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斯拉夫主义哲学实质*

季明举

(曲阜师范大学，曲阜273165)

M.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主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Проблема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论文《言语体裁问题》(Проблема речевого жанра)，论文集《言语创作美学》(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以及早年以语言学家В.伏洛希洛夫①的名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Марксизм и философия языка)，《生活语与艺术语》(Слово в жмзни и слово в поэзии)，《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Фрейдизм: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等著作中得到集中阐述。西方巴赫金研究专家卡特琳娜.克拉克和迈克尔.霍奎斯特将巴赫金20年代完成但未能及时发表的，涉及对话主义语言哲学部分的系列论文和笔记存稿归整为一个总的题目，叫《应答的建筑术》(Architectonics responsibility)(卡特琳娜.克拉克等2000:124)。另外在以文艺批评家巴.麦德维杰夫②的名义发表的著作《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тод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巴赫金去世后出版的论文集《文学和美学问题》(Проблем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 )以及《文学批评集》(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等论著中也广泛涉及到语言学问题。巴赫金在当代语言学界被公认具有符号学家、修辞学家、心理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话语语言学家等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表明巴赫金语言学思想的普适性价值。事实上诸如“对语主义”、“双声语”、“杂语”、“多声部”、“狂欢式语言”、“言语交替”等巴赫金语言学术语已经成为当代应用语言学概念范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比如法国解构主义者克里斯蒂娃推出的“互文性”概念就是巴赫金著作中“对话”术语的一个变体形式。尽管如此，巴赫金语言学思想，特别是这一思想的斯拉夫主义实质这一课题仍然是个不断被提及，却至今仍未得到研究的领域，这一状况在我国当代语言学研究界格外明显③。

巴赫金语言学被称作“超语言学”，强调对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超越。不过“超语言学”这一概念正式出现在巴赫金的著作中其实是相当晚的④。巴赫金并没有刻意将“超语言学”当作一门要集中建构的学说，因为这不符合他俄罗斯式重思想、轻理论的创作个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Gary Morson和Caril Emerson在《Mikhail Bakhtin:Creation of a Prosaic》一书中设专章全面介绍了巴赫金的“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概念⑤;之后法国解构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译成了“跨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⑥。我国学界一般将这一概念称作“超语言学”。时至今日，“超语言学”术语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中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理论概念。

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他的对话主义。按照对话主义理论，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一种彻底“对话化了”的存在(Бахтин 1972:73)，因此需要在人文科学领域建立一门全新的，“探讨诸言说中的对话关系”(Бахтин 1979:293)的，另有自己独立研究对象的特定语言学学科:超语言学。这里所谓“超”或者“元”(мета)正如“形而上学”(метафизика)概念中“上”的涵义，可理解为“语而上学”。超语言学的根本理论意图是要纠正20世纪崇尚技术理性的普通语言学，将对语言的研究重新指向活生生的人，指向人在对话中色彩纷呈的话语。这些生动话语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具有充分价值和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巴赫金1988:29)，所以应该成为超语言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巴赫金认为，话语(слово)是语言最生动、最多面的价值存在，是“我与他人”(я и другой)、我与世界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形式。话语的主体从来就不是纯粹单一的，单一的言语主体什么也解决不了。“实际上话语是一种双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话语双方决定，即无论它是谁，还是它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倾听者相互关系的产物。任何说话都是在对‘他人’的关系中表现出一个意义的。在话语中，我是相对他人形成自我的，自我是相对于所触的集体而存在的。话语是连接起我和别人的桥梁。……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领地。”(巴赫金1998a:436)。对话关系作为超语言学关注领域的最基本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人的言语行为之中，“对话关系才是语言的生命之所在……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巴赫金1998b:241－242)。巴赫金超语言学研究的正是对话语境下人的“活生生的言语整体”(巴赫金1998b:239)，是语言超越形式结构之上的有机生命实质。上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语言学界一方面盛行心理语言学研究(以学者 Л.С.Выготский(维戈茨基⑦)为代表)，另一方面彼得堡“诗语研究会”(ОПОЯЗ)形式主义语言学如日中天。前者在发生学上来源于西方(欧洲)语言学传统即克罗齐⑧(Bendetto Croce)、洪堡(Humboldt)、福斯勒(Kal.Vossler)⑨、弗洛伊德主义传统;后者则受启发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以及俄国“白银时代”象征主义及未来主义语文学路线。巴赫金在语言观上与这类喧嚣一时的语言学理论大异其趣:他批评维戈茨基的心理语言学是“个人主观主义”(巴赫金 1998a:386)，陷入了心理实证分析，而形式主义语言学则是拘泥纯粹语言形式的抽象客观主义“材料美学”(巴赫金1998c:391)。如果说前者在立论中过分地强调言语个体，未能看到言语交往的集体性质，从而“排斥了任何涵义，来自物质世界的意义，并且把它限制在时空之外的现存精神之中”(巴赫金1998a:369－370)，将语言学带向虚无缥缈的纯粹个人界域，那么后者则把活生生的语言(言语)予以形式化、概念化了，变成了某种抽象系统和死亡了的标本:“语言学思维方法对待语言的建立，就如同对待建立规则一致的形式系统一样，是以研究书面记载的僵死的他人语言，作为实践和理论目的的。”(巴赫金1998a:418)。巴赫金超语言学的本体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中的，具有充分独立主体性的人，其宗旨是为了将被封闭于语言结构囚笼中的人解放出来，恢复言说者(人)的行为主体性和生命有机完整性即人的对话主义存在本质。这里超语言学所着力予以关注的“我”与“他人”间的对话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归结为一种逻辑关系，不可归结为指物述事的纯粹语义关系;后两者自身其实并不包含有对话的因素”(巴赫金1998b:242)，而只能归结为一种有机的生命联系。对话关系一方面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共同“在场”;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双面集体性的积极参与。对话即我与他人在一个充满生命意义的动态言语统一体(语义场)中的交往互动。这也就是说作为言语主体的人，生存在一个鲜活的元语言世界中而不是语言世界中。巴赫金超语言学革命性地“颠倒了语言与言语的价值”(卡特琳娜·克拉克等2000:292)，使言语成为对人类对话主义生命本质的最好、最生动的注解，系统化的语言则“通过具体的言谈而进入生活”(Бахтин 1979:79)，并重新获得了充足的文化价值图景。这样一来巴赫金生命有机论视角下的语言便不再是那种实验室中被封闭式地解构分析的冰冷客体，而是通过言语实践过程重新获得了生命本真的具体意义，成为一个个有机而鲜活的，充满着生命主体的“责任”(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⑩的，说明人与人之间应答关系实质的话语“事件”⑪。巴赫金因此相信，语言任何时候都不应是单纯的符号，每一个字词都贯注着言说作为行为主体的丰富生命体验，都有一个作为言语“事件”的完整发生学过程，都具有本初的原生意和处于不断更新中的引申意，渗透着创造这一符号系统的物质客观性。巴赫金超语言学有机视野下的言谈是生命本真的谆谆话语，而生命力的基源存在于人与人集体性的热烈对谈中。思想在积极对谈中不断迸发出绚丽的精神火花(意义、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彼此交融并在密切呼应中不断交替、更新。巴赫金这种对言语生成集体性共生行为的生命有机论凸显以及对同时代语言学理论的强烈反驳，其实有着俄国传统的斯拉夫主义语言观作为发生学依据:巴赫金超语言观念契合了东正教本体论语言神学立场，即圣灵通过基督“卑微的肉身”来传达神的真理的话语观;人通过基督受难的躯体形象(教堂)来实现与上帝的密切言语交流。俄罗斯著名学者科仁诺夫(Кожинов)就准确指出过巴赫金对话主义超语言观来源于500年前俄国东正教思想家索尔斯基(Нил Сорский)⑫有关人与上帝对话的思想，这个对话思想被巴赫金确定为“认识的最高极限”(夏忠宪 1995:4)。人处于共时性对话(具体的或精神的)中并通过“言谈”(высказывание)⑬彰显自我的独特文化价值立场。“言谈便是这样一个远为复杂和活跃的有机体，而不应该将其简单化为某种个体的行为”(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 2000:291)。巴赫金对言谈的界定为:“言谈——这是由三个要素即说者－听者－话题参加的戏剧”(Бахтин 1979:317－318)，是活生生的即兴交流。这意味着“剧场”成了言语共存“事件”的发生地，是一个处处回荡着“杂语”(разноречие)⑭的、体裁纷呈的公共话语领地，是我的言说与他人言说、是我与世界生命本质上的聚合与共生。这是典型的斯拉夫主义有机论思想。按照19世纪斯拉夫主义领袖霍米亚科夫(H.Хомяков)的观点，人在本质上是“团契”性的生命共同体(有机体)。“团契”(Соборность)⑮是霍米亚科夫所创立并集中阐述的一个东正教哲学概念，“在那里每个个体都将自由发展，没有绝对权威，但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彼此相连”(张百春2000:172)，聚集于斯拉夫主义大教堂(соборня)中。大教堂作为“基督的躯体”并不泯灭信徒个性，相反会使得每个人分享爱的喜乐。霍米亚科夫说:“教会是我们天上的父赋予了生命的有机整体”(张百春2000:55)，“沙粒的确不能从它们偶坠其中的沙堆中获得新的存在，但取自鲜活机体的每一部分都必是其机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从该机体中获得新意义和新生命;人在教会中，在基督的躯体中就是这样的，而爱则是基督躯体意义的有机生命基础”(洛斯基1999:33)。斯拉夫主义的“团契”原则弘扬的是自由统一原则，是聚而不迫，和而不同:信仰使众生相聚，爱使众生得自由。巴赫金超语言学在将语言理解为生命有机现象并共时性地纳入动态话语统一体方面契合了斯拉夫主义聚合式的言说方式。

巴赫金断定言语存在就是要面向他人、面向世界。作为未完成性的开放言语主体，人若离开他人和由他人构成的共同话语空间，自我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自我文化价值立场就无法彰显。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生命方式;而对话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是人类生活的集体共时性。巴赫金还认为，构成人的动态生命言语的“词语是一种双面活动，同时由词语本身和词语接收者双方决定，词语是言者和听者、说话人和他的语伴分享的领地”(巴赫金1998a:436)。话语的领地是生命的共域，是我与他人即“我们”集体性的共存共生。自我作为集体力量的一种功能永远来源于他人。因此可以说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是充满着斯拉夫主义“团契”精神的“我们”的语言学:语言在本质上是集体对话性的，是“我”与“他人”共同参与的共存性意识活动;人总是带着活生生的言语与他人言语相遇，于是不能不进入由我与他人共同建构起来的“发问——应答”型语义场。“我”置身于作为庞大躯体的集体之中，在集体之中获得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人同样如此)，并以自己的言说(对他人的言说)同他人言说(他人对“我”的言说)实现共同话语空间里的相互呼应和启发。话题参与者任何话语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表达，体现着文化价值发出的声音。这里的言语意义非西方个体条件下的霸权式“独白”，亦非古老东方禁欲主义式的“静默不语”(如佛教的语言观⑯)，而是由对谈中的“我们”(Мы)所共同拥有并相互生成、引申和更新的，富有生命张力的动态有机体。所谓的“我”在言语交往意义上是“我们”贯注着文化价值的文本“语义场”，充满着他人话语，而他人同样也充满着“我”的话语。对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集体性动态格局。“我们的言语，即你们的全部言谈，无不充斥着他人的话语……不可能存在一个孤立的言谈。”(巴赫金1998c:177，397)巴赫金超语言学所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带有集体共生标志的，处于言语“事件”进展过程中的交往语言学——生命话语哲学:它克服了西方语言学自克罗齐、洪堡肇始，由欧洲浪漫主义文化大潮所推动的个体语言学传统，又克服了索绪尔规范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同时对绝望地宣称人的言说毫无意义的西方解构主义语言观构成深远的警示。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理论优势事实上来源于俄国斯拉夫主义“团契”式的传统文化思维范式。这一范式摒弃概念和逻辑描述，追求对人生命意义的斯拉夫主义式直觉。巴赫金曾经说过，“在理论世界里不可能允许我的生活有任何实际的目的，我在其中无法生活，无法负责任地进行各种活动，这个理论世界不需要我，其中根本就没有我”(巴赫金1986:88)。而“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是我们唯一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创造、认识、观察、活过并也将死去”(巴赫金1986:84)。他还说，现代人文科学认识论忽视了活生生的有机事物。“视被认识的事物为死物，从而以死代生，将大变小，把生长着的东西变为静止的东西，把未完成的东西变成了完成的东西，切断未来。”(巴赫金1998d:599)巴赫金这种摈弃西方个体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倾向，明显带有俄罗斯民族文化思维特征。一般来说，“理论”这一字眼在俄罗斯文化语境里具有某种谴责性的语义。因此巴赫金“从不惮于别人指责他缺少理论”(卡特琳娜·克拉克等2000:12)。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证明了斯拉夫主义式言语思维的“优势”:索绪尔西方语言分析趋向将绿色生命的言语变成灰色理论的语言，使得言语主体和言语对象相剥离，将言语世界视作行为主体的异己性存在，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言语，拘泥于在固定下来的僵死语言中寻找规则与逻辑律、内结构，却丧失了对言语的主体意识和整体生命感知;而斯拉夫主义言语观则融言语主、客体为生命的有机整体，是一种“团契”性交往至上的言语行为哲学。俄罗斯言语思维以言语的生命自然天性为内核，言语思维的抽象性因而被克服和超越。人们不是用刻板的理性去认识言语世界，而是转向对言语的有机主义生命直觉。俄国“白银时代”的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精神结构的基础有两种迥然对立因素:自然的、语言的、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和虔诚禁欲主义的僧侣的东正教，……而在俄罗斯自发势力中一直保持着，迄今仍保持着酒神的、狂热的因素”(别尔嘉耶夫1995:3)。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充分具备这种“酒神的、狂热的因素”。

“巴赫金置身俄罗斯语言学悠久的语文学传统之中，这个传统从鲍杜因.库尔特内中经谢尔盖.卡尔采夫斯基和罗曼.雅可布逊，一直坚持语义学的优先地位”(卡特琳娜.克拉克等2000:18)。不过巴赫金超语言学学说又大大超越了纯粹语义学，进入对人类存在对话本质的强调:对话意味着在生成过程中，意味着指向生动的言语主体“我”并时刻期待着他人的积极“应答”。“应答”就必然带有交谈主体的价值立场即言语的情态特征。因此巴赫金超语言学十分看重言语行为的情态意义即“说者对自己话语的指物意义内容所持的情感评价态度”(巴赫金1979:278)。“……感情、评价、情感是语言之词(指语言单位如句子)所没有的，它们只是在词语实际用于具体话语的过程中才能产生。词义本身……是不表示感情的……它们只在话语实践中才能获得感情的色彩，而这一色彩是不依赖于词义的”(巴赫金1986:281)。这也就是说，辞典和书本上固化下来的词语和句子只有被重新带入生动的言谈过程并形成一个个话语“事件”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才有自己所谓“复活的节日”的生动图景。言语的生命有机性就在于可以被言语行为主体(人)不断予以新的价值表达;话语的情态意义即话语的永恒创始与更新。巴赫金这种对言语行为情态价值的强调可以在诸如阿克萨科夫⑰、涅克拉索夫⑱、萨马林⑲等 19 世纪俄国斯拉夫主义语文学家的理论著作中找到清晰的印迹⑳。

巴赫金从话语的斯拉夫主义生命有机论立场出发，激烈反对他所说的形式主义“材料美学”，拒绝对语言的技术态度和实验室方法，这实际上是对抗议被物化的人及其生命完整性的呵护。令巴赫金不满的是:“在语言学的大部分学科中，话语毫无例外地被认为是客观性的(从本质上说，作为一个物体)。在这种客观性的话语中，意义也实物化:对它不可能采取对话的态度。……因此，这里的理解是一种抽象的理解:它完全摆脱了话语生动的思想意义，话语的真与伪、重要与无聊、美与丑。对这类客体性的、物化了的话语的理解没有任何可能对话式地深入到要认知的文意中去，同这样的话语因而也就无法进行交谈”。(巴赫金1975:164)话语的被客体化(物化)意味着交谈(对话)的嘎然中止，生命“事件”的立刻陷于停顿，于是作为言语主体的人只好退场，接下来的就是静力学下的实验室分析和比对，原本生动的言谈成为干瘪的材料，语言的充分文化价值被遗弃;人不见了，人存在的意义及其生命完整性因此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冰冷的语料、结构形式、符号代码甚至全盘数字化了的东西，而潜藏在话语中的人的生命意义、文化价值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巴赫金看来构成了作为言语主体——人的存在主义悲剧。语言学的进步需要实现向人及其主体性的回归，使词语重新获得创造性价值和不断更新的生命激情:既没有第一个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对话的语境永无止境。词伸展到最深远的过去和最遥远的未来。甚至在最深远的过去所出现的意义，也永远无法一次性最终把握到，因为在未来对话中，它们将不断交替更新。在当前对话中有大量意义被遗忘了。但是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对话又获得新生命时，这些意义将被再次回忆起来。因为没有绝对的死物:每一种涵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巴赫金1986:393)

当代俄罗斯语文学者邱里潘诺夫一语道破了巴赫金超语言学的生命本体论实质:“……话语和话语生命确实是巴赫金研究的对象。吸引他注意的不是细枝末节、话语形成的机制，而是话语的精神实质”(孔金 孔金娜2000:372)。人存在的本质是有机生命的，是“对话化了的”;话语在对话关系的共存“事件”中动态揭示着文化，表达着人。即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就是一切终结之日”。(巴赫金1988:343)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是一种斯拉夫主义言语行为哲学。斯拉夫主义聚合式的“人学”语言观东正教哲学人类学思想构成了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的灵魂。

注释

①В.Н.Волошинов(1895 －1936)俄罗斯文艺学家，语言学家，“巴赫金小组”成员，集中论述超语言学思想。此文被认为是巴赫金以Волошинов名义发表的作品。

②П.Н.Медведев(1891 －1938)，批评家、文艺学家，“巴赫金小组”成员，成名作 Формальный метод в лите-рат уроведении 一书同样被认为主要是巴赫金的观点。

③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成果有沈华柱的《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5)和萧净宇的《超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前者探讨了巴赫金语言学思想的西方来源;后者专章节谈到斯拉夫派语言哲学，巴赫金语言哲学对俄国语言哲学界的意义。

④“超语言学”概念最开始出现在巴赫金1959－1961年间的思想笔记中。这些笔记结集后于60年代初期以“Проблема текста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филологии и други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ах ”的题目出版。

⑤Morson G.，Emerson C.Mikhail Bakhtin:Creation of a Prosaic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⑥Ю.Кристева.Разрушение поэтики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емиотика:От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а к пост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у)Пер.с фр.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Прогресс”，2000.

⑦Л.С.Выгодский(1896 －1934)，俄罗斯心理学家、心理语言学家。

⑧Ben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提出过“语言即艺术”说，认为语言哲学就是艺术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影响深远。

⑨Kal.Vossler(1872－1949)，德国“新语文学派”代表，曾提出言语的对话特点，对巴赫金有一定影响。

⑩“责任”(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在词源上与 ответить 是同根词，在巴赫金超语言学语境中不仅具有“责任”的含义，还专指人在言语交往中的“应答性”和“应答能力”。

⑪“事件”(событие)在词源上与 бытие是同根词，为巴赫金超语言学中的核心词汇，在巴赫金理论内涵中有“共存”(со-бытие)的意思。巴赫金认为，对话是构成言语共存“事件”的根本前提。

⑫Нил Сорский(1433 －1508)，俄国东正教禁欲派领袖，长期在Сора修道院住持，主张人通过祷告直接与上帝交流。

⑬巴赫金交替使用过“言谈”(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言说”(слово)、“言语”(речь)等词汇，以至于造成译者的混乱，不过他使用频率最多的还是“言谈”。“言谈”在这里不应被理解为汉语意义上的“言词”，也不对等于西方意义上的“话语”(discourse)，它在巴赫金理论语境中界定人及其存在本质的对话关系。

⑭巴赫金一直力图为话语的多样性寻找合适的称谓，使用过“杂语”(разноречие)、“杂音”(многоголосие)和“复调”(полифония)等不同表述。

⑮我国学界将 Cоборность译作“聚合性”，也有人译作“团契”。见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494页，彭文钊.俄罗斯团契概念的语言文化学分析。

⑯关于禅宗语言观参见王志敏、方珊著《佛教与美学》。

⑰К.С.Аксаков(1817 －1860)19 世纪著名斯拉夫主义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哲学家，诗人。

⑱Н.П.Некрасов(1828 － 1896)19 世纪斯拉夫主义语文学家，对教堂斯拉夫语广有研究。

⑲Ю.Ф.Самарин(1819 －1876)19 世纪著名斯拉夫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语文学家。

⑳ Б.Гаспаров.Лингвисти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значение споров 1860 －1870 гг.О природе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филологичкской мысли .Филосовски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ЛОГОС，1999(14).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周边集)［M］.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a.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诗学访谈)［M］.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b.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M］.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c.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拉伯雷研究)［M］.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d.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M］.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孔 金孔金娜.巴赫金传［M］.张杰万海松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M］.贾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M］.上海三联书店，2000.

Бахтин.М.М.К философии поступка // Философия и социология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M］.Москва.，1986.

Бахтин.М.М.Проблемы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эстетики［M］.Mосква:издат.Искусство，1975.

Бахтин.М.М.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M］.Москва:Издат.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72.

Бахтин.М.М.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M］.Москва:издат.Искусств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