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坛孝, 张承安
(1.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5; 2.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5)
西方宗教语言研究置于宗教背景下进行,其争论的核心是宗教语言是否有意义。“宗教语言到底有没有意义?在当代宗教哲学论坛上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以致不争个明白,便无须研究宗教,更不必信仰上帝。”[1](P88)以阿奎那(Aquinas)为代表的中世纪哲学家和以科普里斯顿(Copleston)为代表的反逻辑实证派认为宗教语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宗教语言与世俗语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上帝与人类经验、世俗世界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为代表的逻辑实证派和以佛卢(Flew)为代表的证伪主义派认为宗教语言是无意义的,因为宗教语言缺乏可证实的语义,用世俗经验解释宗教语言往往会导致对它的意义的否定。从历时角度考察,人们对宗教语言的理解经历了素朴实在论、批判实在论、反实在论和无神论四个阶段。[2]西方宗教语言研究经历了语义分析、功能分析、生存论分析和生存论——本体论分析的嬗变过程。[3]
在我国,宗教语言的研究背景是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信仰,其零星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对《红楼梦》宗教语言的文化考察,研究对象仅限于本土文学作品。自2002年以来,以哲学和语言学为背景的学者对宗教语言的研究,侧重西方宗教语言研究现状的梳理和介绍,鲜见从信徒主体的认知机制考察宗教语言的本质,更别说从语言视角研究如何引领大学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