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意 的 焦 虑
——文学性思维的价值祛魅

朱思虎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逃离文学”的现象，文学研究的版图因此发生了重大的位移，其中最为时髦的就要算是“文化研究”了。这自然而然地引起了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的对文学的边缘化乃至文学终结的无限焦虑，为此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设定文学的意义和可能性就成为这种焦虑症的直接反应。

重新设定文学的意义和可能性问题实际上是为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下寻找文学存在的正当性。童庆炳在《文艺学边界三题》一文中分析了文学语言所独具的审美场域之后，指出“文学的意义、意味的丰富性和再生性是其他的审美文化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因此童庆炳指出“文学不论如何边沿化，文学永远不会终结”[1]。很显然，不管我们对文学是否终结的问题存而不论，但童庆炳的上述话语也间接默认了文学在后现代语境被边缘化这一不容怀疑的现实。同时，它也凸现了文学研究的当代困境。因此，如何反思和突破文学研究的当代困境就成为文学研究者不容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一

然而文学从艺术之王的位置的跌落毕竟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从亚里斯多德正式提出“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的艺术观点之后，文学的地位虽然在中世纪一度成为神学的附庸，但文艺复兴最终还是拯救了文学。在黑格尔那里，艺术成为“绝对精神”实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在这个环节中，文学尤其是诗的地位要远远高于其他艺术。虽然黑格尔最终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最终都避免不了哲学的扬弃。但是随后的艺术实践在否定了黑格尔哲学的思想的同时,也默认了黑格尔关于文学在所有艺术中的独特地位。我们现在甚至可以说黑格尔在人类思想领域内为哲学加冕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艺术领域为文学正式加冕。

然而当人们刚刚在理论上清算完黑格尔利用哲学来僭越文学的企图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在艺术中的特权地位发生根本性动摇。科学及其科学所催生的网络、图像、影视艺术却在人们始料不及之处使文学丧失了在人类精神生活和艺术家族中的主导地位。黑格尔的幽灵再一次出现。

因此面对现实文学边缘化困境，为文学辩护就成为一种几乎是文学守护者最起码的、本能的“伦理意识”。而且作为这样一种“伦理意识”，仅仅抗拒“文学的终结”显然不够，如有可能，重新恢复文学的“艺术之王”的地位就成为文学理论者的最高“伦理责任”。

事实上，“文学性思维”(或者被称之为“文学的幽灵化”、“文学性成分”)这个词汇及其所伴随的相关理论演绎就是后现代语境下对“黑格尔的幽灵”的抗拒。以著有《理论的文学性成分》的乔纳森·卡勒和其他文艺理论工作者试图通过对“文学性思维”及其相关理论的分析来证明文学不但没有终结和退缩，相反，后现代已经被文学完全统治，作为幽灵性存在的文学性思维遍及当代人类生活中各个学科领域中，它渗透其中并成为其潜在的支配性成分。成为指导人们正确思考和解码这个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手段和视角。由此，不仅文学的终结这个问题可以高高挂起，而且文学研究的领域还获得了空前的拓展。一句话，文学借由文学性思维在后现代各个领域中借尸还魂、高歌猛进。

二

文学现状真的就是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再现吗？文学性思维真的就是文学话语的一种末世学的表达吗？在我看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和乐观。

所谓文学性思维就是在后现代的其他学科领域中体现出来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学性修辞冲动，其目的是达成所表述对象的魅力化。

这里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学性是什么？如果不存在属于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文学性要素，那么其他学科领域中的所谓的文学性思维或者文学性成分就可能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文学施加的影响的结果，因此自然也就不存在文学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问题。

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是什么呢？20世纪2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是这样界定的：“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2]。雅柯布森的这个貌似同义反复的定义意味着只要我们找到属于文学所特有的本质属性我们就可以确立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当性，从而为文学一劳永逸地划定边界。遗憾的是，20世纪理论对于“文学性”的探索和提炼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自形式主义以降的理论并没有成功地描述出文学话语的独特结构。相反，更多的研究表明，文学话语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普适的、经久不变的“文学性”仅仅是一个幻觉。

如果我们连构成文学作品的自足性存在至今都含混不清，那么我们又怎么确定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大众传媒、宗教和其他艺术领域中就一定存在着文学性成分呢？它们又是怎么存在的呢？另外，还有一个让这些鼓吹文学性思维理论的人亟待说明的问题，就是这种所谓的文学性要素是怎么进入这些领域的呢？这些文学性要素的作用有多大？真的是绝对的支配性要素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如何理解这个被文学性接管的世界？为什么在科学进一步对世界祛魅化的同时，文学居然还有魅力化这个世界的可能？如果不能对上述追问做出详细的回答，那么虽然秉持这些观点的理论家的话语会使我们一时产生充满对文学前途无限光明的幻觉，但是更多的可能倒是这种社论式的话语有可能使我们在后现代语境中迷失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正确判断，不利于该学科的健康成长。

也许这样的追问还是会让秉持这种理论的人不以为然。他们会说，我们虽然尚不清楚什么是文学性要素，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一件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做出判断。但是这种貌似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回答仍然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存在，并不存在天然的超历史的文学文本。文学之为文学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可能做出判断。因此所谓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仍然有相应的历史视域。

三

在我看来，尽管后现代语境中的确在其他人文领域中大量存在着文学性思维，但是这种所谓的文学性思维并没有在这些领域中起到绝对的支配性作用。

福柯的谱系学考察表明，文学作为“特殊话语形式”是有史可查的历史衍生物，文学性更多只是在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框架中凸显出来的思想建构。这个观点同样也适合于其他的人文领域，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天然的属于各个学科的本质和规律，他们都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而已。说到意识形态，一般人都会认为它指的是一种“错误意识”，一个否定性概念。但是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内涵做了根本性的转换，他认为，意识形态不属于认识论范畴，它只是主体对某种思想体系的认同活动，因而也就无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齐泽克进一步认为。意识形态的整体感是一种想象的功能，它与理想自我联系在一起。当我们的日常经验与意识形态偏见不一致的时候，日常经验无法改变意识形态，相反意识形态“纠正”了我们的切身经验。[3]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文领域中就不存在某种绝对的必然的真理，它们都只是某种价值体系赋予主体以意义和价值的活动。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就是魅力化开始的地方，因为如果意识形态不具备一种神性叙事的品格，它就不足以担当其价值和意义的承载功能，因此意识形态必然是一种魅力化表达。这样看来，在后现代的其他领域中起绝对支配作用的就不是文学性思维，而是意识形态，文学性思维只是一种表象，它只不过是赋予意识形态以魅力化的工具而已。如有必要，这种魅力化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达成。文学性成分并不是意识形态魅力化的必然要素，虽然它也可能是一个充分的要素。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性存在，它要被特定的文化共同体的人群接受必须通过特定的形象来达成。当然这种形象本身必定是一种魅力化的形象。这种具有魅力化形象由此就成为特定意识形态的象征。但是作为一种魅力化的形象，文学所塑造的形象和其他形象相比并不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文学语言在所有的艺术符号中最缺乏感性因素。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黑格尔才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是绝对精神实现的高级阶段，因为较之与其它艺术形象，文学形象的感性品格已经大大弱化了。现在我们知道黑格尔的这种真理观(即否定之否定的绝对精神实现历程)本身就是一种虚妄，它仍然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笼罩下的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表达。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最富有魅力的表达就是科学所衍生的那些具体可感的物质产品。也正是因为这些产品的极度魅力化最终导致了文学及其文学所塑造的形象的边缘化。在消费文化时代，一个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文学著作总是尾随着影视作品，成为它们的下游衍生产品，文学产品仅仅构成消费时代的形象阅读中的极不重要的一个环节。

四

当然这样说来并不能完全让那些坚持文学性思维观点的理论家信服。因为他们还会坚持说，即使在影视作品中文学性思维仍然是起到决定性的支配作用。美国图像学家W·J·T·Mitchell在其《图像转向》一文中指出：图像无论怎么转向，“它更应该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把图像当作视觉性(visuality)、机器(apparatus)、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figurality)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4]这是强调文学性思维的理论家经常引用的一段话，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在图像阅读中就必然要求和伴随思维的文学性。关于这一点，200多年的莱辛在其美学名著《拉奥孔》中就指出了诗与画在美学特征方面的根本差别。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莱辛那时谋求的并不是要强调文学性和文学性思维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统治，而是要把文学从“诗如画”这个自古希腊以来就流行的观点中解救出来，为平民时代到来的主要艺术样式——文学的发展开拓道路。既然如此，我们当然没有理由相信，不管是在过去，还是读图时代来临的今天，意识形态的魅力化就一定非要仰仗文学性和文学性思维。

其实意识形态的魅力化更多的还是依赖于一些简单的形象符号来完成的。一个十字架所浓缩的耶稣受难这一历史事件和一曲宗教音乐渲染的神圣情怀对于基督徒来说要远高于文学作品的表达能力，因为一个简单的形象化符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象征要比文学作品直观得多。它产生的魅力化效果也不是所谓的文学性思维可以概括和归纳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宗教信徒要不远万里去圣地朝拜的原因。朝拜在这里并不是迷信，而是宗教形象产生的心灵震撼远非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性要素可以达成。杰克·特里锡德(Jack Tresidder)在《象征之旅》中说: “符号(视觉符号)也是一种视觉速记法，但它却比记号更能引起人们在情感、心理和精神上的共鸣。符号象征法是对于某种物体，图表或礼仪形式的情感和精神升华，尽管这些东西本身可能非常简单。”[5]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魅力化并不必然被文学性思维所渗透。因此，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人文学科领域被意识形态借由艺术化思维所接管。文学性思维虽然可以在魅力化的过程中起作用，但是其他艺术性思维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特别是在图像阅读时代，文学性思维并不存在僭越其它艺术性思维的可能性。它们仅仅表现为一种艺术语言的相互借鉴和转换而已。其他非艺术学科同样也对文学元素的充实有影响和借鉴作用。

一般认为，人类主导性艺术种类经历了三次更迭和演化。文字产生以前的主导性艺术是乐舞，文字产生直至当代(西方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是八十年代)是文学，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到目前是映象艺术。事实上，文学真正成为绝对的主导性艺术是在印刷术兴起之后才开始的。在漫长的人类艺术史长河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要素很多都是从音乐舞蹈中借鉴和吸收过来的，比如诗歌作品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而一旦放逐了上述要素，诗歌的没落就在所难免。阿莱斯·艾尔雅维茨说：“在话语中使用的带修辞色彩的造型不仅依赖于其语言学性质，而且依赖于把它们与视觉的图象的及其借喻，以及比喻的性质连结起来的喻形。”[6]而喻形是视觉形式的基本元素，也是图像的基本元素。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人类已经能够通过图象来传达某种无意识的情绪或审美观念，而所谓的文学性思维恰恰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所谓的文学性思维在其他人文领域中的渗透恰恰也是一种对文学的魅力化表述，而且是一种与现实相去甚远的表述。之所以如此，我认为还是与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我赋予意义和价值有关，事实上，任何人文学科都关涉意义和价值，但是任何人文学科如果过度地进行意义和价值透支，它就可能走向其反面，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其魅力化进行解构。哲学、大众传媒、心理学等学科如此，文学也同样如此。试想一下，如果后现代理论运动的基本特点就是要通过文学性思维的弥漫这一理论话语来解构其他学术的本质属性的话，那么其他的学术的合法性何在呢？如果我们反躬自问一下的话，既然其他学科因为文学性思维的支配和渗透被证明只不过是一场话语烟火秀，那么文学又怎么能够幸免自身的合法性的终结呢？

正因为如此，祛除附着于文学身上的不恰当的魅力恰恰是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前提，这样做并不意味着要取消在后现代境遇中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是要求文学放弃对当下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而是要回归文学在当下的真实境遇，直面文学在当代社会中社会影响弱化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正如伊瑟尔所说：“尽管文学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仍然能部分满足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但是，文学的功用毕竟是有限度的。对于那些外在于文学的事物，它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7]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J].文学评论,2004(6).

[2]史忠义.关于“文学性”定义的思考[J].中国比较文学,2000(3).

[3]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前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0.

[4]W·Mitchell.图像转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5]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

[6]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象时代[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86.

[7]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