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杂性科学视角阐释认知语言学

2011-04-03 04:49
当代外语研究 2011年8期
关键词:词类复杂性语言学

张 凤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洛阳,471003)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一般认为,认知语言学是对在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客观主义和在语言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生成语法的反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语言研究领域之外会发现,科学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即由基于牛顿力学的经典科学范式向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范式转变。认知语言学实际上是在这一更大的背景下发生的。本文将要论证,认知语言学在根本上与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是一致的,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能够使认知语言学家获得更多启示与灵感,对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的理解能够使语言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语言研究范式转变的必要性,更现实地认识语言研究的理论目标。

2.复杂性科学的核心思想

基于牛顿力学的经典科学范式关于世界的认识体现在决定论上,认为世界由物质构成,这些物质像钟表的机械零件一样按照一定的法则运动,整个系统是稳定的、可控制的(Dente 1999)。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就是把事物整体分解为其构成部分,对部分的认识相加就等于对整体的认识。任何事物都遵循一定的秩序与法则,只要人们对其运动轨迹进行分析和归纳,就可以预测其将来。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发现、哈雷彗星回归周期的确定都是应用牛顿力学计算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经典科学关于世界的认识是过分简单化的、理想化的,无法揭示大千世界复杂现象的本质。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I.Prigogine)在与其助手斯唐热(I.Stengers)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OrderoutofChaos1984)一书中提出“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认为经典科学把物理过程看作决定性的和可逆的观点只适用于简单过程,无法解释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过程。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事物的发展是无法完全预测的,构成部分的性质之和不等于事物的整体性质。

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中有两个研究传统。一个是以普利高津和哈肯(H.Haken)为代表的物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将物理学、化学与非线性动力学和混沌数学结合,对系统进行定量的数学分析。另一个传统是研究复杂的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以约翰·霍兰(John Holland)和考夫曼(S.A.Kauffman)等在美国桑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工作的学者为代表,强调复杂系统的定性研究,研究手段主要是计算机模拟,主要借鉴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跨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管理科学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其核心概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2.1 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Non-linearity)

在经典科学范式中,世界是由线性的(linear)简单系统构成的,即系统中量与量之间存在正比关系,可以用直角坐标表示为一根直线。复杂性科学认为,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是复杂系统,其中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线性系统不过是非线性系统的特例(Holland 1995)。线性系统与非线性系统最重要的差别体现在系统对外界影响和系统参量微小变化的响应上。线性系统中,系统发生变化的大小与系统的输入存在相关,小的输入会产生小的结果,大的输入会产生大的结果。因此,可以根据输入的大小预测系统变化的大小。在非线性系统中,输入的大小与结果的大小不存在正比关系,无法根据输入的大小准确预测变化所产生的结果。

2.2 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复杂性科学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关于自组织现象的认识。复杂系统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单元组成,它们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既有自主性,又在某种程度上互相依赖。这些单元称为主体(agent),它们能够对其所在环境中发生的事件做出响应,从而与环境发生作用。人、动物、细胞、分子、公司都是不同的复杂系统中的主体,它们的数量不是固定的,因为主体可以增殖或消亡。所谓自组织现象指复杂系统内的主体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自发地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演变,或者由简单的有序状态向复杂的有序状态演变(Ashby 1962)。自组织是许多复杂系统的固有性质。

自组织是一个通过局部的相互作用而自发地产生整体结构的过程,没有内部的或外部的主体控制这一过程,其控制分散在各个主体中,因此是分布式的控制(distributed control)。对足够大的系统而言,其中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被去除或替换,但对最终形成的结构不会产生破坏。自组织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主体之间局部的相互作用产生量变,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系统达到临界点时,某些能量较高或占有优势地位的主体与其他主体协同作用,使系统向新的有序结构演变(Haken 1983)。

2.3 涌现(Emergence)

与自组织现象存在密切关系的一个现象是涌现。复杂系统的控制是高度分散的,没有中心的,大量的主体同时作用,并不断对其他主体的行为作出反应。但是,复杂系统杂而不乱,它们在整体层面总是呈现出一定的秩序(Waldrop 1992:126)。例如,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都呈现出明确的结构,而自然界中的参天大树、连绵的山脉、洁白的雪花也都呈现出近乎完美的秩序。这些系统呈现的秩序不是预先计划或能够预测到的,而是无数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能量的持续输入到达临界点后发生演变的结果。

系统整体的秩序来自各个主体的相互作用,但通过观察单个主体的行为或是局部范围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能看出整体的秩序,因此采取把整体不断分解的还原论的思路不能揭示系统的本质(Heylighen 2008)。比如,原子聚合为分子,分子聚合为细胞,细胞聚合为组织,而组织聚合为器官,其中主体在较低层次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产生较高层次的单元,由此逐级产生更复杂的单元。较高层次的单元具有的结构和功能在较低层次的单元中并不存在。比如,一个细胞具有生命特征,而构成细胞的分子却没有生命特征;铜具有光泽、延展性、淡紫红色等特征,但这些特征在单独的铜原子中并不存在。

2.4 网络(Network)

通过自组织过程涌现出来的结构一般可以模拟为一个网络。最初,各个主体之间或多或少随机地发生相互作用。由于自然选择的原因,其中某些相互作用保留下来,而其他的被淘汰。当两个或更多的主体达到一个互相适应的状态时,它们构成一个稳定的组合体。各种各样的组合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由此构成一个网络,主体可以看作网络中的节点(Holland 1998:76)。例如,一个人与其他人基于友谊、血缘关系或工作关系等建立的联系就是他所处的社会网络,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台计算机连接起来构成互联网,细胞内部互相作用的分子连接成为生物化学网络。网络中的各个节点直接地或间接地连接在一起,一个节点上发生的事件能够扩散到其他任何一个节点。复杂系统网络中的控制是分布式的,没有中央控制,因此是无中心的,或者说是多中心的。这样的结构有很多优点,比如能够确保系统的鲁棒性,使系统整体在某些部分受到破坏时仍然正常运作,能够增加系统对环境变化的响应速度。

3.认知语言学的复杂性科学阐释

如果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进行考察,会发现其核心思想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中可以得到阐释。因此,合理吸取复杂性科学的思想和发现能够使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更加坚实,使语言研究的理论目标更加清楚可行。下面讨论认知语言学范式与复杂性科学范式的相通之处。

3.1 作为非线性复杂系统的语法

认知语言学把语法看作一个非线性系统,从而对语法的复杂本质有更加现实的认识。生成语法的经典理论把语法看作一套自足的算法机制,全面而详细地说明语言表达式如何产生。这套机制完全是线性的,通过一步一步的操作,最终输出符合语法的表达式。这一理想化认识在语言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并曾在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中影响巨大。生成语法的语言观实际上反映了经典科学的世界观,即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像钟表一样按照确定的方式运行,科学的任务就是阐明钟表的结构,揭示它的运行规律。生成语法在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一般规则和普遍原则上,忽视那些看似例外的结构,结果把大量的语言现象排除在研究范围以外。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不是一套线性的算法机制,而是人们关于语言规约的所有知识,无论这些规约是否可以概括为一般规则。语言系统不是一套自足的、没有任何例外的一般规则,而是一个由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构成的巨大的、高度冗余的清单(Langacker 1987,1991)。语言研究中可以寻找有概括力的一般规则,但这些规则是特殊现象,而不是典型现象。

由于经典科学范式的影响,生成语法的研究传统在语言描写中追求建立简洁精巧的模型,无论这些模型是否符合语言事实,这实际上是对语言系统的过分简单化的认识。例如,按照生成语法的观点,语法规则与体现这些规则的示例不能同时存在于语言系统之中,否则会产生冗余。像eyes,hands,pins等表达式体现了英语中复数名词构成的一个规则。生成语法认为,这一复数形式规则应纳入到英语语法中,但这些语法表达式本身不应该存在于语言系统之中,因为它们可以通过规则计算出来。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这类表达式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很可能已经完全被人们熟悉,成为认知常规。人们使用这些复数形式时,不需要首先激活复数名词的构成规则,然后对单数名词进行操作,而是直接激活大脑中已经储存的eyes,hands和pins等语言单位。

3.2 语法的自组织性

按照复杂性科学的观点,大部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非线性的,是无数个体在局部范围中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复杂系统,这是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的过程。语言系统同样如此,其作为复杂系统的秩序通过自组织过程产生。认知语言学没有严格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而是认为语法来自语用,是无数个体的语言使用事件产生的结果。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个体能够对系统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进行控制,这是一个集体作用的过程。

语法结构的产生和演变就是无数个说话人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比如,认知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关于语法化的研究发现,各种语言中的语法标记都是由有实在意义的词或结构演变而来。如英语中的be going to常常用来表示将来时,而这一形式从实义动词go演变而来。这一形式的演变是通过重新分析(reanalysis)而发生的。比如,be going to visit John的结构本来是:表示方向的运动动词的进行体+目的状语小句,即be going+to visit John。但是,这一表达式在使用中逐渐被理解为be going to+visit John,这样虽然表层形式没有发生改变,但表达式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Hopper & Traugott 1993:2-4)。将来时标记be going to的产生完全是自组织的结果,我们不可能设想有一个说话人规定be going to以后可以表示将来的事件,或者有其他权威做出类似的规定。只有相当大的数量的说话人无意识地对这一结构进行重新分析,随后将它理解为将来时标记的人越来越多,直至最终确立了be going to作为将来时标记的地位。

3.3 语言结构中的涌现性

复杂系统作为整体的秩序来自其中各个主体的相互作用,而语言作为复杂系统的秩序同样是无数个语言使用者互相作用而涌现的结果。在无数个语言使用事件中,人们的抽象能力会发生作用,把这些事件中没有重复出现的方面过滤出去,从而使得它们的共同之处涌现出来。例如,在tall boy,smart woman,pretty girl,intelligent man等表达式反复出现后,人们就能抽象出“形容词+名词”图式。图式就这样从无数个低层次的、局部的语言使用事件中涌现出来,从而构成复杂的语言系统。图式的涌现过程中没有任何计划或决策者,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复杂性科学认为,复杂系统作为整体呈现的秩序是通过无数个主体相互作用而涌现的结果,其产生的新的结构和功能在一个个独立的主体中并不存在。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本质上是象征性的,任何一个语言表达式都是语义表征和音系表征的结合体,构成人们语言知识的单位只限于三类,即语义结构、音系结构和象征结构(即语义结构与象征结构的结合体)。两个或多个象征结构通过在语义极和音系极的整合而形成更大的象征组合体。比如,[[JAR]/[jar]]和[[LID]/[lid]]两个成分象征结构的整合形成了复合象征结构[[JARLID]/[jarlid]]。当成分结构整合为复合结构时,它们必然相互适应,在语义和音系两个方面发生变化。这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运动体验类似。当一个新手在教练指导下学习打网球时,教练会把一个复杂的动作分解为多个简单动作,让新手一步一步地练习这些动作。当练习者熟练掌握它们时,能够把它们协调成为一个完整动作,作为一个复杂动作的构成部分,这些简单动作会与它们孤立出现时有所不同,因为它们需要互相适应、互相配合。此时,复杂动作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不是各个成分动作的简单组合。与此相似,一个复合语言表达式应该被看作是独立的实体,无法严格地还原为其各个成分,而是呈现出在其构成部分中并不存在的特征。

3.4 作为网络的语法

复杂性科学把通过自组织过程涌现出来的系统模拟为网络,认知语言学同样把语言系统模拟为网络。复杂性科学关注的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中的主体能够与环境及其他主体进行相互作用。主体在这种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整个宏观系统的演变或进化,包括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的、聚合而成的、更大的主体的出现等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派生出来的。语言系统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复杂的,而是为适应语言交际目的而演变成为复杂系统的,这符合复杂性科学关于适应产生复杂性的观点。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范畴一般都是复杂的,都是对原型范畴引申的结果。以汉语中的“头”为例来说明(详见高航、严辰松2007)。“头”本来指人体的一部分,位于身体上部,后来引申指动物身体的一部分,进而指长形的、无生命物体的前面部分,后来可以指长形的无生命物体的任何一端或物品的残余部分。最终,头可以指在指任何在某一维度上延伸的事物。此外,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指人类群体的领导者或动物群体中地位最高者。人类生活的世界纷繁复杂,不可能为每一个事物都创造出一个语言符号来表示,因此语义引申是对语言系统现有资源最自然的、最有效率的利用。这样,“头”由原型意义开始,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引申,最终构成一个复杂的多义范畴的网络。

除了语义网络以外,一个音位的多个变体、一组互相联系的隐喻、一个复杂的语法构式的多个变体都可以构成网络。在网络中,各个节点处于不同的层次,有的节点是其他节点的体现,属于子图式(subschema),两者的特征是一致的。有的节点则是其他节点的引申,在某些方面的特征有所偏离。不同节点之间通过相似性发生联系,由此构成网络。在极端情况下,网络中处于最低层次的子图式包含特定的词项。例如,英语中双及物构式可以表示为[[V][NP][NP]],其中的一个子图式是[[TRANSFER][NP][NP]],更低层的图式中有[[give][NP][NP]]和[[send][NP][NP]],而[[give][me][NP]]和[[send][me][NP]]则是最低层次的图式(Langacker 2000)。这里说明的只是双及物构式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该构式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由处于不同层面的图式和实例构成一个网络。任何结构只要使用频率足够高,都可以成为单位,储存在该网络中,无论它是否可以从图式中计算出来。

4.语言研究范式转变的必要性:以词类问题为例

科学研究的范式正在由基于牛顿力学的经典科学转向复杂性科学,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观察语言。许多传统问题在旧的范式下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受制于传统的研究范式,对语言的看法是扭曲的、理想化的。如果考察汉语词类研究存在的问题会发现,从经典科学背景下的语言研究范式转向复杂性科学背景下的认知语言学范式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一问题。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观察,造成汉语词类问题研究困境的根源至少有两个。

4.1 传统词类观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

首先,传统的词类观本质上体现了生成语法把语法分割成词库、形态、句法、音系等不同部分的模块论,认为各个模块之间界限分明,人们通过算法机制对它们进行操作,最终产生符合语法的表达式。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词是作为备件放在词库中,词库体现为人的大脑中储存的词汇,也体现为人们编的词典。词库中不会储存句子,也不会储存一般的词组,句子和词组是由词按照一定的规则临时组合起来的(郭锐2002:89-90)。按照这一观点,词库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集合,其中元素的词类地位应该是确定的。这种词类观过于简单化(simplistic)了。

认知语言学认为,作为独立模块的词库并不存在,句法和词库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两者都是象征结构。词类是从实际的语言使用中抽象出来的图式性范畴,一个词所属的范畴与其所在的结构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词类不应该看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集合,而应该看作是一个由固化程度和规约化程度不同的象征结构组成的一个动态的网络。例如,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英语中的名词范畴不仅包括物理名词,而且包括抽象名词,以及通过屈折变化产生后固化下来的名词(如beating)。此外,传统语法中的动名词(如walking)或动名词短语(walking alone)应当看作是名词,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表示事物。一个词所属的范畴是从它在语言使用中的各种实例中抽象出来的,表面上看起来是独立的,实际上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在的结构。

4.2 传统词类观中的决定论和古典范畴论

造成汉语词类研究困境的第二个原因是决定论和古典范畴论的影响。语言学家们期望能够建立多个界限分明、没有任何重叠的词类范畴,每个范畴都可以通过一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来界定。但是,这样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反映了对语言系统的理想化的认识。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不是牛顿力学中的简单系统,也不是人工制造的系统。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而不是扭曲语言事实以适合我们心目中理想的范畴,否则就是削足适履。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观察,词类范畴是由语言使用中涌现的自然范畴,不是语言学家按照严格的逻辑原则建立的范畴。

由于经典科学范式的影响,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一直受制于“词有定类,类有定词”思想的影响。这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2005)中有明显反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面标注词类的词典,这部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在处理兼类时,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标注两个或三个词类范畴以外,大部分只标注一个词类范畴。马彪(1994)在100万字的语料考察中发现,“变革、变化、测验、超越、惩罚、交往、冲突、论述”作为名词的使用频率都超过了它们作为动词的使用频率,但《现汉》只把它们标注为动词,并不说明它们的名词用法。而“安宁、烦恼、黑暗、欢乐、苦恼、快乐、困苦、疲劳、贫穷、痛苦、委屈、喜悦”作为名词的使用频率超过它们作为形容词的使用频率,但《现汉》只把它们标注为形容词,没有说明其名词用法(转引自高航2009:75-77)。这些处理方式明显体现了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没有充分尊重语言事实的复杂性。

由于对汉语的词类问题存在理想化认识,这类削足适履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汉语名词化研究中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单音节动词是动词范畴典型,不会发生名词化,只有双音节动词才能发生名词化。但是,名词化体现了概念物化的一般认知能力,这一能力在概念层面上发生作用,与单音节或双音节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即使一般不认为有名词用法的单音节动词在语言使用中也可以名词化。比如,单音节动词“跳”也有名词用法,像在“郭晶晶否认自己在第一跳中出现失误”中,“跳”的用法与英语中the first jump中的jump用法是平行的。而且,“跳”的名词用法很自然,不是临时用法或所谓的“活用”。

5.结论

认知语言学与复杂性科学目前仍然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两者都具有高度的跨学科的性质,都有很多新的思想,开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思想与复杂性科学是一致的,而它在方法论上强调的汇聚的证据原则(converging evidence)与复杂性科学的跨学科的性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一般认为,认知语言学是出于对生成语法的反叛而产生的,其主要观点与生成语法的基本假设针锋相对。我们认为,这只能说明其理论来源的一个方面。认知语言学实际上是在更大的背景,即自然科学范式由经典科学向复杂性科学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仅仅是作为生成语法的对立面而产生。这一角度能够使我们对认知语言学有更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能够从复杂性科学中汲取有益的思想。尽管目前认知语言学中还没有研究者明确承认认知语言学与复杂性科学之间的联系,但有理由相信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将使我们对复杂系统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推进我们对语言这一复杂系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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