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读者问题

张 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50至70年代文学中的读者问题

张 均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275）

时论以为，50至70年代的文学读者，是党出于政治控制动机凸显的。党还通过意识形态修辞技术，使之转换为规范、控制文学的工具。此种论点误解甚多。其实，此时期读者凸显的动因与政治控制无关;不是意识形态修辞，而主要是特殊的接受制度的建构，赋给了读者超强接受权力;而知识分子与大众对接受权力的觊觎与争夺，又成为读者朝向政党/私人势力控制工具沦落的重要导因。

文学读者;接受制度;政治控制;势力斗争

左翼文学“读者”概念从“大众”到“群众”的演变，为建国后读者权力的空前跃升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读者能够成为“规范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力量”，［1］168关键还在于体制创构，以及在多重力量作用下接受制度的形成。对1949年后文学接受制度的创建、运作及异变，学界尚无人注意。洪子诚、王本朝、徐勇等学者有关读者现象的讨论，未对“接受制度”作专门分析，同时，由于受制于“一体”/“多元”的“认识装置”及对历史现场的忽略，不能不说对当代读者问题予以了未必自觉的删减、省略和遗忘。

一

据现有材料，可判断当代文学接受制度的形成，是在文学版图重构最为激烈的1950至1953年。对此，洪子诚、王本朝等学者未加研究，但对读者权力的跃升，他们皆有注意。那么，这种“跃升”是怎样出现的?论者都解释为因意识形态修辞所致。王本朝称，1949年后党将读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