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论常州学术*

马建强

(湖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2)

“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1]581这是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述常州学术的开篇之辞，常州一邑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清末以来董理常州学术者不乏其人，其中俊彦高才便有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但是长期以来对于常州学术的理解学界过多地关注常州今文经学，尤其是梁启超以其今文立场对常州学术作出的选择性理解，确立了表述常州学术“公羊—今文”的典范，导致常州学术“只能挂在今文学这只风筝的末梢，随风摇摆”。[2]30-33

笔者以为，“公羊—今文”典范下的常州学术研究太过纠结于今文经学这种具体单一的学术形态。这种做法虽说不尽然是“作雾自迷”，但至少是没有全面理解常州之学，忽略了常州学术本身的丰富性，也割裂了常州各类学术之间的关系，更难以透视常州学术内在精神动力和学术理路。笔者以为，常州学术之所以勃兴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以“经世致用”的内在学术精神作为学术发展的动力和学术前进的理路。

回顾清学史研究，笔者发现张舜徽先生(为行文简便下文不再繁称先生)的常州学术表述殊为不同。张氏理解的常州学术不仅是以往清学史家所惯常论述的常州今文经学。他以常州“经世致用”的地域学术风尚作为理解常州学术兴起的前提，并以此学术精神为基础建构常州学术谱系，所论不仅仅局限于今文经学者，同时兼及常州其他学术及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