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何处得逍遥
——从《庄子的享受》看王蒙的“自由人格”

李雪

随笔与书评

人生何处得逍遥
——从《庄子的享受》看王蒙的“自由人格”

李雪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中，王蒙的人格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是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所追求的人格，在王蒙这里得到了体现，是一种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和时代特征的人格。其次是人格结构具有高度复杂性。王蒙的人格不是单纯的政治人格、学者人格、官僚人格等，而是建立在现实人格基础上并有所超越的文化人格，显示出相互通融、相互影响的复杂性。这种文化人格的形成并非跳跃性的，而是长期的渐进性的，其形成过程也是十分复杂的。第三，王蒙的这种文化人格与他的思想有着极其深刻的联系。同时，他又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来体现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

王蒙早年的生活基本上是 “锐于报国”，表现出比较典型的“修齐治平”的特征，二十二岁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被错划右派，继而放逐新疆……可以说，在“放逐新疆”之前，王蒙的人格基本上是单纯的，但在“放逐新疆”之后，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放逐新疆”是王蒙人生道路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有学者指出“新疆把王蒙从一个文学青年变成了真正的‘男人’。在王蒙的思想或‘人生哲学’中，有两点特别突出：重生思想（重视生命和生活）和乐观态度。这两点都与他的新疆生活经历有关”。①温奉桥、温凤霞：《从伊犁走向世界——试论新疆对王蒙的影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可见，这一时期思想的形成对于以后的王蒙来说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我认为还是以庄子思想占主导地位。正像他在《庄子的享受》中所说：“享受庄子，首先就是享受这个关于逍遥的思维与幻想体系的别具风姿。‘逍遥’，字典上的解释是闲适自得或悠游自得。闲适与悠游，说明它的前提是无事、无承担、无责任、无烦恼、无权利义务的契约束缚，即不处于尊卑上下、亲疏远近的人际网络之中。而自得，纯是主观感受，自己能乐、能取乐或自以为乐就行。这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特别是事功上、入世上、行为上受挫的读书人来说，非常受用，非常独特，又非常得趣。”②王蒙：《庄子的享受》，第3、21、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一、“逍遥”是超越世俗，面对现实

放逐新疆的王蒙，忽然发现，“不知不觉间自己在北京和新疆、在常人和作家之间，竟成了一个多余的人！”③於可训：《王蒙传论》，第14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正所谓，寂寞新放地，平安旧时乡，两间余一士，何必独彷徨。此时的王蒙又如何呢？“把愿望、追求局限于——不过是巢于一枝与饮而满腹。不要求温饱以上以外的东西，不要求生存权以外的权利。”④王蒙：《庄子的享受》，第3、21、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这正是庄子所提倡的心斋。于是，在巴彦岱六年，王蒙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全套农活，从播种到收割，从除草到放牧，乃至需要一定技术的打埂浇灌、脱粒扬场，样样都会。冬天，还要与农民一起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戈壁滩上钻“地窝子”，兴修水利，常常是灰头土脸的样子。劳动之余，王蒙还经常帮农民挑水、扫雪、和泥建房，也应邀参加一些婚丧嫁娶的活动，虽然他不是穆斯林，但却十分尊重穆斯林的礼俗，他把整个身心都融入了巴彦岱。此时，他俨然是一位朴实勤苦的农民，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纵观《在伊犁》，基本情调是一种恬淡的愉悦，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更没有哀愁，倒是从劳动中，从与乡民的交往中获得了一些过去不懂的知识和前所未有的感受。经过“劳动锻炼”，王蒙俨然成了一个“巴彦岱人”，巴彦岱也成了王蒙的“第二故乡”。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才那样地淳朴与清新。试想如果不是为了磨练自己，王蒙又怎会甘受“筋力殆尽”的滋味。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孜孜以求，对生命的深情热爱，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

“古往今来，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曾经面对，庄子早已面对——面对而全然无法改变那些面对了以后令人失望的一切。只能自救，只能超度”，⑤王蒙：《庄子的享受》，第3、21、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此时的王蒙对待体力劳动已经具有审美化的感受，他不只是将体力劳动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而是一定意义上将体力劳动当作近道之阶，正是由于王蒙能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待体力劳动，才使普通劳动有了新的意义。在王蒙看来，这种劳动显然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一种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和超越肉体痛苦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把人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而是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更深邃的眼光。这样一来，人就会变得既努力做好现实中的每一件事，又对现实生活的每一件事进行审美体验，这就是执著而又超越的人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人格的内涵。王蒙将其赋予了形而上的色彩，也为他以后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途径。

二、“逍遥”是精神的升华与享受

历史上，庄子思想往往成为困窘士子的精神支柱，但王蒙是否也像以往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那样，在“穷”时接受庄子思想，从而“超世入道”，或独善其身呢？王蒙对待庄子的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王蒙“享受庄子”不仅仅是为了排遣忧愁，消弭烦恼，更重要的是以此来作为分析既往人生的精神向度，求得更为智慧、幽默和洒脱的人生态度。

“精神胜利、精神胜利，不在精神上，你能在哪里得到有把握的与永远的胜利呢……春秋战国以来，你可能不为世用，蹉跎一生；你可能幸运一时，朝为座上客，而祸从天降，夕为阶下囚；你可能事与愿违，屡遭陷害；你可能志大才疏运蹇，一辈子穷困潦倒……再没有了绝对精神的绝对的无条件的胜利，你还能有什么呢？”①王蒙：《庄子的享受》，第5、11、40-41页。一个人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状况既是他生存的现实条件，也是他思想的源泉和起因。那么，王蒙初到新疆，环境陌生、条件恶劣、心情沉闷，不愿回顾过去又不能丢掉心中的信仰，王蒙的内心平衡是从哪里来的？又如何表现得心平气和呢?也就是说如何表现出“精神胜利”呢？那就是与其在现实中为自我生命而痛苦，不如摒弃一切世事烦恼，按照自然的法则生活，直至超越自己的肉体局限而达到“道”的境界，忘却自我，获得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因此，王蒙“享受庄子”，既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又是面对这种苦难无可奈何的沉痛表达；既有如庄子一般向往美好生活的浪漫主义情怀，也发出了无法逃避当下痛苦现实的悲鸣。

既然现实状况不能够得到改变，那么只有退而谋求自保了。自保的方式呢？那只有幽默！王蒙在《买买提处长轶事》开头一句便是：“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结尾一句又说：“爱笑，才是爱生活!”文中多些关于命运多舛的小故事，会使我们想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有时可以取用，倘若碰上类似阿Q样的人呢？那就要“因勇而退让”，如庄子那样有鲲与鹏的气概和眼光。于是王蒙说：“你不是追求大气概、大自在吗？好的，请做好准备，你将受到小鼻子小眼的庸众的嘲笑；置之不理，你就逍遥了。”②王蒙：《庄子的享受》，第5、11、40-41页。王蒙貌似放诞无稽的言辞中包含了社会现实的“至论”，嬉笑怒骂的原因在于“其志已伤”。

其次，王蒙对待庄子充满了理性精神。他虽崇尚庄子，但绝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仅是借庄子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是思想突破现实。一次酒后，大家喊着回伊犁时，他却大吼一声，“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在他的潜意识中隐含着一种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的愿望，“是气势逼人而不是随遇而安，是自我张扬而不是委曲求全”，“骄傲劲潇洒劲夸张劲逍遥劲一呼便出，他可不是人往低处走的主儿”。

第三，王蒙对待庄子十分谨慎，对思考其思想时所容易出现的懒散和放逸，有着清醒的认识。庄子是颓废派逍遥派？要彻底的自由、逍遥，就需要伴以彻底地孤独与寂寞吗？不，“反正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可怜，既然如此，还不如大它一家伙呢”，因此，“逍遥要有一种大气魄大心胸”。③王蒙：《庄子的享受》，第5、11、40-41页。这对王蒙以后的生活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他朗然的生命状态、饱满的情感，还是作品中的理想精神，以及独有的狂欢化自语，都给人以大气、恢宏、高亢、洒脱的境界。甚至工作中依然如此，“政治生活我看到过急躁，看到过失误，看到过纵横捭阖，看到过高高在上与颐指气使与各种不正之风。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救国救民的理想，是改变面貌的热情，是不惜一切的爱国心、社会主义心，是毕竟扭到一起来了的效率与组织性，是当机立断，敢于对历史对人民对人类负责的大气”。这就是王蒙把庄子中某些带有悖论的 “大小之辩”、“任其性命之情”和“齐一万物”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培养了他的不懈不躁、不惧不馁、认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的人生品格。

三、逍遥无待是本真

王蒙曾在《安详》和《再说安详》里，谈到他喜欢、向往的生活态度是安详。尤其是在得不到理解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安详功夫。因为理解人难，被人理解更难，因此不被理解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了“不被理解”，你才有了理解的前提、安详的可能。如果说安详是王蒙的生活态度，那么无待便是他的生活原则，前者决定了他对待生活的思维方式，后者决定了他对待生活的实践方式。

鲲鹏展翅“怒而飞”的形象，是一个硕大无朋而又能“任天而游”的自由者形象，这样的形象实在太令人羡慕向往了！但是需要正视的是：大鹏鸟“任天而游”的自由者形象，必须有待于客观条件，这就是“大风”和“长翼”！如果没有“大风”和“长翼”这些客观条件，大鹏鸟的“任天而游”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大鹏鸟的自由者形象也就无从谈起！列子得风仙之福，享有“免乎行”也就是不用走路的自由，这对于世人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列子虽得风仙之福，免乎行不用走路，但他“御风而行”就是“有待”的表现。具体地说，“御风而行”必有待乎“风”，如果没有“风”这个客观条件，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回归家的“风仙”和“风福”都不可能产生。以上叙述可知所谓的“自由”，其实都是有待于客观条件的自由，而有待于客观条件的自由，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如果客观条件（有待）一旦离去，所谓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原因之二，有待于客观条件的自由固然不能离开客观条件，可是任何客观条件都是对自由的限制。正由于此，有待于客观条件的自由，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其实，自由总是相对的，绝对自由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庄子所追求的则是这样一种自由，即既要求绝对的自由，又要绝对离开客观条件（有待）的限制。是否会有这样的好事呢？庄子的回答居然是肯定的：“无待逍遥游。”因此王蒙说：“逍遥要无待，要满足，摆脱一切外物的干扰，更不要说追求外物了。应该说，这里要求的是绝对的主观精神的无拘无束，彻底自由。”①王蒙：《庄子的享受》，第41页。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王蒙放逐其间表现出生而“无待”的状态，这里的“无待”，是王蒙饱经了人事沧桑，深刻反思后而树立起来的一种人格理想，以一种不喜亦不惧的心态去纵浪大化，转而专注于对日常生活进行充分的情感体验。在其文集中，关于新疆生活有大量篇幅的文章，内容多是衣食住行，大多写得意趣盎然，其中的一些则直接表现出作者的情感心态。王蒙正是以此来表达对 “无待”的“逍遥游”的追求，不也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吗？同时，也是对现实人生困境的一种超越，应该说是人的自我觉醒，是人的精神的觉醒。

然而，王蒙毕竟是王蒙，尽管精神能从现实的逆境中得到超越升华出他自身特有的精神和生活乐趣，但一味地讲神游，一味地在心上使劲，又难免不无悲凉，不无阿Q，不无无奈。尽管他不希望昔日重现，但也不希望、不愿意忘记过去，在享受庄子的轻松中有所得，笑谈中有所思。如他在《庄子的享受》的封底上所说：“藉题发挥、趁机谈庄是一，藉庄谈生存环境谈老王是二，藉庄谈哲学谈思想方法谈世界包括主观世界与客观大千世界是三，藉庄谈我相对熟悉一点的文学文字是四，藉庄与读者聊天自娱自慰自己扩张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五……六七八呢？我先不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全告诉你。”你尝出点味儿来了吗？味儿在其中！这就是王蒙，多元王蒙中的一瞥，我们期待他下次再说点什么。我们也再品品味儿！

李雪，哈尔滨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