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侠互济的徽人精神
——浅论汪道昆《太函集》中的士商形象

杨 瑾

儒侠互济的徽人精神
——浅论汪道昆《太函集》中的士商形象

杨 瑾

明人汪道昆出身于徽州商人世家，又出入官场与文坛，其独特的经历和敏锐的眼光，使他在《太函集》中为徽人作传时特别突出了“儒侠”精神。“儒侠”这种受传统影响又能够勇于突破、求新求变的特质成为明代中晚期处于上升时期徽人的重要品质，也是徽州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太函集》；儒侠；徽人精神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私史]“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伙。”汪道昆《太函集》自序中曰：“将以家食之暇，成一家之言……”，集中多次用“太史氏曰”、“野史氏曰”、“异史氏曰”、“司马氏曰” 、“泰茅氏曰”等传记体例的表述方式。卷30《江渐江先生传》中说“不佞道昆窃立传故乡，以备惇史。”卷35《李骞伯传》“古之宪老者惇史载之，若骞伯之行、季宣之言皆惇史之属也。”“子大夫职野史久矣，第为骞伯立传焉。”卷28《詹处士传》“……余多处士质行，属野史载之。”卷32《孙节妇范氏传》“郡有汪司马，著有一家言，藏之名山，寓内莫不待言，以为琬琰。”等等。这些都表明汪道昆的确有为家乡人物作史的意识。大量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祭文等构筑了一个丰富翔实的地方人物志，因而他的《太函集》也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治歙县志的许承尧就曾经采用《太函集》中的资料充实《歙事闲谈》。《太函集》中把相当多的篇幅留给了本地布衣诗人甚至是乐师、医生、商人等市井人物，在其中积极探讨徽人的精神品质。这主要是由于汪道昆自万历三年休官归里到万历二十一年去世，近二十年的乡居生活，使他对当地人物相当了解；而他在官场、文坛的声名地位，商人出身的家庭背景都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在时代思想氛围和地域因素的影响下，这些市井人物的身上形成了不同于前辈的精神面貌，揭示和张扬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儒和侠的双重品格。我们可以从《太函集》中所涉及的士、商形象看到：

一 贾而好儒 贾而任侠——徽商形象的完美展现

为商人立传是《太函集》的重要部分。明代作家为商人立传的不少，可是只有汪道昆如此集中大量的记录了商人事迹。如卷16《海阳程次公七十寿序》、卷17《寿草市程次公六十序》、《寿十弟及耆序》、卷18《蒲江黄公七十序》、卷28《汪处士传》、《郑母戴氏传》、卷29《许长公传》、《范长君传》、卷34《明赐级阮长公传》、卷36《吴汝拙传》、卷37《吴伯举传》、《海阳长者程惟清传》、卷39《世叔十一府君传》、卷40《儒侠传》、卷41《明故吴母鲍孺人行状》、《明故程母孺人行状》、卷42《明故处士前洲汪季公行状》、卷43《先大父状》、卷44《先叔考罗山府君状》、卷47《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卷52《南石孙处士墓志铭》、《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墓志铭》、卷83《祭世叔十一府君文》等50多篇。这里不仅有作者商人家庭出身的原因，同时还有先进社会思潮的推动。明中期，思想家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云：“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生人之道。” 《太函集》卷14《赠方处士序》中也说：“儒者以不欲为训辞，故罕言利。要以生财有道，治所必先何以聚？人非财不可，则圣人未尝废财。”并以《史记》称赞陶朱公为例，说明商人并未违反儒家教义，肯定商人求利的合理性。汪道昆还写出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在贾与儒的社会角色的选择上，放下了思想包袱，考虑更多的是才能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如卷54《明故处士谿阳吴长公墓志铭》“古昔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拙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儒则反而归贾，此大氐也。”卷28《郑母戴氏传》中郑定之学儒不成，去而学贾。卷52《南石孙处士墓志铭》中曰“伯受经仲当户，各因其才。无何仲即世，父庚命处士释儒代贾，恶能废百而举一邪？”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亦云“新都三贾而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享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然乎哉！择术审矣。” “贾何负于耕，”“贾何负于儒”，《太函集》中不仅强调了四民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优秀徽商可贵的精神品质。

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大特色。

徽州号称文献之邦、程朱故里，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许多商人都有先儒后贾、贾而后儒或亦贾亦儒的经历，体现出贾而好儒的特色。卷29《范长公传》中云“范长公服贾而仁义存，虽席故资贾盐策，非其好也。深惟而慙，自伤使厕溷市井，竞刀锥，且不得与诸儒齿，即致钜万何益？于是游诸贤豪，折节白下。临终嘱其子孙‘尔曹第为儒贾，勿为贾儒’。”卷17《寿草市程次公六十序》中说“里俗左儒而右贾，次公独喜儒，乃贾名而儒行者也”。卷34《潘汀州传》云潘侃既老，“嘱诸子为良贾，诸孙为闳儒”。 贾而好儒使得徽商的立身行事深受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影响，《太函集》中抨击了“视得失为生死”者，如卷47《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中说“乡人治生者溺贾……贾人操利权，视得失为生死。即有不得，直将以七尺殉之。利令智昏，一何甚也”；同时也集中树立了遵纪守法的良贾、廉贾的新形象。卷36《吴汝拙传》“诸贾率以奸富，不坐尺籍，则坐鬼薪，汝拙与二弟俱奉法廪廪”；卷53《处士吴君重墓志铭》中说“两公奉法廪廪”；卷48《明故处士程德鲁墓志铭》“盖贾，必轨于正经”；卷52《南石孙处士墓志铭》“什一取赢，矜取予，必以道，以至及门者踵相及，趋之者也如从流”；明嘉靖万历年间的歙人许世积“尝与他贾市米，岁计倍赢，公竟然谢去。或问之，曰：‘夫出入不同量，以是为利，虽什百非我愿也’”(卷29《许长公传》)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徽商非但不是斤斤较利之徒，而且具有“不义富且贵，于我若浮云”的高风亮节，符合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贾而好儒，贾名儒行使得徽商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崇尚高雅的精神生活，与文人、文化界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虽行‘贱业’，却贤者争趋之。一些商人还不遗余力地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如卷53《海阳处士汪隐翁配袁氏墓志铭》“(汪隐翁)顾惓惓向文学，在蜀筑万胜宫；归则大治学舍，聚中外诸生。比年成进士者，若而人率由此起。”由此可见，徽商虽行贾业，但在行为和心理上与士、儒保持着极为亲近的关系，体现出士与商的契合。

⒉贾而任侠是徽商的又一特点。

徽商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具有“富而好行其德”的侠义精神(卷52《南石孙处士墓志铭》)。汪道昆《太函集》中多次将他们与侠士相提并论，并以“节侠”称之。如卷34《明赐级阮长公传》介绍阮弼的侠举。阮弼字良臣，客于芜湖，开染局发家。人来借贷，不收贷券，或还或不还，不加追问。岁饥，设糜粥食饿人，抚养孤儿，“以义侠著”。卷27《许长公传》面对家族内部的财产纠纷，长公一再破其产，息事宁人，也不愿家族绝裂，以致“以义困”。卷28《朱介夫传》中介夫，故儒生也。姓朱氏名节，休宁屯溪人。父性以盐策客武林。父死，斋用不给，遂谢学官，重操父业。为众贾人长，见中执法面陈千言，使之收回盐业重税。常为贾人排忧解难，未尝自功。修缮宗庙，独立承担。曾买姬武林，不数月而生子。家人欲弗举，介夫叹曰：‘吾独子，奈何置他人子沟渎乎？’卒抚之成人，授之业使自给。在传中，汪道昆将朱介夫一生立身行事与文人士夫作了比较：“古者薄市井，即缓急不为赖。乃若介夫之与士大夫友也，岂不赋赋；比陷不辜，甚者从而议其后，视市井滋薄矣”。卷28《詹处士传》处士年十二编伍中，年十七贾闽越。父被诬，与全家老少坐狱中。处士自闽越归，赴父狱，白父冤，令贤之，卒脱处士父罪。处士少年轻身殉父难，其子犹急人之困，岁侵则出粟户赈之。卷28《汪处士传》商人汪通保，字处全，客上海。轻利好义，解纷排难，慷慨有国士风。 “居常负意气，与诸侠少游，徇然诺。乃若涉世而不污，多财而好行其德，视彼郭剧豪举且臣虏之矣，何侠邪？”徽商富而好行其德，立身行事具有侠义精神，与历史上豪侠郭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时，徽人为求生存、求发展，进而显亲扬名，不惜千里万里，四处奔波。挟金帛出入寇盗风浪中，走死地者不可胜道。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挟一缗而起巨万，成为中晚明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与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传统经验相比，他们的经历更新鲜、更刺激、更具有传奇色彩。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人生之路，并在极大程度上操控自己的命运。称徽商为侠，不仅是他们的豪举，还有他们行走江湖、白手起家的传奇经历，他们对自由、自主生活和人生乐趣的追求都与侠接近。汪道昆在卷28《汪处士传》将商人与官员作了比较，“布衣之士，掉三寸舌取卿相旦夕间。洎衰暮曳履天子之门，步踸踔不进，语之去官，则悻悻色变，一何悖也。处士少年侠士，乃折节为俭，晚年掉臂归山中，修道养寿，此其智有过其人者，人谓处士节侠非邪？”

二 不羁的性格 侠义的精神——布衣山人的时代面貌

《太函集》中为当地布衣山人作传的篇章，如卷28《王仲房传》、《吴子钦传》、卷44《仲弟仲淹状》、卷35《方君在传》、《程子虚传》、卷32《方在宥传》、卷30《太学生潘图南传》、卷27《郑景明先生传》、《江山人传》等。卷27《江山人传》中说“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来文献足迹。顾今之学士大夫，率高视一世，其言不轨与先民……”的确文中所言不但反映了徽州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反映了一代文人形成的特别的精神面貌。他们有的出身于商人世家，有的与商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桎梏，勇于接受新的学说，开拓了自己的思想境界。同卷《郑景明先生传》反映了郑景明先生在家乡传播阳明学说和王学在皖东南的发展盛况。在此影响下，文人们也不再皓首穷经、老死章句之下，而有了不同前人的价值观。《江山人传》中说：“山人有志于述作，谢学官，一意修辞。慕太史迁为人，作而叹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士，徒抑首蓬户，享其蔽帚，将为辽东猪？’”这种开放的视野和眼光，使得文人中亦多侠士。汪道昆在《吴子钦传》中说“余初载都人士，雅奇吴子钦”。子钦从小就倔强不服输，好为人打抱不平，“遂以侠著，出入着窄衫，袖双铁尺，人有急则赴之”。子钦不仅具匹夫之勇，而且具有战略眼光。“崇明盗发，子钦往观之，归曰：‘虏不负固而乘中流，四面敌至，旦夕禽矣’” ，其后果如其言。子钦又言：“国家岁四百万漕取道如线，有如一夫决瓜洲，绝运道，因盐策为利，据广陵为敖仓，即成败未可知。”子钦志向远大，尝言“大丈夫提三尺剑，大可王，小可侯，如贸贸焉。敝齿发以幸傥来，非夫也”。遂舍业而习技击，四方壮士多归焉。又曾经“市马河南，将入国都，历关塞，察坚瑕虚实”……后被人诬为谋反，遂焚书而终。“卒年二十七，四方送葬之者无虑千人，此直布衣之豪，无施而得士如此”。《王仲房传》记录了王仲房(寅)的传奇人生。他少年英气勃勃，自负具文武才。慕献吉而入大梁以求教，未遇遂入少林学技击，什得五六。仲房不喜举子业，独功古文词。约客赋诗黄山白岳间，仲房为约长，郡中善诗者皆多仲房。其足迹遍天下，交友遍天下，“即不自给，务倾身以振人之穷。”曾客胡宗宪幕府，为抗倭出谋划策。赴戚继光之约，来到边塞。《太函集》卷113《仲房赴戚帅约，顷自塞上还新安，取道都门，赋此为赠》，诗曰“少年侠气喜谈兵，垂老犹堪塞上行。何处射雕夸羽猎，有时饮马出长城。关河地险中原断，刁斗天高太白明。见说降王重纳款，请缨无用一书生。”仲房曾指挥乡民打了两场防御战，抓住战机，占领有利地形，不战而屈人之兵。吴子钦与王仲房两人亦文亦武，都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可在现实中，一个纸上谈兵，一个大材小用；一个英年早逝，一个不为世用。在时代思想氛围和地域因素的影响下，当地文人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很活跃， “丰干社” 、“天都社”、“江上社”、“三山社” (见卷35《程子虚传》、《方君在传》、卷32《方在宥传》)等都有文人的广泛参与。他们的精神气质也更加洒脱不羁。卷44《仲弟仲淹状》中与仲淹以文艺交者、以道义交者、以意气交者、以忘年交者、以里社交者、以布衣交者、以方外交者遍及东南； “其清狂学嵇、阮，恬淡学孙登、陶元亮，劲直学陈太丘、王詹方。居常昂昂高步，不待罄控而良，遇合则下褐夫，不合则唾轩冕，故士多豫附……”(同上)卷30《处士陈贞靖先生及孝廉仲子传》亦曰“达甫故不问家，不辩刀布良苦，衡石轻重。父兄故廉吏，至达甫，益贫愈自负。固豪，往往避市嚣而亲酒德。……居常则左右手为楹，博塞行酒。左胜则右手引满，右胜亦如之。卧内屋穿溜中见斗，中夜大呼：‘斗下唯吾一老耳，夫非天牖哉！’”与袁中郎《碧晖上人修净室引》中亦曾叙及一位嗜酒的僧人极为相似，“酒酣，则拳两手相角，左胜则左手持杯饮，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桩，相对漫骂，或唱或笑；或作官府叱呵之声，或为皂隶，坐复跪跪复坐，喧呼不达旦不休。”(钱伯诚《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在作者笔下，这些布衣文人狂简自负、放诞不羁，已不似那些循循执礼的儒者，而是真实展示出鲜活生命的痛苦，精神焦灼的无奈。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儒与侠的结合与互济。他们正以侠之自由任放来突破儒之沉重束缚，来释放生命的真实感受；他们虽为布衣，却以侠之身在草莽不忘天下的精神来完成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展现了亦儒亦侠的精彩人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也力图求真求实，用诗歌去表达心声，表现自己的性情，在诗坛由格调向性灵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新安本地的诗人群体白榆社也突破了地域范围，在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三 儒侠互济的精神

汪道昆多次将儒、侠并举，并试图将两者协调，融合于一体。但是他所说的儒与侠与以往意义有所不同。在《吴伯举传》中对儒与侠有所议论：“韩自以乱法訿儒，犯禁訿侠。夫乱法非文也，何论儒？犯禁非武也，何论侠？下之为曲儒，为游侠，文武谓何？乃若不曲而通，不游而节，则是吴伯举其人也。”与卷15《赠吴伯举序》中所称的“不儒而闳，不侠而节”相同。《太函集》卷40用“儒侠”来称呼商人方景真，并具体阐释了儒与侠的含义：“谓景真儒，宜非游夏；谓景真侠，宜非原尝。要之，质有其文，儒行彰而儒名掩矣。乃若通有无，急缓急，解纷排难，无论亲疏。概诸中庸，不越乎规矩准绳之外。此之为侠，春秋所难。由今以谈，谓之儒，谓之侠可也；谓之非儒，谓之非侠可也；谓之儒非儒，侠非侠亦可也”。可以看到作者所说的儒不是子游子夏那样知识渊博儒家学者，也不是那些迂腐的曲儒，而是具有儒家文化修养、又不被儒家礼教所束缚的通达之士；他所说的侠既不是像战国四君子的平原君、孟尝君，也不是那种偏激、嗜血的复仇使者，而是能够解人之困、救人之难，又有节操、有原则的侠士。其实儒与侠在价值观上是有共同的取向，如排难解纷、效功当世的襟怀；轻财好施、重交谊重恩义的操行；“不衿其能，羞伐其德”的风度；但汪道昆所多次强调“侠”，正是看到了儒所不具有的素质，那就是侠的豪荡使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所以他将儒与侠并举，正是看到了徽人身上所具有的儒与侠精神的复合与互济。

以商人为主的徽州市井人物，既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同时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存在，又濡染了流传于民间的侠义精神。他们矜然诺，仗义疏财，重义轻利，符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要求；他们的救人之难，急人之困，片言解纷更具有江湖豪侠的作风；同时他们的自负、任放、潇洒不羁的性格气质，又融解了儒家的保守、严谨的作风，使他们能够突破传统的束缚，能够求新求变，与时俱进。如汪道昆对商人吴伯举的评价“伯举以癖闻，卒能以失为得；以佻闻，卒能倾豪；以汰闻，卒能得士而食其极。彼规规然操咫尺者，恶可与日同语哉！” 他评价良医丁海时说“世之恂恂行者未必有奇，其或务钓奇，殊不轨于正义，此难以左右废也。海仙之术奇矣，省括而发，不失其正。其行亦奇不必适人之适而自适。”作为当地文人的代表，汪道昆就常以儒侠自命。如《太函集》卷112《中秋忆弟》就以“书剑一身俱浪迹，庭闱千里总关愁”的形象出现。文学与商业同样需要求真求实，求新求变，在这一点上，士与商可谓是“异术而同心”。[2]不求真求实，求新求变，文学将停滞不前，而商业也会因缺乏思变精神而萎缩。[3]他以自己丰富的学识经历，敏锐的眼光提出“儒侠”一说，不仅揭示了布衣文人异于前人的精神内涵，而且揭示了优秀徽商的可贵品质，提高了整个徽商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儒侠”精神的敢于突破传统，勇于求新求变的内涵也创造了明代中晚期徽州人文昌盛，商业繁荣的上升局面。因此，今天我们重读《太函集》中有关徽人的记载，对于了解、发扬徽人精神都不无裨益。

[1]陈书录.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J].南京大学学报，2004(6).

[2]李梦阳.空同集(卷46四库全书本)[M].济南： 齐鲁出版社,1997.

[3]方春生.论徽商的思变精神[J].徽州学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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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英玲)

ConfucianismandChivalryasSpiritualPillarinHuizhouArea

Yang Jin

Wang Daokun who had been an official and a scholar , was born in a merchant family. Unique living experiences and sharp vision made him praise of Confucianism and chivalry when he wrote biography for the people in Huizhou area. He thinks that it is because this spirit that made the people in Huizhou be brav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 and seeking changes . It is thought as the main reason to accelerate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in Huizhou area .

Collection of Taihai; Confucianism and chivalry; the spirit of Huizhou businessmen

杨瑾，硕士，讲师，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邮政编码：245041

1672-6758(2011)02-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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