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公义与律法之间
——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

张登林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游走在公义与律法之间
——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的文化解读

张登林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601）

侦探小说本是外国的一种通俗小说类型，是训练人的思维的智力游戏，但在清末民初开始输入我国时，人们读出的却是“人权”与“科学”的内涵。不过这并不能遮蔽本土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合流、游走于公义与律法之间的文本事实。在侠义文化根深蒂固、律法制度很不健全的近现代中国，这大概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侦探小说;启蒙文化;侠义文化

一

侦探小说在今天的读者眼中只是一种通俗读物，带给西方读者的主要也是娱乐效应，可它在清末民初传入我国时，在当时的译者和评论者眼中，其地位和价值却十分崇高，因为他们读出了另一层意思。譬如对当时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林纾就认为:“近年读海上诸君子所译包探案，则大喜，惊赞其用心之仁。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毓律师包探之材，则人人将求致其名誉，既享名誉，又多得钱，孰者甘为不肖者!下民既免之公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明清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1］他惊赞译者“用心之仁”，并联想到改革清廷的司法制度问题。另一位侦探小说翻译名家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小说，实尝未梦见。互市以来，外人伸张治外法权于租界，设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然学无专门，徒为狐鼠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