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凌
(吉林大学,长春,130117)
一战后,美国社会普遍的理想破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被摧毁,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接踵而来:工业化使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对物质占有的多少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市场化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交易,使人变得势利、虚伪,人际关系变得隔膜、淡漠;青年人为没有精神追求而仿徨;中年人因理想丧失而痛苦。不但如此,人们为物质成果所陶醉,贪求远远超过人类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完全不顾地球维持人类生命能力的有限性,过度利用资源,污染环境,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造成突破极限的巨大冲击,给人类带来了不可挽救的灾难。这种现实的生存困境使知识分子开始为美国乃至欧洲文明的去向而深深忧虑,并不禁要问:“当世界被分成两半之后,我们该怎么做?”
作为传统价值观的坚强捍卫者和一个理想主义者,薇拉·凯瑟也是这场社会变动的受害者,精神上的受害者。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方便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决不意味着思想境界的提高,而思想境界的提高才是凯瑟最为关心的事情。1924年12月21日,凯瑟痛心地写道:“像我们这样浮躁不安,像我们这样急功近利,像我们这样苦苦钻营,是无法造就美的境界的”(转引自朱炯强2006:189)。此时凯瑟认识到,在现实世界她再也无法重温逝去的旧的价值观,因而她不得不求助于逝去岁月的理想,把宗教和文化传统作为完美世界的必然因素和对抗现实世界的工具,最终拯救异化的人类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