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结构性和知识结构性的论辩与转型推动

吴励生

也许，假如我们要对邓正来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做出重新认识和批判，就邓正来所开放出来的知识和问题并联系当年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知识状况而言，引入汪晖对“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讨论”的批评——其以为是明显地承续了前一时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等的讨论——做问题化处理，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汪晖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中指出：“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讨论”“包含两个意义：在政治改革明显受挫的情况下，只要市场改革能够顺利发展，国家机制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自发地导致民主；民主的真正基础在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一旦市民社会形成，社会的分权形式也就产生了。”之后汪晖还指出：“这一讨论是一九八〇年代有关政治变革讨论的转向，即从通过激进地改变政治架构来建立民主，到依赖市场过程、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宗族等传统资源的开掘，最终获得政治民主。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在发掘民间资源方面的工作并非一无足取，但作为对于激进主义反思的延伸，这一讨论没有仔细分析中国的市场与市民社会以及他们所期待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机制，没有分析新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没有分析这一经济力量与国家的极为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分析国家的内在的分化﹙中央与地方、国家的利益集团化、社会对于国家的渗透等等﹚，从而无从预见这一过程内含的严重危机，也无从分析一九八〇年代逐渐累积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