洛特曼推崇对立美学，重视艺术文本中的“对比”与“对立”，认为有特征的对立能产生出超越文本的构思。当然，洛特曼所强调的对立美学与一般西方美学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肉体与精神等对立下所形成的对立美学是不一样的，后者的对立面是和谐美学，与洛特曼对立美学相对的则是同一美学。

洛特曼通过对民间文学等的分析概括出同一美学作品的共同特征:“它基于作品与所描写的生活现象的完全一致——即具有读者事先就知道的陈规俗套——并且按照‘规则’系统发挥作用。”在同一美学的框架中，“人们通过将它们等同于某种逻辑模式来理解各种生活现象，这就是同一美学的认识论本质。艺术家有意抛弃全部‘非本质的’因素，即那些赋予现象以特征的因素。”［1］13这里蕴含着一个前提:各种生活现象后面有一个共同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事物表面的差异只是“非本质”的因素，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从同一美学的角度看，重复是必然的。“尽管我们面前有着无数不同的现象:A1、A2、A3、A4……An;它们其实不过是一种不厌其烦的重复:A1 是 A;A2 是 A;A3 是 A;An 是 A。”［1］406这里的重复不仅体现在内容、现象、意义等方面，也体现在形式上。由此可见，同一美学代表对立、对比模糊的文本要素，在同一美学的文本中，作者抛弃艺术作品中具有区别意义的非本质因素，通过对模式化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本质性特征的把握来表达对纷繁复杂事物的理解。由于同一美学所提供的信息比较固定和有限，导致由此产生的艺术品大多具有逻辑模式化、内蕴单一化以及审美价值有限性等特征。

同一美学这一特质是由本质主义所推崇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本质主义有三种典型表现:绝对主义、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绝对主义是认定世间万物都有一个普遍性的恒在的本质;基础主义又称原子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建立在一个恒定的基础上;科学主义则主张通过科学的方法可以认识并掌握事物的本质。然而，文学是讲求个性的，个性化的结构形态、独特的表达方式、丰富而含蓄的意义是构成典范的文学文本的常见因素，尤其后者，古今中外有不少人注意到意义的多样化和不确定性特征，如古代中国有“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言有尽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西方有“陌生化”、“象征”等主张。同一美学漠视文学个性，显然有违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也就难怪常常为人所诟病。但是，同一美学、对立美学从信息的角度阐释了文学作品优劣标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鉴赏与批评的角度，有助文学现象的理解和评判，有利于更加客观地分析、考察当代文坛的警察形象。

二、同一美学与新中国文坛警察形象的塑造

同一美学的思想内核与新中国文学发展有着内在的相通。纵观中国近一个世纪尤其是十七年前后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当代文坛，同一美学思想几成文坛主流，成为多数作家的自觉追求。新中国警察作为人民政权与人民利益的保卫者，代表着公平与正义，以高度的自律性和规范性巍然树立起的正面的公众形象，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警察的公众形象的相对一致性、固定性直接影响了新中国警察文学形象的塑造，在形象特征、审美倾向诸方面都表现出同一美学的特征。

建国初十七年到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世界的警察形象比较单一，主要体现公安战士的智勇双全的“高大全”特征，有意无意地突出政治的意义。在众多反特、剿匪题材的作品中，作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护卫者，公安人员形象往往被塑造成正义、英勇、崇高、坚强、智慧的化身，满怀对人民的爱和对敌对分子的恨。如《双铃马蹄表》的顾群、《黑三角》的石岩、《羊城暗哨》的王练等等，他们以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成就了一个个高大的英雄形象。在众多的警察形象中，根据上海民警马人俊事迹改编的电影《今天我休息》可谓独树一帜，作品没有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通过一连串日常生活中的小误会、小矛盾，在幽默轻松的氛围中突出了马天民这一普通民警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再现了警察职业的另一个特点，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抹去的经典回忆。

文革结束后，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公安形象除了正义的一面，还不时作为悲情英雄出现，展示了“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的特征，凸显出公安战士在黑白颠倒的十年浩劫中的独特风采。如《神圣的使命》的王公伯、《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葛翎等等。此外，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海岩的《便衣警察》等作品则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中展现了警察命运的跌宕起伏和复杂的人事纠葛，初步拓展了警察形象塑造的空间。

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安人员的文学形象有了更加充分的发展，作家更加关注他们作为普通人所应有的喜怒哀乐，通过突出其平民化特征，赋予他们世俗化色彩。除了公安文学高手海岩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玉观音》《河流如血》等作品，众多的影视剧的加入更使警察文学形象进入千家万户，最大程度上扩大了受众面，成为广受欢迎的形象类型，如《英雄无悔》、 《西部警察》、 《无悔追踪》、《黑冰》、《重案六组》等。此外，还有作家尝试通过独特的叙事表达超越某些形上之思。如余华在《河边的错误》中塑造了马哲这一敬业、正义的警察形象，但是作者并不以此为目的。余华通过冷静的叙述讲述一连串的偶然，使读者在一次次对犯罪真相中的探求中无功而返，而马哲最终无奈的人生选择，更使作品流露浓郁的人生荒诞感。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警察内部“害群之马”的违法人物形象，如《黑冰》、 《英雄无悔》等。相对于英雄形象而言，这些堕落者的形象更加有层次性，作者常常会揭示他们走向违法犯罪的种种不得已的原因，甚至让他们在最后关头幡然悔悟，以生命为代价改写人生轨迹。

总的说来，当代文坛的警察形象塑造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一方面，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学观尤其新中国文艺政策决定的。中国有历史悠久的“诗教”传统，重视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清末以来，地位低微的中国叙事文学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呼吁之下变得影响力越来越大，梁启超的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150以延座讲话精神为圭皋的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将这种实用主义发挥到极致，然而，当作家们忠实地履行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强调的社会政治职责为工农兵服务，以充满乐观主义的激情高唱赞歌去揭示“历史本质”和“客观规律”之际，文坛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共名。于是，一元化的思想内涵被固定下来，文学话语的单一甚至僵化变得无可避免，发展到极端便是内在思想的凝固、板结终致雷同，直接导致文学形象内涵、审美特征的模式化，从而呈现出典型的同一美学形态。另一方面，警察职业本身决定其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职业训练和职业性质的特殊性使公安人员的言谈举止带有明显共性，塑造这类形象时更容易落入模式化的窠臼，从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同一美学特征。

三、消费时代警察形象的同一美学特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偕同消费时代悄然而至，文学与市场的对接所带来的文学商品化色彩越来越浓重，如对眼前利益、个体欲望的过度重视，对文学产品商品性过分强调等等。后现代思潮则带来了更加强大的冲击力，反本质主义成为后现代的一个有力武器，摧毁着自古希腊以来影响久远的本质主义传统，对事物固有本质的质疑成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共识，对本质、信仰的苦苦追问、上下求索几成昨日黄花。反本质主义的强大力量摧毁同一美学安身立命基础的同时，又以反主流、边缘化、平面化、碎片化、个人化的叙事主张以及取消社会意义、放逐信仰与理想、追捧感官享受的世俗化欲望表达拆解了启蒙、理性叙事，带给文学世界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首先，强调现代性、理性主义的主流叙事边缘化，代之以反主流、边缘化的碎片化、日常化叙事，以当下欲望的展示取代彼岸世界的探寻;第二，以自我表现为宗旨，以个人化经验替代集体性经验，取消作品的社会意义。第三，以急功近利的商业化写作取代精雕细琢式的经典创作。在反智性、反崇高、反高雅、反主流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在时时更新的商品社会财富排行榜的刺激下，文学很快沦为流水线上制造的美丽泡沫。

总体而言，表现人民警察的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仍然是上世纪末以来的主流，如《无悔追踪》中的老肖、《十面埋伏》中的罗维民、《任长霞》中的女局长、《公安局长》中的李西东等等，但对于群体而言，警察头顶“完美英雄”的光环渐淡了，作为普通人的特征开始凸现出来:警察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也面临着种种生活压力;警察也有怯懦、牢骚，也要面对世俗的种种诱惑。如张宇《软弱》中的于富贵、海岩《玉观音》中的安心等等，他们虽不完美，但是却因此更加真实可信，折射出思想多元化社会对警察的重新认识与想象。然而，后现代消费时代对文学的新定位给文坛带来深远的影响，文学观念、文学技巧随之发生改变，警察文学形象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烙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类型化

大多数警察形象缺乏突出的个性，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行业的共性，是作为警察的基本特征。如热播剧《重案六组》，虽然塑造出神勇无敌的英雄群像，他们展现出警察队伍最重要的品质，但作为个体成员的光彩却被掩盖了，并无当年金圣叹评水浒时所赞许的一百零八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即便是英雄群像中最重要的角色季洁，也是一个性格、形象固定的人物，缺乏发展变化。

2．娱乐化

港台剧和好莱坞警匪片中往往比较突出娱乐性，在紧张刺激中不忘加上搞笑、诙谐的戏份，至于情感戏更是必不可少，即所谓拳头加枕头，如鼎鼎大名的007系列。公安题材文学提取了这些娱乐受众的内容，努力给以往严肃、紧张甚至枯燥的破案过程添加娱乐的气氛，人物形象由此满足了更多读者的阅读需求。如程琳的“非常刑警”系列中的主人公苏岩就是这样一名警察。《重案六组》的男女组合也是典型的金童玉女式的搭配，主人公的情感戏始终纠结其中。

3．道具化

即作品不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而是将情节放在构思的首位，人物仅仅为情节服务，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最重要的道具，这是当代文学警察形象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在不少破案题材的文本中，作者关注的是如何讲好故事，怎样使情节更加曲折更加吸引人。如萨苏的《京城十案》，尽管作品以真实、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受到好评，但是掩卷之余，英雄形象塑造却远不如情节精彩，“这一个”成了“这一群”，人物个性的表现远远不足。

以上种种特点显示出一个深刻的时代根源。消费时代文本的制造取决于市场的需求，需要作家针对读者的阅读喜好进行创作。作为文学产品的制作者，作家只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模式，加以适当的“配料”可以迅速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文学商品。精细与深刻离读者远了，暴露的是商品经济时代的浮躁与匆促。对于警察形象的塑造而言，这导致不少公安题材文本呈现重情节轻人物、情节构思不符合逻辑、过于追求离奇的阅读效果而不惜过分虚构等等问题。结果便是警察形象众多，但是缺乏人物个性，经典形象缺失，最终导致人物 A是 A1，也是 A2、A3……乃至An，作品信息量的稀少决定了内蕴的贫乏，作品由此失去了更丰富的解读空间，这正是同一美学的弊病之一。

四、同一美学的扬弃与经典警察形象的塑造

尽管后现代鼓吹解构、碎片、平面，追求反主流、反信仰、反理性，但在日益升级的生态危机、日渐紧张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对峙中，人类仍然希望用普遍认可的观念和理性需找世界的和谐。只要文学仍在试图表达人类某一些共同的东西，同一美学就有其存在的空间，关键是如何吸取其合理成分，使之为文学发展助力。

一方面，作为深得作者与读者喜爱的公安题材，塑造崇高的英雄形象，张扬理想主义不仅是读者的需要，也是时代、社会的需要，正如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讲时所言:“人不仅能挺住，他还能赢得胜利。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崇高，使他们的勇气、荣誉感、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昔日的光荣——复活起来。”①转引自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见贺雄飞主编《今日思潮》，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正是出于这样的灵魂和责任感，作家有义务通过英雄形象的的塑造去播撒爱与理性的光芒，为短暂的人生寻找最有价值的注脚。

另一方面，塑造警察形象时必须摒弃同一美学倾向的思路和技巧，在构思、表达和叙事诸方面有所突破。针对同一美学式的构思，洛特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艺术文本而言，对立各方任何一方的完全胜利，就意味着艺术的消亡。”［1］347《京城十案》中“十八里店‘飞毛腿’案”中，警方屡屡挫败，独行贼屡屡得手，历经十年的较量，警方终将嫌疑人绳之以法。对比悬殊的警匪势力警方却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反常令叙事更具张力，也更为英雄的成长铺就出真实可信飞氛围。

此外，警察经典形象的塑造还需克服时文化的创作倾向。古今中外经典的探案形象中，无论是波洛、福尔摩斯还是港台影视剧中成龙、周润发、刘德华等塑造的铮铮硬骨，都不是靠追逐某一热点而成功，这为当下的警察形象塑造提供了启迪。

［1］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 ［M］．王坤，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2］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