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态到科学态：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的发展路径

郑立梅

从理想态到科学态：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的发展路径

郑立梅

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不同的哲学思想阶段对其有着不同的哲学认识。在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形成了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从理想态发展到科学态的发展路径。因此，探讨这种发展路径的演变内涵及其根源，并揭示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是如何由理想态走向科学态的演变轨迹，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意义。

马克思；人本质；理想态；科学态；哲学根源

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部分，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一种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即经历了一种从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开始，经由《莱茵报》时期、《德法年鉴》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时期和《神圣家族》时期，直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时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从《手稿》到《提纲》、《形态》，则形成了马克思的人本质思想发展的一种独特路径：从理想态到科学态的发展路径。

一 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基于“类特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异化劳动时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作为类的存在物，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且把自己本身也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如此一来，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其生活也就是一种类的生活。人的类的生活能够得以持存的前提就是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的存在是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的自然界而存在，即从物质方面来说，自然界中的存在物作为物质的对象，“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49),“人靠自然界来生活”[1](49)；从理论方面来说，自然界中的存在物作为意识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1](49)可见，无论是从物质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同自然界不可分离，人和动物一样，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诚然，作为对象化的自然界之存在是人的类的生活能够得以持存的前提。但对象化的自然界的存在仅是前提而已，欲使人的类生活得以实现还必须使对象化的自然界对象化，即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界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使得自在自然被改造为人化自然，这就是自然界的对象化。自然界的对象化实质上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因此，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人本质的哲学命题：“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1](50)作为人的本质，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区别于同样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动物之所在。因为马克思是立足于自然界的整体视域来审视自然界中的生命活动的，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因各自“种”的生命活动的“类特性”不同而不同。动物不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活动对象化，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而无区别。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对象化的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创造人化的第二自然，就此，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以此区别于动物。人的类特性首先是指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由性。因为自然界对人来说是对象化的自然界，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类生活对人自身来说亦是对象，这种对象化的生活是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活动而将对象化的自然界对象化而实现的，因此，作为实现人的类生活的劳动实践活动是自由的活动。其次，人的类特性是指人的感性活动的自觉性。因为作为人的类特性的自由活动同时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或者说，这种自由的劳动实践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介入。也正因如此，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也因此人才是能动的类存在物。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51)

这样，马克思在充分认识到人和动物的生存必须以自然界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基础上，才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界定为人的本质的，以此作为人的类特性而区别于同样是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之外的动物。是故，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其实就是一种渗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劳动实践活动，是一种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相比较而言而能够生存于自然界中的非异化的原初意义上的人类生命活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加以说明和强调：“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可以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24)这显然是从人类历史前提的视角对人类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进一步阐释。

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是在分析异化劳动的过程中涉及到人的本质问题的，并在分析异化劳动的语境中界定人的本质的。在此语境中，马克思认为人的非异化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人的存在的方式，而不是维持人的存在的手段。然而，存在于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并非是非异化的劳动，而是异化了的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使得人的生命活动仅仅变成维持人自己生存的手段，或者说，“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51)基于人类的这种社会现实，马克思认为“异化借以实现的那个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53)因此，在人类社会现实面前，异化劳动反倒成为人类的现实实践活动，而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反倒成为不切合现实实际的人类生命活动的理想态。人性的这种本质的扭曲正是现实的异化劳动的强大力量使然，而异化劳动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却是私有财产的存在。因此，人类要想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复归到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本性活动中来，前提就是必须要消灭异化劳动。消灭异化劳动就意味着要消灭私有财产。而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劳动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不难看出，马克思是把一种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够实现的理想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看成是人的本质。

这种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尴尬性，即这种人本质思想既存在着只能够将人与动物而不能够将人与人相区别开来的理论尴尬性，又存在着不能够在现实的私有制社会中而只能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得以实现的现实尴尬性。一者是因为马克思着眼于自然界中的生命活动而将人的生命活动从动物界的生命活动中提升出来而加以强调和区分，意在强调人的有意识的对象化的生命活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因而在人作为整体的“类”的视域中缺失了“类”之“个体”间的区别性而难以将人与人相区别开来。二者是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私有财产的存在使得人本质意义上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被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一种手段，直至蜕变为作为生存手段的异化劳动，致使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根本不能在私有制社会中得到实现，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有实现的可能。

二 科学态的人本质思想：基于社会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而是对人的本质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探索。在意识到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的不完全成熟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提纲》中对人本质作了更为成熟性的界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6)这种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而将人的本质界定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弥补了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不能够把人与人相区别开来的不足之处，又破解了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难以在非共产主义社会中得以实现的难题。就此而言，《提纲》中的人本质思想更具科学性，或者说，是一种科学态的人本质思想。

首先，马克思在实践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在《提纲》中，马克思运用实践的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质，认为费尔巴哈由于缺失实践的理论视域而不能基于现实实践去客观地分析市民社会的世俗基础，以至于他“⑴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情感，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⑵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56)费尔巴哈所理解的这种人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心。”[4](31)在马克思看来，其实质是“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3](56)因此，马克思否定了费尔巴哈的这种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人本质。马克思从实践观出发，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敏锐地洞察到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的本质放置到人的现实生活中去考察，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56)，“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2](24)从而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

其次，马克思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而科学地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在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性中考察人，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23)这种有生命的个人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有社会性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而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的人。现实的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于是人们展开了包括物质生活生产、再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在内的生活的生产。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2](33)不难看出，社会关系具有两层内涵：一是“许多个人的合作”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性；二是“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说明了社会关系适用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历史形态，具有普遍适用性特征。据此可知，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其深刻的哲学意义。一者，这种科学的人本质思想既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将人与人区别开来，从而克服了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的理论尴尬性。因为在人类的生活生产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动物所不具备的，从而能够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关系，每个人能够在各自的社会关系网格中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以此相互区别开来。二者，这种科学的人本质思想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得到印证和实践，也就科学地解决了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的现实尴尬性。因为科学的人本质思想是一种社会关系性的人本质思想，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适用于各个社会历史形态而具有一种普遍性意蕴。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提出的人本质思想无论是在私有制社会中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都有其可操作的适用性。

三 马克思人本质思想从理想态超越为科学态的哲学根源

马克思人本质思想何以能够从理想态超越为科学态？问题的最终解答需要回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来。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维度看，马克思人本质思想之所以能够走向科学的哲学根源就在于实践观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确立。马克思人本质思想从理想态超越为科学态，其实是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的哲学影响而使自己的哲学超越为新唯物主义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手稿》中，存在着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印迹。其一，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毫不吝啬地赞誉费尔巴哈，认为“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的。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无声无息，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实在、深刻、广泛而持久；他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1](2)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赞誉是极为难得而又罕见的，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见到类似于这种对某一哲学家的赞誉。其二，在马克思的《手稿》中，“类”、“类存在物”、“类生活”、“类本质”和“类特性”等术语的出现，恰是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所留下的印迹。因为“类、类生活、类本质都是费尔巴哈的术语。”[3](787)诚然，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马克思为了表达自己的新思想而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旧概念“类”等，以人和动物的各自“类特性”来区分彼此之间的整体的“类”。但这种可能情况并不能够排挤、排除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事实。

在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影响的情况下，马克思在《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导哲学思想就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将人本主义的完全实现等同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73)马克思的这种共产主义思想中所涉及到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再一次印证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哲学影响，因为马克思认为“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的。”马克思《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无疑决定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出的人本质只能是一种未来形态的人本质。根由在于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人的本性只能够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够复归，“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1](73)

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自《提纲》始而发生了质的逆转和飞跃。在《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造世界的哲学实践观。马克思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中发现了改造世界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感性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实践本质，并把实践的观点看作是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首要、基本的观点，从而确立起了改造世界的新世界观、新哲学观。于是，马克思运用实践的观点首先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缺陷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以此作为摆脱费尔巴哈消极影响的起点而彻底独立，最终创立起以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观点和基本观点的新哲学。

这样，在实践观这一哲学思想的主导下，马克思把实践观引入到历史观中而对人的本质进行了实践观的重新审视，于人类关系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找寻到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科学地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破解了人的本质的秘密。这一方面是马克思对自己在《手稿》中所提出的理想态的人本质思想进行进一步哲学反思的智慧结晶；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的哲学影响而使自己的哲学超越为新唯物主义的一种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人本质思想从理想态超越为科学态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一种哲学必然。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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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英玲)

EvolutionofMarxistEssenceofHumanThoughtsFromtheIdealStatetoaScientificState

Zheng Limei

The thought of human esse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philosoph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is different for Marx.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blem in its connot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 And the paper trie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Marxist philosophical concept evolutes from the ideal state to a scientific state .

Marx; essence of human ; ideal condition; scientific condition; philosophical source

郑立梅：在读硕士，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安徽·芜湖。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邮政编码：241003

1672-6758(2011)04-0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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