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泛政治化倾向

倪 蓓 锋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外语系,广东广州510507)

一、翻译研究的困境

伴随着对翻译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入,翻译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与价值无涉的纯语言转换。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之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逐步揭开翻译研究的多维视角。80年代起翻译研究的操控学派从意识形态、赞助人、主流诗学等因素入手,认为翻译活动从选材到译本发挥作用都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到了90年代翻译研究的政治倾向愈演愈烈。1993年,斯皮瓦克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政治(the Po litics of Translation)”。由此,翻译研究关注翻译涉及的两种文化接触过程中存在的权力关系。翻译已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1]115后殖民主义者认为,翻译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翻译史即后殖民史,“翻译史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塑造的权力史”。[2]4翻译成了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排斥、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在后殖民翻译理论中,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被无限扩大,翻译的文化政治功能被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取代语言问题而成了翻译研究的主题或全部内容。巴斯内特(Susan Bassett)早在80年代就宣称“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然而,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并不牢固,根本原因在于翻译研究的重心发生了偏移,翻译的外部因素如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成为研究的重心,翻译研究掉入了漫无边际的泛政治化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