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语语言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访谈录

郭 熙，崔 乐

(1.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10;2.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对华语语言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访谈录

郭 熙1，崔 乐2

(1.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10;2.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24)

2011年6月24日，在北京山水宾馆，笔者崔乐就华语语言生活的研究问题采访了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本文为访谈记录整理。为便于阅读，访谈录中适当增加了文献指引。

一、新加坡的语言规划与语言生活

崔:您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新加坡的语言生活与语言规划，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郭熙，2008、2010)。请您结合您的研究发现与亲身经历，谈谈新加坡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

郭:新加坡的语言状况较为复杂，国内媒体和学界对新加坡的了解很有限，因此我撰文《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的若干问题:新加坡个案》(2008)，希望把一些真实情况呈现出来。新加坡政府的语言规划从一开始就是要用英语取代华语，但政府采取的策略比较好，不是强制要求人们必须说英语不能说汉语，而是让人们自由选择。政府还确立英语为官方语言，理由是政府难以在众多的民族语言中选择一种通用语。用这样一种方式，老百姓就没有介意。当人们在语言学习上面临选择时，自然会选择作为强势语言的英语。但随着近些年中国的飞速发展，新加坡人开始意识到华语的重要性，希望重新捡回华语，可问题是三代以后的新加坡华人已经缺乏民族认同了，学习动机大大减弱，不可能全力投入到华语学习中，甚至将华语学习看成一种负担。况且不管在新加坡国内还是国际上，英语都是强势语言。如果这时政府强迫华人必须接受母语教育，华人就会形成一种抵触——你越叫我做什么，我越不愿意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少数人真的热爱华语，或出于个人发展的需要，我想不会有很多人肯全力投入华语学习。

目前新加坡的小学还有自己的中文教师，中学好一点儿的中文教师主要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再过几年，新加坡本地就几乎没有人能够充当中文教师了。就我所知，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几乎都来自中国，将来新加坡高校中文专业的教授只能来自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苗头。前段时间我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吴英成教授谈及此事，我们都对新加坡华语的前景抱悲观态度。尽管悲观派似乎是少数派，但是语言一定是“走市场”的。

崔:可是为什么不少学者撰文评价新加坡是建设双语社会的一个成功范例呢?

郭:新加坡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双语社会，实际上并非如此。新加坡的整个精英阶层其实是单语的，真正双语的只是非精英阶层，主要是会华语的这部分人。上英校的人一般不会华语，上华校的人为了生存必须掌握英语。新加坡规定了四种官方语言 (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但真正的官方语言其实只有英语。官方语言是在官方活动中应该使用的，新加坡除了“官方语言”的概念之外，又用了一个“行政语言”的概念。英语是行政语言，这个“行政语言”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官方语言”。因为各民族语言在新加坡有官方语言的地位，老百姓就比较容易接受，需要学习继承自己的母语。

在新加坡，华语想超过英语是做不到的，想平起平坐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中国的发展。目前新加坡的语言生活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先在公共场合人们都以说英语为荣，现在人们愿意说华语了，可惜年轻人已经不能用华语流利地表达了。尽管政府非常重视华语教学，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似乎为时已晚了。新加坡实际上失去了一个推行真正双语的机会。如果政府当初规定华语、英语都有同等的官方地位，或者规定每个人晋升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其母语水平，就可能建成真正的双语社会。现在这种规定已经难以实现了，因为这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在新加坡会华语的人是非既得利益者。

对于一个多民族、多语的国家来说，这种语言政策是很现实的考虑，无可厚非，很难说是对还是错，只能看立场站到哪里。

崔:新加坡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可以为中国带来什么启示呢?

郭:首先，要认识多语言文化环境下的语言规划的复杂性。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始终是第一位的。未雨绸缪，当推行国家统一的语言时，始终不要忘记多样性的保护，例如中国方言和民族语言的保护。

其次，要认识语言这个工具的多重性。语言是交际工具，但语言又不仅仅只是交际工具。当我们进行外语教育规划时，既要从工具的角度考虑，也要从文化的传播、借鉴和影响，乃至资源利用的角度进行考虑。

第三，语言规划的根本在于语言规划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利益的得失、角度的差别，它不是简单的“是”“非”所能回答的。

第四，加强语言规划理论建设，注意语言规划战略，充分重视语言的功能规划，给有关语言和方言以适当的位置。

总的来说，在多元语言文化的国家里进行语言规划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每一个国家国情不同，社会条件和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问题，因此，每一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的语言规划，每一个国家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对自己的语言规划做出调整，以保障自己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二、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

崔:据您近些年对新加坡语言生活的观察，新加坡华语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是越来越向普通话靠拢吗?

郭:总的趋势是趋同。各地华语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我认为这是各地华语的一种“互动”，互动的结果就是全部向普通话靠拢。当然，各地华语中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还是会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趋同，一方面是在变异地维持。

传媒的发展增强了各地华语的互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语言规范标准一律跟中国保持一致，但马来西亚、美国的《侨报》则混杂了各色各样的成分，保留了不同地域作者的语言特色。原先各个地方有自己的报纸、电台，各地的华人社会是分离的。现在通过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各地的华人世界一统了。北京的新闻一下子就到了新加坡、纽约、旧金山。这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过去新加坡、美国的华文报纸我们是看不到的，现在通过互联网，新加坡、美国的词汇我们马上就能知道。

前年我做了一个调查，“山寨”这个词在大陆流行以后，我恰好去了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里的人们很多都知道这个词。因为他们每天都看中国报纸，有些地方的报纸甚至直接翻印《人民日报》海外版，或者直接引用新华社的新闻。由此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不光是词汇、语法，甚至连语言风格都会受到影响。

崔:语言规划部门要正确认识域内外汉语的差异，积极开展协调工作 (郭熙，2002a、2002b)。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在进行域内外华语词汇的协调工作时，应该保持怎样的角色或姿态?可以采取哪些可行性较强的手段或措施?

郭:各地华语词汇的协调可以利用传媒互动、学术交流、华语教学、民间活动等多种方式。首先是靠传媒的影响，传播过程中对语言的自然协调是最顺利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行一些人为的干预。在协调策略上，中国政府不能干涉他国，不可能要求各地华语都跟着自己走。有许多华语词汇已经在海外华人社区通行了很长时间，当地人是不愿意轻易放弃的，也不应让人家放弃;只能通过互动、交流的方式来协调。

我认为可以与各国旅游部门合作做一些工作。比如旅游局可以在游客入住的酒店免费发放一些小册子或折叠式传单，提示一些各地华语容易发生混淆、引起误会的常用词。比如，中国的“大衣”一般指的是较长的西式外衣，而马来西亚则用来指西装。在新加坡，“公公”是爷爷的意思，“婆婆”是奶奶的意思。如果各国旅游部门联合做这件事，一方面可以宣传本国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可以为游客提供必要的信息，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或误解。

当然，还可以通过华语教学来缩小各地华语的差异。如果我们能有针对性地编出适合当地的好的华语教材，各地就会在学习过程中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接纳更多的国外留学生来华学习。在华语传播策略上，请外国人进来比我们走出去效果更好。国家汉办通过设置奖学金的方式吸引外国人来中国学华语，这种做法我非常赞成。首先，汉办发放给留学生的奖学金还是会花在中国，留学生的亲戚、朋友、父母可能会来中国探望游玩，既给中国增加了旅游收入，又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第二，外国人在海外孔子学院学习不一定能真正了解中国，只有亲自来到中国才能体验真实的中国。第三，外国人在中国读书学习，就会对学校产生感情，真正把学校视为母校，没有几个人会说母校不好。所以，可以面向海外华人设置大量的奖学金，吸引他们来到中国，在华语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学好华语。在华语传播策略上不能只是沿着单一的思维模式，要多角度地考虑问题。

三、华语监测与词典编纂

崔: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是由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与暨南大学共建的，专门对海外华语资源实施监测与研究的机构，成立于2005年。请问对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进行监测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郭:语言是一种资源，要予以保护、开发，我们对语言的发展、变动应该有所观察。光观察国内的不够，还要观察国外的，成立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就是要监测海外社会语言使用情况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建设了东南亚华语语料库，包括三个子库——东南亚主要华文媒体语料库、东南亚小学华文教材语料库、东南亚华裔留学生作文语料库。其中，东南亚主要华文媒体语料库，来自东南亚的华语报纸、华语新闻网站 (10个媒体)，总共文本数为343978个，181799395字次。东南亚小学华文教材语料库，来自东南亚6国主要小学华文教材，共20套，约300万字。东南亚留学生作文语料库，来自东南亚各国在华留学生的作文，约400万字。通过监测，我们发现随着各地华语的互动、统一，差异会越来越小，我们现在对海外华语的研究和描写可能是抢救性的。这样来看，近几十年的海外华语语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是我们将来研究华语的宝贵资料，如果不留下这些资料，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我平时在为华人留学生修改论文的时候，对特殊表达方式我一般是不改动的，我希望能留下一些当地华语的痕迹，也算是为历史留一点儿材料。

网络语言的情况也与之类似，网络语言最初的面貌是和现在不一样的。那些保存有较早网络语言的网站一旦关闭，早期的语料就全部丢失了。因此，早期网络语言的语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去年我的一个研究生做网络语言十年来历时变化的研究，就已经找不到早期的语料了。语料库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将这些富有研究价值的语料保存下来。我们华文学院师生的很多研究都利用到了华语语料库，《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也用到了这个语料库。这个语料库将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使其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崔:您刚刚谈到的《全球华语词典》是华人世界第一部华语词典，对于华语词典的编纂理论与实践具有开拓意义。华语词典的收词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郭:《全球华语词典》的词语主要来自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因为华人和华文媒体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也只有东南亚有较为系统的华文教育。我们也收集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的华语词汇，但不求全，那些国家的华语材料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丰富。

华语词典在收词的过程中，如何区分方言还是华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强制性地做了一个技术上的规定:只要是海外华人社会在讲华语的时候用的，而且在华文媒体上出现的，就算作华语词汇;只在说方言的时候说的，在写文章、媒体上不用的，就视作方言词汇。但是这个界定对于香港来说就不适用了，因为香港人平常不说标准的华语，而是说粤语，因此我们补充了一个潜在的标准——当方言词汇能够折合成普通话，有普通话的对应词的时候，就算作华语词汇。此外，考虑到词典的查阅功能，使其对于读者来说更为实用，我们也适当收录了一些可能不是华语的词语。这种变通实际上借鉴了《现代汉语词典》方法。《现代汉语词典》尽管是规范词典，但为了读者查检需要，也收了一些方言词和古语词。

《全球华语词典》的社会反响总的来说还是不错，同时也得到一些关于收词的反馈意见，成为我们接下来编纂《全球华语大词典》的重要参考。《全球华语大词典》已经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与《全球华语词典》相比，《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收词量和收词范围都会有较大的扩展。

四、“华语”的界定与华文教学

崔:华语词典的编纂在理论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华语”这一概念的界定，请问您对“华语”的理解是怎样的?

郭:什么是华语，这是很费斟酌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对华语的理解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2004年在《论“华语”》里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第二阶段2006年在《论华语研究》里是“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第三阶段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全球华语词典》最终采用了第三阶段的定义。

我们对华语在认识上的发展变化是为了更好地处理普通话与各地华语之间的关系。不是不要标准，普通话就是标准，但不能强求全世界都用同一个标准，不能要求全世界的华人说得都跟北京人一样，这既没必要，也不可能。这实际上就涉及如何处理一体化跟多样化的关系的问题。

我除了对“华语”的定义有不同认识之外，还坚持将“华语”根据汉语拼音直接翻译为Huayu。我希望通过造一个英文新词的方式把“华语”的概念引入到英语世界中去，以此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原有的Chinese已经无法涵盖我们现在对“华语”的定义了。《全球华语词典》与海外华语研究中心的英文翻译都采用了这种译法。

对“华语”的定义与翻译是认识上的一场革命，对我自己也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我们过去讲语言大多只讲“交际工具”，现在我认为必须强调语言是一种“认同工具”，正如我们过去常说的“语言是民族的纽带”。

中国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一句谚语叫“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这句朴素的话表明客家人把客家话视作客家人的标志，是一种认同的工具。直到现在，各地的客家人都会讲客家话，客家人就是通过语言来实现认同的。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 (郭熙，2007)，中华民国以后我们一直叫“国语”，而且出现了一连串的国字头的词——中医是国医，中药是国药，中国的音乐是国乐，中国的京剧是国剧，当时还有一个词，叫“国族”。我想这跟民国政府的一种理念有关，孙中山先生想要以此建构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孙中山时期的《国语词典》中有“华族”这个词，但后来慢慢“华族”这个词就不用了。“华语”这个词跟我们全世界华人的民族认同是有关系，我们通过华语可以体现中华民族的认同。相比而言，“普通话”这个词的确有其局限性。实际上词语会干扰我们的认识。

崔:您对“华语”认识的发展变化对于您理解华文教学有何影响?

郭:与面向非华裔的对外汉语教学相比，华文教学有其特殊性;由于教学对象不同，相应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教材大纲、课堂活动也不一样。欧美的留学生是一张白纸，可以采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操练，但对于华文教学就不合适。华文教学与面向非华裔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教学目标上的差异。非华侨华人学汉语只是学“交际工具”，华人学汉语除了学“交际工具”之外，还要学“认同工具”。这两种教学在学习机制与教学效果上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华人留学生学一学期汉语后就基本没有洋腔洋调了，说话就像是中国方言区的人一样。而非华人学生即便汉语学得时间再长，汉语水平再高，也还是洋腔洋调。其次，不管老师再怎么教，非华人学生写出的汉字总不大像汉字，而华人学生原来也是一个汉字都不会写，后来就能写得像模像样。第三，非华人学生的作文多是句子的堆砌，不成一体，而华人学生一开始水平很差，慢慢可以写得像中国人写的一样。这三方面的差异几乎是教过华人学生的汉语教师一致承认的。除此之外，华人学生在词汇扩展、语法类推等方面也体现出更强的学习能力。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就需要解释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遗传，恐怕不是，因为华人到第三代就跟非华人学生差不多了。

五、普粤之争的思考

崔:粤语是中国很有影响力的强势方言，广东人对于粤语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近些年，普粤之争引发关注，并一度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的关系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您多年来在广州居住生活，就您的亲身经历与调查研究来看 (郭熙，2005)，您认为广州人的语言生活，以及广州人对于普通话的语言态度是怎样的?

郭:近几十年广州市的语言生活急剧变化，普通话在广州已经非常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深入人心。我1985年去广州的时候寸步难行，到处都讲粤语，但现在我在广州生活已经没有任何障碍。现在在公共场所也会有人跟你说粤语，但如果你没反应或者说普通话，对方马上就会换成普通话沟通，而且不会再歧视你。普通话更加普及的同时，粤语也在很多区域或场合使用。但作为一线城市，广州的语言生活总的趋势是朝普通话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人们对普通话与粤语的认识存在一些分歧。这么多外地人从北方或其他方言区来到广州，如果广州人只说粤语，外地人会觉得受歧视;如果广州人照顾外地人改说普通话，又有人会认为这是普通话的入侵。事实上，以前广州市推广普通话的力度要比现在要大得多，却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那为什么现在会引发争议呢?这一点很值得研究。在上个世纪，人们对强势的粤语的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粤语北上”，而现在则是普通话南下。广东人自然会感到一种语言上的威胁，但这可能还不是问题的根本。

郭 熙 2002a《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2002b《普通话词汇和新马华语词汇的协调与规范问题——兼论域内外汉语词汇协调的原则与方法》，《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

—— 2005《广州市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

—— 2007《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 2008《多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问题:新加坡个案》，《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2010《新加坡中学生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调查》，《华文教学与研究》第4期。

H146;H195.3

A

1674－8174(2011)04－0048－05

2011－06－16

郭熙 (1956－)，男，河南社旗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教育部语信司－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海外华语;崔乐 (1986－)，男，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宗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