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陈可培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一

自19世纪末严复将“信、达、雅” 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后，一个多世纪来，“国内放论翻译问题者，众口一词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天经地义，肆言‘神似’‘形似’的短长，争辩‘直译’‘意译’的取舍。”四十年代初期，在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翻译课上，卞之琳特别就译诗而论，破“信达雅”说，“神似形似”说和直译意译说。他认为三说中只应各保留一个字，即“信”、“似”、“译”。对于诗歌这种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要译成外国语，卞之琳的主张是内容与形式的忠实，即“信”。因为“诗借形以传神，失其形即失其神。因此，译诗不仅应准确传达原诗的内容，也应在符合现代汉语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也只有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才能较为圆满地传达原诗的内容，再现原诗的风格和神韵。”在论及外诗汉译时，卞之琳不仅强调要有同样或相似的效果，而且“在中文里读得上口，叫人听得出来。”这便是诗歌的节奏、韵律，是卞之琳先生数十年锲而不舍的追求。“五四”以后译界气象万千，风起云涌。杨德豫先生在论及英语格律诗汉译的形式问题时，将各种不同主张和流派归纳为以下五种：(1)译成散文；(2)译成自由诗；(3)译成半自由体；(4)译成中国古典格律诗体；(5)译成现代汉语格律诗体即白话格律诗体。“而在主张‘把英语格律诗译成汉语白话格律诗’的这一流派中，不论就理论贡献或就翻译成果而言，不论就翻译成果的数量或翻译的质量而言，集大成者都是卞之琳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