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政治沟通发展困境与超越的理性思考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途径

向加吾

（安徽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政治沟通发展困境与超越的理性思考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途径

向加吾

（安徽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政治沟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的重要流派。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考察，我国政治沟通面临着发展的结构困境与功能困境。当前要从拓宽沟通渠道、强化双向沟通、加强制度建设、运用多种沟通方式等途径来超越政治沟通发展的困境。

和谐社会；政治沟通；结构功能主义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而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产生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为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在其中，政治沟通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政治沟通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沟通指的是一切有关政治的信息、思想和态度的流动和传播的过程。狭义的沟通只针对政治系统而非整个社会系统，指的是政治信息、思想和态度在政治系统的输入、交换、反馈、输出的过程。[1]（p50）本文以狭义的政治沟通为探讨的逻辑起点。

一、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对政治沟通的解读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阐释。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该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是结构功能分析学派的重要领袖人物。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行为有机体、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共同构成行动系统。社会系统是行动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角色、作为角色系统的集体以及由价值观和规范构成的社会制度等，是社会的一些结构单位。社会系统之所以能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延存，是由于能够满足四个功能性条件，这就是他著名的“AGIL 图式”。[2]（p53）其中，A(Adaptation)是适应功能，指社会系统由其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或能力，以及配置这些资源或能力的功能；G(Goal attainment)是目标实现功能，指社会系统所具有的制定系统的目标和确定各目标的主次关系，并能调动资源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实现目标的功能；I(Integration)是整合功能，指社会系统的连贯性或一体化的维持问题，包括控制手段的建立、保持子系统的协调、防止系统发生严重混乱等；L(Latency)就是潜在模式维系功能，指维持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本模式，并使其在系统内保持制度化。在帕森斯看来，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四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是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内的各构成部分在对系统整体发挥作用的同时，通过不断地分化与整合来维持系统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

（二)政治沟通的结构分析：组成要素与基本向度。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结构就是指事物系统内诸组成要素之间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不仅社会系统有一定结构，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内部也有其相应的结构和组织模式。根据帕森斯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沟通也是有一定的结构的，其结构主要包括组成要素与基本向度。政治沟通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三个组成要素：（1）政治沟通主体。政治沟通主体包括政治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发送者是指凭借一定的媒介，采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传输某种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和政治意图的个人和团体，主要包括政党、政治领袖、利益团体以及政治组织的对外发言人等。接受者即在政治沟通过程中，接受发送者所传输出的政治信息的一方。由于政治沟通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信息传输与转换，因此，发送者与接受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政治沟通过程中，他们常常既是发送者，又是接受者。但在具体的某一政治沟通过程中，发送者和接受者的位置和角色又是固定的和确定的。（2）政治沟通通道。沟通通道是政治信息传播的渠道，没有一定的渠道，政治沟通就不能完成。政治沟通通道是政府许可并加以制度化的正式通道如大众媒介、社会关系、利益团体等。（3）政治信息。政治沟通就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离开了政治信息的传播，就谈不上政治沟通。政治信息是指在政治生活中，同政治权力、公共生活以及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知识、信号和信息。

政治沟通的基本向度包括平行沟通、上行沟通和下行沟通。平行沟通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各同级机构之间以咨询、建议等形式进行政治信息的相互传递或者是社会民众之间以谈话、暗示等形式进行政治信息的相互传输的沟通。上行沟通是社会民众向政治系统决策中枢传递政治信息，或是政治系统内部下级组织向上级组织传递政治信息的过程，也即下情上达。下行沟通即是政治系统内部上级机构把政治信息传递给下级机构，或者决策中枢把政治信息传递给社会公众的过程，也即上情下达。

（三）政治沟通的功能分析：基于和谐社会构建的视角。

帕森斯认为，功能是指具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其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能力和作用，功能是结构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结构影响功能。从和谐社会构建的视角看，政治沟通的功能如下：

第一，政治整合功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治整合是指协调并凝聚政治实体内各个分化的结构和子实体，以便形成和维持一种互动的共同系统的连续过程。政治体系的分化究其实质是利益的分化，因此政治整合也就是一种利益整合即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的特点，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加剧。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安定有序，这就要求社会要有一个整合手段来化解利益冲突和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而政治沟通的过程就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和决策输出的过程，或者而言是对所收到的利益诉求信息进行决策，对资源在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因此能发挥化解利益矛盾和疏导利益冲突、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作用。

第二，政治稳定功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治稳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价值诉求。政治沟通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政治表达的渠道，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得以宣泄，避免因不满因素的累积而突然爆发强烈冲突，从而维护政治稳定。政府通过政治沟通，积极主动地把自身的运作情况与成果展示给公众，塑造一个开放、透明、负责、诚信的政府形象，使公众将信任和支持给予政府，从而保持政治稳定。

第三，政治民主功能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政治社会的一大特征和要求，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民主政治作为人们所偏爱的一种政治系统，已经成为人们争喋不休，乐此不疲的一种政治伦理的中心问题”。[3]（p20）民主精神外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沟通可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提高其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的储备量，促使其理解政治体系对自我利益的分配作用，从而激发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其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

二、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政治沟通发展的困境分析

（一）政治沟通发展的结构困境。

第一，沟通主体存在的困境。首先，部分沟通主体的权益缺乏保障。现有的政治沟通多是政策性规定，沟通主体的权利、义务，沟通的程序和沟通的效力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和义务的约束，导致部分沟通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其次，沟通主体的主动性和沟通热情不够。一方面，一些官员出于各种心理动机，不愿或者很少与民众进行政治沟通。这些动机，或是善意的，认为上级的各种决策是正确的和为群众利益着想的，没必要沟通；或是恶意的，认为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不具备沟通的条件，难以沟通也没有必要沟通。另一方面，民众由于长期形成的依附心理，利益诉求表达的主动性不够，除非自身利益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严重侵犯，否则也很少主动要求进行政治沟通。

第二，沟通通道存在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总体上说我国的政治沟通通道比改革开放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学术系统、大众传媒、思想信息库和社团系统等的沟通网状结构。但我国目前虽然存在许多的沟通干系，但“在所有沟通干系中唯有一个沟通干系对国家决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他沟通干系都从属于它。在我国，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沟通干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息传送系统”。[4]（p11）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沟通中，共产党及各种权力机关处于主体地位，其他沟通主体大都要经过这个通道才能获得有效的政治信息，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很明显，这种类型单一的沟通通道与我国目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内部矛盾日益增多并趋尖锐化的现实很不适应，也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差距。

第三，沟通信息存在的困境。我国当前政治沟通中存在着政治信息在传送中噪声多、损失重、失真大、灵敏度低等问题。噪声是与信息接受者的要求或政府决策活动无关的信息，噪声往往与有用的信息混杂，进入沟通通道。噪声的存在会使部分重要信息无法进入负荷能力有限的沟通通道，导致这部分重要信息损失严重，结果导致决策失误。信息的失真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消解和扭曲，到达信息接受者手里的是被歪曲了的信息。信息失真现象在我国政治沟通中非常严重，诸如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皆是信息失真的典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主观方面是指信息传送者的情感因素和能力因素。信息传送者可能因为情感的偏好而对信息进行主观的改造，也可能因能力而误解信息的内容和意义；客观方面主要指在我国政治沟通网络一元化的机制下，信息传送者的工作量极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的误传。

第四，沟通向度存在的困境。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间的双向沟通增多并趋向于具有网络化特征的多向沟通。但是整体而言，当前我国政治沟通的向度仍然具有单一性特征，主要是从政治系统到社会系统的自上而下的沟通，双向沟通的机会较少，平行沟通也不常见。政治系统输出给社会系统的信息远远多于社会环境输入给政治体系的信息。基层群众的利益表达难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特别是政策输出的反馈信息相对较少。基层群众因为沟通向度的单一性而无法与政治决策中枢保持顺畅的沟通，会随自身政治效能感的降低而进一步丧失了政治沟通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某种程度上也会削弱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二）政治沟通发展的功能困境。

第一，政治整合功能有所欠缺。当前我国的政治沟通由于沟通的制度化程度不高，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缺乏参与政治沟通的制度化的渠道和机会，非制度化的沟通方式和暗箱操作式的沟通方式还大量存在，比较单一的沟通通道对公民而言仍显不畅，人民群众的不少利益诉求和意见往往因为难以进入该通道而得不到重视。社会上时常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和暴力突发事件其实就是政治沟通的政治整合功能没有完全释放的表现。

第二，政治稳定功能需要加强。当前我国低水平的政治沟通体制不但对沟通主体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规范和约束，而且也无法对政治信息进行科学评判、吸纳和剔除，使我国的政治沟通呈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会使政治沟通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的功能大打折扣。

第三，政治民主功能尚待健全。当前我国的政治沟通由于缺乏法律与制度的有效规范、沟通信息的质低量少等原因，导致其促进民众政治参与水平提高的功能欠缺。民众政治参与水平总体不高会使得社会整体的政治民主不能彰显。

三、和谐社会视域下超越我国政治沟通发展困境的途径选择

（一）拓宽沟通通道，强化双向沟通。

要使现有的沟通主通道继续发挥作用，在保证主渠道畅通的同时，加强副渠道的建设，形成一个既相互独立又互通有无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沟通网络。要增强各级人大及常委会对同级国家机关监督的实效，使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成为真正的政治沟通主体。要通过立法，规范信访制度，使其能成为官民沟通的主要渠道之一。要加强思想库、民间信息机构、大众传媒、公众舆论的作用，使沟通渠道多元化。

要强化双向的沟通，使政治信息既能够自上而下地传送，又能自下而上顺利地反馈。许多社会矛盾的发生就是由于无法及时、准确地将群众的要求反馈到决策中枢，而使矛盾不断积累，形成恶性循环。近来政治沟通中出现了政治核心群体与边缘群体二元化的趋势，在发挥政治核心群体作用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政治边缘群体的沟通主体意识，让边缘群体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信息高速流通的时代，要使政治信息有效地反馈，除拓宽沟通通道外，沟通通道的扁平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要求。通道过长、环节过多会使反馈的信息延误、失真，从而使决策机关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错误判断，延误矛盾解决的时机。

（二）加强政治沟通的制度建设。

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p333）只有将政治沟通制度化和明确化，才能保证政治沟通的有序进行，才能保护各政治沟通主体的合法权益。要继续执行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制度以及根据形势发展建立新的制度。要进一步加强诸如信访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等各项政治沟通制度的建设。通过推进制度建设，使政治沟通的具体过程规范化、明确化、准确化，规范沟通主体的角色与功能，防止各主体功能的扩展和角色错位现象的发生。加强政治沟通制度建设，有两个关键点要把握：一是在进行政治沟通制度设计时，一定要使沟通制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二是在政治沟通制度建立以后，必须狠抓制度的执行，使制度真正落实到位。

（三）综合运用多种沟通方式。

政治沟通所涉及的是具有不同政治诉求和利益关系的复杂群体，传递、交流和处理的信息复杂多样。因此，为有效地实现信息交流，达到沟通的目的，政治系统必须综合、交叉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渠道和媒介。书信、报纸、广播、电话、电视、网络等，都是信息传递和政治沟通的主要方式。网络可以实现信息的即时交流与沟通，跨越层级的障碍，避免时间的迟滞。因此，政府应尽快转变观念发展电子政务，实行政务公开。

民意，又称舆论，乃指不同公众对某一时间内特定问题形成的看法。民意测验是了解公共政策的民众意向、社会承受力等信息的重要手段，民意测验机构是沟通政府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民意测验机构主要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开展调查，为领导机关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二是为政府改善服务职能提供民意检验；三是反映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政府必须高度重视民意测验机构的政治沟通价值，一方面要着力扶植一批全国性的官方民意测试机构，并使其互通有无，共享资讯，同时必须保持这些机构具体测验过程中的独立性，以保证测验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专门性的、民间的民意测验机构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1]刘添才.新时期政治沟通论略[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4）.

[2]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5）.

[3]徐湘林.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4]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J].政治学研究，1988，（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D0

A

1003-8477（2011）05-0024-03

向加吾（1980—），女，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

安徽省教育厅项目“政治沟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07jqw038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