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衡态势

任剑涛

公共化与私密化的两个极端，其实都是完全同化公共与私人的结果，只不过公共化是将两者同化于公共，而私密化则是将两者同化于私人而已。两种同化，不论是在结构意义上出现的，还是在局部功能上出现的，都不是一种保障社会运行在公正公平的民主宪政状态的情形。就此而言，对于局部功能意义上的公私失衡具有起码的忧虑感的话，那么对于结构意义上的公私相互吞噬就应当产生危机感。

现代西方三种公共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新左理论)，对于两种极端情形表示了共同的担忧，但他们处置这种极端情形的基本思路则大为不同。共和主义指出了私密化对于民主政体的极大危害，因此对于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加以特别的强调。维持共同体成员对于共同善的认取，将共同体塑造成教育公民向善的公共空间，甚至着意将共同体打造成显示人性和人生意义的场所，是共和主义最为花费心思的地方。因此，共和主义对于所谓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消极自由和缺少政治参与基础上的政制方案，表示出一种担忧甚至轻蔑。但共和主义并没有有效解除人们对于它将公共生活引导向“爱国主义是第一美德”的卢梭境地可能导致的道德专制的忧虑。因为在共和主义关于公共与私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很少顾及私人领域的积极价值。在阿伦特版本的共和主义论述中，私人领域是受到轻蔑而难以显示人的政治本性的领域，因此以高昂的热情参与公共生活成为她认可的唯一显示人性尊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