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作秀般的喧哗与骚动

2011-03-20 12:52石华鹏
文学自由谈 2011年5期
关键词:梁庄虚构文体

●文 石华鹏

眼下,很多人在谈论“非虚构写作”。自从《人民文学》扬起“非虚构”写作大旗,喊出“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原生态书写”的口号,并应时推出《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作品后,谈论者便将大量赞誉和夸奖,献给了《人民文学》献给了“非虚构写作”,甚至,不少谈论者,还将“非虚构写作”当成了医治中国文学病痛的一味良药,仿佛只要沿着“非虚构写作”的路子走下去,中国文学便会迎来新的春天。

比如,南京师大的××说,“这(指非虚构写作)还可以看做是对当代文学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现实生活比虚构玄想更精彩、经验的故事比想象的故事更迷人、田野写作比书斋写作更本真”。

比如,东北师大的×××认为,“都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非虚构的写作,的确已经在打破传统文学思维乃至文学秩序的‘新的生机、力量和资源’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

……

“非虚构写作”真的药力猛烈、疗效十足吗?真的能成为“当代文学写作方向的重新定位”、“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可能性”吗?

我看未必。大可不必对“非虚构写作”寄予厚望,大可不必将“非虚构写作”捧上天。过不了几天,所谓的“非虚构写作”,终将成为我们文学世界的一次小小的噱头,很快被新的噱头替代,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无论“非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文学”,都是一个古里古怪的概念。“非虚构写作”是与“虚构写作”相对应的概念,将“写作”分为“虚构”和“非虚构”,照我们已有的分类,小说是虚构的,即除了小说之外的文体均为“非虚构”,包含所谓的非虚构小说和新闻报道,也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口述实录文学、纪实性散文、游记等文体,既然已经有了如此多的约定俗成的文体类型,再用一个“非虚构写作”将它们纳入旗下,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的,既不能强调文体的品质特征——“虚构”与“非虚构”只是“写作”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也不能拓展文体新的种类,况且“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族群概念针对的只是单一的“小说”文体,彼此很不平衡,很不对称,所以说“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古怪的概念。据说,“虚构”与“非虚构”是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一种分类方法,这样做,是方便读者查看和购买,就像超市里的货架分类,这里是饼干,那里是快速面。我倒觉得这种分类更靠谱些,“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标签,一种方式,它并不构成“写作”的实质性的内容和效果。换句话说,“虚构”和“非虚构”的概念更适合作品,而不适合作家的“写作”这一行为。

再说了,“写作”是一种内心的精神活动,是借用文字符号外化的内心活动,哪里是虚构,哪里是非虚构,又怎能泾渭分明地一是一、二是二地划分开来,就算来不得半点“虚构”的历史教科书,也只是著史者眼中的一种“非虚构”,何况本来是供人驰骋内心的“文学写作”,又哪里能用“虚构”和“非虚构”的枷锁将“写作”捆绑起来呢?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说了一句更极端的话,他说:“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我赞成这种说法。

《人民文学》高扬“非虚构写作”大旗,谈论者“鼓吹”“非虚构写作”,我往“好”里理解,其中可能包含的潜台词——我们的作家躲在书斋里久了,脱离了火热的现实,丧失了对现实的痛感,作品也便失去了关照和参与现实的能力,写作资源重复和枯竭,虚构的想象力不及现实丰富、有力,为了医治我们文学的病痛,为了拯救我们的作家,所以必须喝下“非虚构写作”这碗药汤,扬起“非虚构写作”这面旗帜。

在这面旗帜下,收获了《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受人赞誉的“非虚构写作”作品,以此来佐证“非虚构写作”的成功。这一成功,让×××得出新的结论:“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也就是说,“非虚构写作”已经脱离了我前文提到的作为概念和文体分类的“非虚构”,而成为了一种“叙事策略或模式”——“用‘行动’来发现‘真实’,用‘在场’来代替‘虚构’”,换句话说,“非虚构”不再是一种写作手段,而是作为写作本身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写作的价值观而存在。

这显然是一种夸大其辞的说法。“行动”和“在场”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两大具体表征,在“虚构写作”中也是存在的,即使一个作家躲在书房里,或者像博尔赫斯那样一辈子躲在图书馆里,他也是火热生活的“在场者”和“行动者”,尽管他“虚构”着小说中的人物,但他笔下人物的“行动”和“在场”无不显示出巨大的物质真实和精神真实,“非虚构写作”标榜的“行动”和“在场”的优势,仍然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说法,事实上,很多名垂千古的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作品,都诞生于书斋或者封闭的自我空间,所以说,“非虚构”并不足以构成新的叙事策略。甚至,过分地强调“非虚构写作”这种写作价值观,倒显出“概念空转”和“伪命题”的特征来。

再从这些受人赞誉的“非虚构写作”作品来说,它的文学价值是否就大得惊人,文学成就高不可攀呢?我看未必。无论《梁庄》还是《中国,少了一味药》、《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它们的着力点停留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等事件的描述上——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仍没脱离深度新闻报道的范畴——尽管文中也渲染人物,强调人物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但人物仍被事件主导着,被事件牵引着,成为事件的附庸,所以这样的叙述导致的结果是,“事件”大于“人物”。伟大作品,一定是被“人物”主导着的,而非事件,仅从这一点来说,这些“非虚构”作品给我们的感动只能是一时的,片断的,它们根本无法穿越时光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带给我们及其我们之后的人永久地感动,因为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事件都会被尘埃覆盖,都会“死”去,被人遗忘,只有以“人”为主导,写出了“人”和“人的命运感”的作品才会一代一代“活”下去,像《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孔乙己》那样“活”下去。

正是因为“非虚构写作”强调“行动”与“在场”,而“行动”与“在场”是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的,时间的结束,便是“行动”与“在场”的结束,注定了这些作品的“事件性”大于“人物性”,“人物性”即人物的命运感,它是个漫长的时间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只有仰仗“虚构”去完成。

无论把“非虚构”作为“写作”的表达手段,还是价值观策略,都不能保证作品是否具备卓越的“文学性”和“经典性”,那还如此强调“虚构”与“非虚构”干什么呢。王尔德说:“书分两类,写得好的和写得糟的,仅此而已。”那么“写作”当然也只分两类,写得好的和写得糟的,至于再提是“虚构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其实已毫无意义。由此,把“非虚构写作”当做医治我们当前文学病痛的一味良药,属于“病急乱投医”,顶多只能是一些人作秀般的喧哗与骚动罢了。

2011年8月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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