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报刊角色观

李 滨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全力投入维新运动。他先后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其政论影响极大。“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吾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1897年，梁启超应邀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维新人才，1898年回京，助康有为开保国会。“百日维新”中，他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思想，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改良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曾一度与革命派展开为时数年的论战，组织政闻社，宣传立宪。他辛亥革命后归国，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沉浮。1925年他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一生于学术建树颇多，对于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也很值得称道。黄天鹏指出：“光宣年间，国难日殷，有志人士奋起，新闻界人才盛极一时；梁任公氏以一代宗师，舍政从事文字生涯，新闻记者之声价顿增万倍，梁氏于新闻学颇有心得，饮冰室文集中数见论报之作。同时报章杂志，亦有探讨新闻之篇，此十数年间可谓新闻运动之酝酿时期，而梁氏实此运动之开山祖也。”[2]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一跃而名重天下，实得益于他卓越的报刊宣传。而梁启超对报馆业务，也是全力以赴。他记述了在《时务报》时期的一段工作：“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