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史视野下的“风雨楼”
——阿垅遗稿与潜在写作

袁继锋

(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2.重庆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重庆 400044)

十七年文学史视野下的“风雨楼”
——阿垅遗稿与潜在写作

袁继锋1,2

(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2.重庆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重庆 400044)

文章认为阿垅在 17年阶段中的诗歌文学创作基本是以所谓潜在写作的形式呈现的,因此梳理并归纳诸如阿垅这样在文学史中被遮蔽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就具有了实际的文学史意义。

“十七年文学”;阿垅遗稿;潜在写作

“十七年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论题,近年来逐渐在更自由更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重新讨论和研究,一些新的文学文献,诸如档案、书信、日记及回忆录等一系列历史材料,得以重新挖掘整理并得到重新的阐释和研究。“潜在写作”的概念自陈思和先生提出以后在学术界也引发了很多讨论,并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虽然这两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不仅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而且也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关怀,但“十七年文学”和潜在写作这两个概念存在视域上的交叉和融合,这种交叉融合在激发学术研究活力,阔清学术研究视野,细化学术研究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具体说,即在所谓“十七年文学”视野中尚需重新挖掘和整理一些潜在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这种重新审视的眼光和需求一方面说明学科的细化,另一方面也同时说明学科历史观的变化。在尽量避免“过度阐释”的前提下,重新探讨甚或修订之前的研究判断,力求把研究的根本放在更多面更细致的历史材料分析基础之上,这样的变化无疑显示着学科发展的成熟趋向。

若重新审视“十七年文学”这一段特定文学时空,胡风事件可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关研究虽已取得一些可观的成果,但对于阿垅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创获难求。我们认为阿垅的文学创作和相关文学活动在“七月派”作家中独树一帜,有其自己的光辉。无论就胡风事件的发生还是后来整体命运的关联,阿垅都是一个具体而独特的存在。因此,探讨并照亮阿垅在“十七年文学”之中以及之前的创作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而阿垅遗稿是其间一个尚待敞开的文库。笔者拟从历史材料梳理的角度,就阿垅遗稿(集中在“十七年文学”时间范畴之内的文学创作)的版本流变、内容分类以及“风雨楼空间”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阿垅遗稿的版本流变问题

1999年,阿垅遗稿《风雨楼文辑》,由路莘先生编辑并于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而收录于贾植芳先生主编的“世纪回顾笔丛”,7年之后,《垂柳巷文辑》同样由路莘先生整理出版。阿垅的这些遗稿则被收入陈思和先生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武汉出版社 2006年版)。

两书所选篇目既有重复也有区别。《风雨楼文辑》分 3大类:第一部分编录《呼气》等 12篇抗战时期的散文随笔;第二部分收录 1950年代的《日常的东西》等 30篇随笔式文学评论;第三部分则是阿垅1953年发表过的《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中的《巴尔扎克底总主题》等 12篇文学评论。而《垂柳巷文辑》则只纯粹收录了《呼气》等 12篇战时散文和50年代的《日常的东西》等 29篇随笔式评论。对此,路莘先生已做了说明。而之所以产生版本的不同,推测原因应该是《垂柳巷文辑》既然要收录于所谓的“潜在写作文丛”,《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这样发表过的文辑自不便再行选入。笔者曾查阅过北京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北碚图书馆以及重庆大学等校级图书馆的馆藏及部分旧期刊电子文库,就目前笔者掌握资料来看,阿垅在战时以阿垅、S·M、圣门、亦门、陈守梅以及斯蒙等笔名在《七月》、《希望》、《呼吸》、《野草》、《中国作家》、《抗战文艺》、《文艺杂志》、《大刚》、《民族文艺》、《文萃》、《时代青年》、《艺风》、《南华文艺》等数十种杂志上发表过的诗文 56篇(其中有 3篇重复)。这 56篇和路莘先生的 42篇的互不相符,也从侧面证实了“阿垅遗稿”的可信性——路莘先生所编选的 12篇战时篇目和30篇 50年代的评论,的确俱未曾见诸于报刊及诗文集里,因此应该纳入所谓的“十七年文学”和“潜在写作”的双重视野之中。只是《是黑暗王国,还是“光明王国”》没有被收录于“潜在文丛”的《垂柳巷文辑》,原因是时间界定问题还是有其他考虑,暂时不明,而且近年出版的《后虬江路文辑》(罗飞编)和《阿垅诗文集》(林希编)也都未涉及到该文。因此,此点暂且存疑以求教于路莘先生。

二、阿垅遗稿中的十七年视野

就目前披露出来的阿垅遗稿资料推测,阿垅遗稿不仅涉及散文、新诗及相关文学评论,也涉及了数量庞大的旧体诗词,整体数量应该相当可观。在开展切实的研究之初,进行大量扎实可靠的材料梳理,是必须的。就阿垅在十七年的文学视野中的潜在写作而言,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几方面。

首先,阿垅遗稿在十七年期间的写作数量。除了前述路莘先生编辑出版的两本书籍之外,就目前出版情况看,我们依然无法看清阿垅遗稿中的完整面貌。一方面原因可能是阿垅“对自己的作品在发表和出版上十分谨严”,另一可以想象的原因大概是在十七年时期因历史原因造成的遗失。而且,阿垅诗友如牛汉、冀汸、罗飞、耿庸及路莘等几乎都在文章中给我们读者透露一个信息,即存在一个阿垅遗稿,而且数量较大。阿垅的学生林希在《阿垅诗文集》序及编纂说明中也不止一次提到这一点。他称阿垅“大量的旧体诗词,除零星发表过若干首外,迄未结集问世”,又说阿垅的“诗歌理论著作,不下百余万言,同样只有一部分问世”[1];从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而言,文学创作的数量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身价值的多寡,但创作数量的多少却可以显示一个作家创作活力的强弱。就阿垅的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诗文作品来看,数量依然可观。周良沛先生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且在整理新诗选集方面也一直筚路蓝缕,用功甚勤。1986年,周良沛先生编选的阿垅诗选《无题》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其主编的《中国新诗库》长江文艺出版社第八集收录阿垅诗歌36首(其中周据阿垅遗稿整理而成的 2 000余行的长诗《悼亡》应特别予以重视,之前没有发表过,虽然也在“潜在写作”之列,却不在“十七年文学”之间,故本文不论。)阿垅 1950年代的新诗作,目前仅见的只有周良沛先生收录于《中国新诗库》的《孩子底梦》(1952-09-08)、《国庆日》(1952-10-02)和《冬眠》(1952-10-14)3首。这 3首诗能幸存下来也该值得庆幸。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出版了由林希整理的《阿垅诗文集》,该书宝贵之处,即“悉照何先生(满子)原定篇目录入”的散逸的阿垅旧体诗词,有 145首之多。之前除了 1999年在《诗刊》发表过的一小部分(10首)之外,阿垅的旧体诗词绝大多数都未发表过,都可以列入所谓的“潜在写作”视野。其中有 13首标明时间为从 1934年到 1940年代所作,而 1950年代所作且明确标明的只有《抒怀》(1951)、《黄鹤楼凭眺》(1952)、《甲午端阳偶作》(1954)、《髭须行》(1955)4首。这些旧体诗创作,无疑为阿垅潜在写作的研究丰富了多样化的研究文本。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看,通过对以上各类书籍及各个版本的梳理归纳,逐渐形成了阿垅遗稿的大体轮廓,阿垅遗稿所展现的“潜在写作”的视野及实绩也因此得以逐渐清晰。

其次,十七年期间阿垅遗稿写作的内容分类及特点简要。无论是文学评论,新诗,旧体诗词,都一以贯之,承继了阿垅 1930年代以来一贯的直面现实的风格。3首新诗中《孩子底梦》既是实写,也是想象的产物,那朵握在孩子手中的小花带给我们读者以丰富而真切的联想空间。旧体诗词也是阿垅惯用表情达意的方式,“丈夫气如此,吾头不可杀 (《髭须行》)”式的慷慨悲歌即为阿垅旧体诗词的独到境界。阿垅的文学评论一般感情充沛而且喜欢旁征博引,在一种独具特色的理性思维的关照下,语言形象、生动且极富力量。这种文风特点在 1949年以后出版发表的《人与诗》、《诗和现实》及《诗是什么》中已有集中体现。《风雨楼文辑》中所选文论作品依然笔力雄健,不同之处是这两个文辑所存的文论更简短,更直接,这种格言式的论断往往一针见血。如《日常的东西》说“愈是日常的,愈是生活的”,又说“愈是日常的,愈是感人的”;《关于人物》说“不理解历史,就不理解现实,就不理解人物”;《对象》则直言“对象,就是现实”;《语言》说“语言,带有诗人自己底体温。是人的体温,感染了人”[2]。与其说这些关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论断无不带有阿垅自己鲜明的风格,不如说无不散发着阿垅自己的体温。阿垅诗文一贯带有其独特的体温和激情,文风犀利,针对社会中流行的一些偏颇观念,往往予以客观评析,如批评《赶任务》“不是赶宣传大纲或政治概念。不是儿童赶月亮”。形式上的短小精悍,能突显一种突击的力量;但剑走偏锋之处,也往往容易为 1950年代的部分人所忌惮,阿垅诗文的被指责且被遮蔽也在所难免了。

再是对阿垅遗稿编辑整理的形式。这个形式,具有多人多时段历时性存在的特点。一方面是阿垅本人的自觉编纂。已经出版过的如 1949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的诗论集《人与诗》、1951年 50年代出版社的诗论集《诗和现实》、1953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论集《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以及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系统诗论《诗是什么》。一方面是以潜在写作形式存在而未能出版的如周良沛先生在《中国新诗库》第八集的卷首语提到阿垅在1951年 5月曾编成诗集《写于悲愤的城》,而罗洛先生在《阿垅片论》里说阿垅在 1948年编过一个爱情诗歌的集子,未出版,1951年又重编了一次,也未能出版[3]。周罗两人都引用了阿垅在《后记》说的同一部分内容,由此,我们断定这应该是同一本书。另外,也有“七月”同人及研究者的默默收集整理,如周良沛编选的《无题》(1986年)和《中国新诗库·第八集》(2000年);林希编纂的《阿垅诗文集》(2007年);罗飞编选的《后虬江路文辑》等。阿垅一生虽跌宕起伏,命运多桀,但其亲朋师友在其身后纷纷积极投入到对其作品的整理和编辑之中,这或许算是对阿垅其人其文的安慰。作家如何编辑整理自家诗文本身就自然代表了一种文学价值观,研究者的编辑更增加了一种文学史叙述的别样声音,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推动着我们去重新关照和审视文学史。

三、风雨楼——潜在写作视野中的独立空间

阿垅喜欢在自己的诗文后面注明一些特定的称谓,如“风雨楼”、“垂柳巷”等。由路莘先生整理的遗稿之所以取这两个名字,并两次出版以示区别,我们注意到路莘先生的解释是“阿垅在过去的文章中常有‘写于垂柳巷’或‘写于风雨楼’等文字,作为本书编者的我,因此以《风雨楼文辑》作为本书的书名,并认为这比其他书名更能表示对于作者的尊重”[4]。在《垂柳巷文辑》的编者序里,路莘先生说了类似的话。陈望道在战时曾居住于重庆北碚东阳镇的“潜庐”,而胡风自命其室为“怀春室”,张中晓自号其房为“无梦楼”,风雨欲来风满楼,风雨如磐暗故园,这些诗文与雅号跟阿垅的“风雨楼”一样,其实都在暗示一种时代巨变之下个人的惶惑和不安定,这种带有鲜明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文字带给了我们一份沧桑之后的感动。

因此,在我们看来,阿垅遗稿的重复出版是深有意味的,除了重新梳理历史文本以提供后人重新审视这些阐释对象以外,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其实,无论是“垂柳巷”或“风雨楼”都内在贴近并折射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部分真实,而这一巷一楼之间或许狭小逼仄,但都在无形之中给作者阿垅,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对自由的思辨空间,只是“风雨楼”于风雨苍茫之时的悲凉感给了我们更多的联想空间。这大概是编者要重新梳理历史材料的内在机理,也是其功德所在。虽然“十七年”和“潜在写作”这两个概念都无法廓清阿垅遗稿的全部内涵,但我们讨论这个论题的意义就在于取所谓“十七年文学”和阿垅遗稿的双重视域的交叉点,在这个相互交叉的区间,梳理分析阿垅潜在写作、编辑以及出版的基本情况和特征。

[1]阿垅.阿垅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路莘.阿垅遗稿·垂柳巷文辑 [M].湖北:武汉出版社, 2006.

[3]罗洛.诗的随想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5.

[4]路莘.阿垅遗稿·风雨楼文辑[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前记):3.

[5]周良沛.中国新诗库·第八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6]罗飞.后虬江路文辑[M].阿垅.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Ra in Floor”in the Perspective of 17-years History of L iterature: A Long’s UnpublishedManuscripts and His PotentialW riting

YUAN Ji-feng1,2
(1.College of L 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P.R.China) (2.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changes,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R.China)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a long’s poetic literature in the 17-years literature is basically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potentialwriting.Therefore classifying and inducing such obscured literary texts and literary phenomena asA Longwould be worthwhile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literature.

seventeen-year literature;unpublished manuscripts of a’long;potentialwriting

I260.7

A

1008-5831(2011)01-0148-03

(责任编辑 胡志平)

2010-09-12

袁继锋,男,山东章丘人,重庆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语言文化教育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