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曹培根

苏州研究

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曹培根

黄人（一八六六-一九一三），原名振元，也作震元，乳名安宝，字慕庵、慕韩，别号江左儒侠、野蛮、蛮、梦暗、梦庵、慕云；中岁更名黄人，字摩西。室名石陶梨烟室、揖陶梦梨拜石耕烟之室。江苏昭文县（今常熟市）浒浦问村人。南社早期社员，苏州东吴大学首任国文教授。

黄人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的《中国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全新的文学观、创新的文学史观、启新的方法论，对后世的文学史撰写、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国人自著最早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在一八八○年出版的 《中国文学史纲要》，此后日本、英国、德国的汉学家们也纷纷出版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日本古城贞吉一八九七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日本笹川种郎一八九八年出版的《支那历朝文学史》，英国翟理斯一九○一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德国葛鲁贝一九○二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①高树海：《中国文学史初创期的“南黄北林”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第1期，第115页。

国人自著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周兴陆据一九三七年刘厚滋著《中国文学史钞》和一九四一年储皖峰著《中国文学史》的观点，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②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第10版。窦士镛（一八四四－一九○九），字晓湘，号警凡，无锡人。《历朝文学史》为其执教东林书院的授课讲义，封面题“历朝文学史张祖翼署首”，油光纸铅印本，双面五十三页，每半页十二行，行三十三字，约四万字，篇首有《读书偶得序》，末署“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粱溪振学主人窦警凡氏序”，目次为志文字原始、叙经、叙史、叙子、叙集，叙集部分六千四百字，略述历代文、诗、词、曲的流变轨迹，点到一些作家作品，没有摆脱传统诗文评的形式。因此，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实际上只是一部国学通论性质的著作，算不上是纯粹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加之，窦警凡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自序不等于正式出版，王水照考证应为一九一○年刊。①王水照：《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启示》，《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著作提到：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国人自著最早的中国文学史。②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第1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完成于一九○四年，有《广益丛报》一九一○年四月十九日起连载本。传有署名林归云的京师大学堂讲义一九○四和一九○六年印本，但至今未见实物。林传甲的 《中国文学史》虽书名为 《中国文学史》，且打着“仿日本《中国文学史》之意”的旗号，但正如陈国球所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一部标准的‘中国文学史’或者‘历代文章流别’课的教科书。”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历时’意识非常薄弱”，“只是摭拾的观念之一，林传甲的主要目的是编‘国文讲义’多于撰写‘中国文学史’”。③陈国球：《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因此，结论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名实不甚相符的“错体”之作。④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见陈国球 《文学史书写形式与文化政治》，第45-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始撰于一九○四年，最早用为东吴大学堂的国学讲义。东吴大学堂一九○○年筹建，一九○一年正式成立时聘黄人为总教习。一九○四年，校长孙乐文倡导保存国粹教育，提出学校自谋编著国学教材。于是请黄人担任编辑主任，将国学课程择要编著成教材，同时用誊写版油印，随编随课，并请写手逐日写印，至一九○七年完成洋洋数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教材。⑤徐允修：《东吴六志·志琐言》， 苏州： 利苏印书社，1926。按照孙乐文的要求，黄人又在随编随课、逐日写印成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基础上，将全书重新整理一遍正式出版，这就是目前流传的国学扶轮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铅印本。国学扶轮社于一九一一年成立，黄人为创办人之一。《中国文学史》的铅印本未印出版时间，但当在黄人逝世前（一九一三年十月）早就出版了。著作完成的时间上限为一九○六年九月，书中第四编“分论”第一章第一节“文学定义”中引有一九○六年九月日本东京博文馆出版太田善男《文学概论》中的解释。而一九○七年六月出版的《东吴学报》第十一期和一九○七年底东吴大学出版的《学桴》第二年第一期，已经连载了黄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部分《华离期及暧昧期横决力及反动力》，而且注明“节录正科第一年讲义”。由此可见，黄人一九○四年始撰并于一九○七年初稿成书的 《中国文学史》，虽然正式出版略晚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但连载公开发表的时间早于《广益丛报》一九一○年四月十九日起连载林传甲的 《中国文学史》。

黄人在完成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同时，于一九○七年初与徐念慈主编《小说林》杂志。该刊被誉为晚清四大文艺期刊之一，创刊稍晚却异军突起，代表了“小说界革命”后期思潮，以先进的小说观引导创作，多载评稿和短篇创作小说，颇有民主主义色彩而为时人注目。黄人发表的《〈小说林〉发刊词》重申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观点：“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一小说也，而号人曰：吾不屑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黄人批评时弊或者轻视小说、轻视文学，或者过高地强调小说以及文学的社会功用。黄人的《小说小话》也连载于《小说林》一九○七年第一、二、三、四、六、八期及一九○八年第九期，其内容非常丰富，有小说理论、小说批评、小说书目，是近代中国较早的具有小说史性质的著作。小说书目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目录学之先河，著录、评述现存二十部明代小说、二十六部清代小说，三十五部今佚小说、六部疑佚小说，赖此著录保存了四十一部小说的书名、版本、内容、故事来源等。小说理论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包括小说创作中主观、客观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理想化与真实性的关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黄人《小说小话》就是通过对具体小说的评判和比较研究来进一步阐述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观、小说美学思想和小说批评观，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黄人的创新见解

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有许多创新的学术见解。

首先是全新的文学观。正确地认识文学，才能研究文学，并把握好文学史的撰写。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最早提出了全新的文学观。黄人在“总论”“文学之目的”中开宗明义：“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而所以达目的者，学是也。真也者，求宇宙最大之公理，如科学、哲学等。善也者，谋人生最高之幸福，如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而文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然三者皆互有关系。”文学“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反乎善者，其文学亦亵”，“故从文学之狭义观之，不过与图画、雕刻、音乐等；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①黄人：《黄人集》，第323、357、355、354、354、324、325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黄人在“分论”中提出：“文学从两要素组成：（一）内容，（二）外形也。内容为思想，重在感情的；外形为文词，重在格律的。而格律仍须流动变化，与他种科学之文不同。外形不论，而就其实体（即内容）言之，其人之思想有三方面，即真、善、美是也。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文学而不美，犹无灵魂之肉体，盖真为智所司，善为意所司，而美则属于感情，故文学之实体可谓之感情云。”②黄人：《黄人集》，第323、357、355、354、354、324、325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在“分论”文与文学问题时，黄人强调：“文学之职分，以感动人情为主，属于情之范围者，美也，故文学属于美学之范围，所谓赋与娱乐者也，即超美之快感也。对于文学之快感，与对于绘画、雕刻之性质同。”③黄人：《黄人集》，第323、357、355、354、354、324、325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黄人最早用真善美来解释文学的功用目的，并且强调真善美三者是“互有关系”的统一整体，不可偏废，突出“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从而对文学的属性作出精确的理性把握，体现出他的学术智慧和创新。按照真善美统一的标准和感情主要素以及立诚准则，黄人指出“文学之标准”、“文学之特质”是：“（一）文学者虽亦因乎垂教，而以娱人为目的。（二）文学者当使读者能解。（三）文学者当为表现之技巧。（四）文学者摹写感情。（五）文学者有关于历史科学之事实。（六）文学以发挥不朽之美为职分。此外虽有他之特质，亦不能出以上之范围。”④黄人：《黄人集》，第323、357、355、354、354、324、325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因此，黄人提出：“凡诗歌、历史、小说、评论等，皆包括于文学中”，“盖不以体制定文学，而以特质定文学者也”。⑤黄人：《黄人集》，第323、357、355、354、354、324、325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由于在这样全新的文学观指导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体制恢宏，论及文学作品体裁丰富多样，为前所未有。

其次是创新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属于历史科学，写史要具备史家的眼光与见识。文学史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科学，写文学史还要具备文学史家的特殊眼光和见识。黄人以创新的文学史观来指导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在“总论”中黄人首先区分“历史”与“文学”以及“文学史”，指出：“以体制论，历史与文学，亦不能组织。然历史所注重者在事实，不在词藻，界限要自分明。”“历史”亦“多含文学性质”。“文学之演进，诚散见于历史中，而历史只能吸收之，而不能包括之，且就一方面观，历史又仅为文学之一部分。故史之分类，有自然的，有精神的，前者为种族、地理、物产等，政治、宗教、经济、教育诸史则属于后者，文学史亦其一也。文学之分类，有模范的，有叙述的，前者为文谱、文论等，而文学史则属于叙述。”⑥黄人：《黄人集》，第323、357、355、354、354、324、325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黄人进而论述作为“精神”的、“叙述”的“文学史的效用”在于：“文学史者，不仅为文学家之参考而已也，凡欲谋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历史之应用，其目的不外乎此。故他国之文学史，亦不过就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俾国民有所称述，学者有所遵守。”⑦黄人：《黄人集》，第323、357、355、354、354、324、325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世界各国文学史的功用都是通过数既往、求远因以知将来、明近果，通过叙述既往之因、分合沿革之果，让国民有所称述，学者有所遵守，最终谋求世界文明进步。黄人将中国文学史置身于世界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分析其独特性，从世界眼光去观照“我国文学史之效力”。第一，黄人通过中外文学比较，提出中国文学史功效之一是揭示中国文学有“万世一系瓜瓞相承”的谱牒特征，以及“未尝稍杂以非种”的独特个性：“诸国当时之文学虽极发达，要其继续，不过百年”。“以文学之谱牒言，独我国可谓万世一系瓜瓞相承，初未尝稍杂以非种，即间或求野求夷，吸取新质，要为文学生活上营养之资，而不能乱文学生殖上遗传之性。”①黄人：《黄人集》，第325、327-328、328-331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二，黄人通过中外文学比较，提出中国文学功效之二是为“保存文学”、“保存一切国粹”、“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的目的：“夷人之国灭人之种者，必先夷灭其言语文字。夫国而有语言文字，此其国必不劣，而国亦有待之而立者，故夷灭之恐不及也。”“所幸吾国之文学，精微浩瀚，外人骤难窥其底蕴，故不至如矿产、路权遽加剥夺。”“示之以文学史，俾后生小子知吾家故物不止青毡，庶不至有田舍翁之诮，而奋起其继述之志。”“故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第三，黄人通过中国文学发展现象的分析，提出中国文学史功效之三是发现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通文学之变。中国文学有“道非一端”，“体裁迥异”，“不循故辙而独辟一区”的奇异现象，而“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封建专制制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文学又在受制限中求得自由发展：“我国有最奇之两大现象，则外形常为统一，而内容则支离破碎也”，“而文学为尤甚”。“言文学者，无不推原于大道，根柢于‘六经’。其实道非一端，杨、墨之是，有时贤于孔、孟之非，樵牧之俚，有时过于国书之秘。‘六经’虽云载道之书，而考其实质，惟《诗》、《书》为正则之文学；且《国风》、《雅》、《颂》旨趣各殊，典谟训诰体裁迥异。苟细为分析，皆可自成一家，别为初祖。”“而演进益深，则繁赜纷纭，已尽革其故，而别生新种。”“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而刻木为主而听命之，画地为牢而谨守之，不亦颠乎！”“此皆文学之不循故辙而独辟一区者，虽无当于大道，要不失审美之旨。而述文学系统者往往摈不与列。由前而言，则失之太广；由后而言，则又失之太狭。广则不能通者而强求其通，狭则本可通者而屏不使通，而其极均至于不通。虽曰政治、习俗实使之然，此言语思想之自由，政治、习俗固未尝明为制限，而亦不能为之制限也。示以文学史，庶知返乎？”②黄人：《黄人集》，第325、327-328、328-331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第四，黄人通过观察世界文学史，提出中国文学史功效之四是揭示以“立诚”与否作为判断文学的重要标准，秉笔直书揭露弊端，以此来引导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进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我国社会之弊，莫大于不诚。一切事物，往往表里绝殊，名实相反，而文学其尤甚者焉。”中国文学有“佞”和“诞”两大弊端，均为封建专制之因。“由于佞，下之事上，贱之事贵，以反逆为大恶，以媚兹为义务，歌功颂德既便于口吻，掩过饰非遂流于记载。”文学“愈郑重则愈失真，愈冠冕则愈无当，官样文章真如葫芦依样焉”。“由于诞，铺张扬厉，神奇变化，固为文学家之能事，然必肆而能敛，奇不诡正，斯有所征信而垂后。我国民好大迷信之习，相沿不改，而其中于文学者尤深。”“夫文学既为载道垂训之具，而先导举国以不诚，安望国民之有进步乎！史者，人事之鉴也。”文学史效用为“谋世界文明之进步”、中国“国民之有进步”，因而中国文学史家的重大责任是：“美恶妍琪，直陈于前，无所遁形，而使人知所抉择。”“文学之能去不诚而立其诚者，则有所取鉴而能抉择也。天下事惟能知然后能行，有知而不行者，未有能不知而行者也。”“文学史者，又不仅为华士燃犀之照，且可为朴学当璧之征矣！故文学史之一多离合状态与各种学略同，文学史之与兴衰治乱因缘亦与各种历史略同。”③黄人：《黄人集》，第325、327-328、328-331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黄人注重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质”来叙述文学史，他的《中国文学史》气势雄伟、视野开阔，对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体式均有叙述，从中国远古神话，到明代传奇，乃至八股文均作出恰当的评断，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重文轻诗、贬抑小说和戏曲，甚至把戏曲称作 “淫亵之词”的种种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黄人创新的文学史观。

再次是启新的方法论。黄人的 《中国文学史》充满辩证的方法。他用“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来观察中国文学，强调中国文学的 “特质”，不崇洋媚外，同时指出中国文学之弊端，强调除弊更新。他辩证地对待中国雅俗文学和古今文学，从进化论立场给予新兴的通俗文学恰当的评价。他用真善美互有关系的观点来解释文学，又强调文学属于美之一部分的本质，提出从美学方面入手评判文学，揭示文学美的价值。他阐述中国文学谱牒“万世一系瓜瓞相承”的个性，又指出文学“演进益深，则繁颐纷纭，已尽革其故，而别生新种”，“体制虽有变更，而目的未尝或异”，“不循故辙而独辟一区”，又“虽无当于大道，要不失审美之旨”等诸多特点，强调“述文学系统”当知谱牒，明通变。这些论述非常深刻，黄人辩证地看待中国文学和叙述文学的种种现象。黄人在《中国文学史》“分论”中论述“文学定义”，最早引述薄士钠所著《比较文学》观点，并在全书中娴熟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叙述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史。如论述中外文学之 “不诚”，举《天方夜谭》、希腊神话与中国文学比较，以观在世界文学史上“文学之不诚，亦初级进化中不可逃之公理”。①黄人：《黄人集》，第330页，江庆柏、曹培根整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论述“文与文学”，比较了大田善男、烹苦斯德民、朋科斯德诸说以阐述文学的六种特质。还如将中国神话与《天方夜谭》、希腊神话做比较，将元代杂剧与莎士比亚剧作相比较等等，均开中国文学史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的先河。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正确把握了文学史叙述的方法，并巧妙地将文学历史、文学家、文学作品、评价结合起来，纵横交叉，文学史叙述与文学作品选介有机配合，成为撰写文学史的范式之一。在文学作品选介部分，黄人注意到中国文学文体的丰富多样性，取“破成格而广取”的方法，许多文体及代表作被他独具慧眼选入《中国文学史》中留档存案，成为其文学史史料性强的一大特色。

三、《中国文学史》的影响

黄人的 《中国文学史》对后世的文学史撰写、文学研究乃至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对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影响。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使后世“国民有所称述，学者有所遵守”。《中国文学史》为国人提供了一本有关中国文学的正确叙述，引导后人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确立中国文学立足于世的资格，彰显其世界性价值，认识中国文学“万世一系瓜瓞相承”的特性，以 “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发展文学的自信心。同时，《中国文学史》又为学者提供了文学史撰写的范式、文学批评的方法等，其影响深远。后世产生众多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受黄人《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例如曾协助黄人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吴梅，后来在北大讲学时期也编撰了《中国文学史》讲义，该讲义只讲到明代，作品选占了一半，书中对文学予以关注，明显受黄人著作的影响。可以说，黄人 “真正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新的文学观念，而给予文学史在体系上较为全面的更新”。②陈广宏：《黄人的文学观念与19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资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其次是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文学特征、中国文学特质的认识，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等，对后世的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深远。例如，黄人的同乡好友徐念慈（一八七五-一九○八）提出小说的美学价值问题，他在《小说林缘起》中提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③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小说林》1907年第1期。并用黑格尔“理想美学”、邱希孟“感情美学”，将中国元杂剧、《水浒》、《三国志》等同《天方夜谭》、希腊神话等进行比较，这些也明显受黄人的影响。

再次是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对小说通俗文学以及其他杂文学的关注等均有效地引导作家创作，引导读者鉴赏，也对出版业的繁荣起到引导作用，进而繁荣整个社会的文学创作。例如，黄人先进的文学理论影响了常熟作家群的编辑出版与文学创作活动，他们成立小说林社，编辑《小说林》杂志，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形成群体、社团、流派，引领创作时尚，繁荣文学创作。

曹培根，常熟理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