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隋唐时期针灸学的显著发展

张立剑,李素云,岗卫娟,徐青燕,冉升起,徐文斌



论魏晋隋唐时期针灸学的显著发展

张立剑,李素云,岗卫娟,徐青燕,冉升起,徐文斌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灸理论与方法学重点研究室,北京 100700)

魏晋隋唐时期是针灸学迅速发展,成就斐然的承前启后重要时期。该文全面且细致地考察了这一时期针灸理论学术、临床应用、教育与传播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炼出其五个主要特点为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的问世、重视灸法的研究和应用、明堂图的多次修订与完善、学校式针灸教育的兴起、针灸对外传播的发展与繁荣,并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在以上五个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与突出成就。

针灸学;灸法;魏晋隋唐;明堂图;针灸教育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前后历经七百余年,针灸学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较之针灸学发展历史上的其他时期,这一阶段具有诸多鲜明的特点,分别为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的问世,确立了针灸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灸法的研究和应用得到充分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类疾病;明堂图的多次修订,日趋规范与完善,并首次绘制了彩色人体经脉腧穴图;政府创办的学校式针灸教育逐步兴起,自唐代开始针灸学被设置为独立科目,开创了针灸学校教育的先河;针灸学对外传播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并随之发展繁荣,主要传入邻近的国家尤其是朝鲜、日本,对这些国家的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试全面考察这一时期针灸学的发展历史,并重点阐述以上五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与成就。

1 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的问世

在魏晋之前的大量医学文献中,关于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大多出现于综合性医著的相关篇章,即使有专门论述针灸的医籍,也大多已散落残佚或不成系统。直至魏晋时期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问世,使我国医学史上有了最早的、体系最为完备的针灸学专著,也标志着针灸学成为专门学科,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针灸甲乙经》全称《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是皇甫谧将《素问》、《针经》(今传世本为《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系《黄帝明堂经》的一种早期传本)三部古医书中有关针灸部分加以整理,分类汇编而成。“该书约成书于三国时期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以后(见皇甫谧自序),原书共10卷(见《隋书·经籍志》)。这种最古的十卷本,是用天干字序即甲、乙、丙、丁……来区分卷次,这也是‘甲乙’一称的由来”[1]。《甲乙经》问世后,南北朝时期将原书的10卷析为12卷,后辗转流传,几经校定整理和翻刻。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研究员曾将传世的《甲乙经》一书与《素问》、《灵枢》二书全部文字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对照考察,进一步证明了《甲乙经》是上述三书全文重新分类整理后的合编本,因此《甲乙经》是《素问》、《灵枢》、《黄帝明堂经》最古传本的一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甲乙经》的腧穴和腧穴主治内容来自《黄帝明堂经》,而《黄帝明堂经》原书宋代以前已经亡佚,所以《甲乙经》就成了保存《黄帝明堂经》资料的珍贵著作。

《甲乙经》是继《素问》、《灵枢》、《黄帝明堂经》以后对针灸学的再次总结,对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主要论述了中医学理论和针灸医疗技术,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内容,丰富和发展了腧穴理论、针灸诊疗体系,使腧穴由《素问》《灵枢》中记载的约160多个(单穴约25,双穴约135),增加为349个(单穴49,双穴300),并对腧穴名称、部位、主治、刺灸补泻手法、针灸禁忌等逐一进行考订,依次介绍了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证的针灸治疗,使针灸学朝着系统、规范、实用的方向发展。“《甲乙经》曾是我国隋唐时期政府(见《唐六典》)以及日本(见《日本医学史》)、新罗(见《三国史记》)、高丽(见《高丽史》)等国政府所规定的学医必修课之一”[1]。可见,当时《甲乙经》不但成为我国针灸学的经典,同样也受到推崇针灸的朝鲜、日本等国的极大重视。

2 重视灸法的研究和应用

灸法早期是用来治疗寒证的,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灸法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魏晋以来,灸法发展迅速,成绩显著,至唐代灸法得到普遍的重视,出现了大量专著,并将灸法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类疾病。

三国时期,曹翕所撰写的《曹氏灸方》是中国医学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共有七卷,惜已佚。之后在两晋期间,对灸法的发展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葛洪以炼丹闻名,他对运用灸法治疗急症有深入研究,在其《肘后备急方》中录有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书中记述救治急症的方法,并对灸疗的效用、操作、宜忌等作了全面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灸法的理论和治疗。他的妻子鲍姑擅长灸法治病,以艾线灸治赘瘤和赘疣而闻名于世,岭南人尊称她为“鲍仙姑”。继葛洪之后,医家陈延之《小品方》对灸疗也多有论述,他认为灸疗具有简便有效,易行推广。据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张仁教授从散在于其他医籍近30则陈氏的灸方中考证,“陈延之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壮,也有用随年壮。特别是关于禁灸问题,认为《黄帝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2]。至唐代,灸法更是蓬勃发展,并应用于多种专科疾病中。唐代名医崔知悌发展了膏肓灸法,用治虚劳骨蒸,其所著《骨蒸病灸方》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已佚,内容存于王焘《外台秘要方》之“灸骨蒸法图四首”中。治疗劳疾的“四花”穴灸法源于该书,这是古代一种特定腧穴灸法,多使用直接灸法。“四花”顾名思义,有四个穴位,其位置相当于背部的膈俞、胆俞穴,为古代治疗骨蒸劳瘵之著名灸穴之一。唐代医家苏敬的《脚气灸方》也是关于灸法治疗专病的著作。此外,王焘《外台秘要方》大量采录了诸家灸法(无针法),包括伤寒、天行、温病,及内、外、妇、儿、五官科等病治疗灸方,如灸瘿法一十三首。还有唐代《千金要方》有治疗惊痫灸法二十六首、小儿杂病灸法十三首、胸痹灸法五首、消渴灸法七首等关于灸法的大量临床应用。

唐代不但有了一些专论灸法的著作,而且还出现了人体腧穴灸疗图谱。在甘肃敦煌县莫高窟千佛洞中发现的唐人写绘的针灸残卷,包括《灸法图》和《新集备急灸经》,二者是现存最早的绘有腧穴图谱的灸疗专著。《灸法图》原卷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图书馆,“书中分段论述各类病症名称、症状及其所应用的灸穴及壮数,每段文字之后,均绘有人体正面或背面的全身图。图上点记灸穴,图的左右两侧标以穴名(或部位名),文图相兼,亦无篇目及图名。各图的外形轮廓均相似,图中的穴位少则5、6穴,多则10余穴”[3]。《新集备急灸经》残卷,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据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研究员考证,该书刊刻年代至少要早于861年以前,是一部作为普及用的通俗灸法图解著作。上述两残卷文图对照,简明通俗,具有唐代早期灸法的特点,反映了隋唐前后灸法的兴盛和对灸法的重视,它们的重新发现对于我们考察唐以前灸疗取穴、同名异穴等内容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3 明堂图的多次修订与完善

我国古代的针灸腧穴图常称作“明堂图”,用来表示腧穴体表定位或者腧穴与经络的关系,也用来作为考察和学习腧穴定位时的参考。隋唐以前的明堂图一般为正(仰)人、伏人、侧人图,这一时期明堂图也称作“偃侧图”,如《隋书·经籍志》著录的《黄帝明堂偃人图》十二卷,《旧唐志》著录的《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等等。

初唐时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两部腧穴图谱,一部是由针灸医家甄权所修订完成的《明堂人形图》,一部是在此基础上由唐代官方主持修订的《明堂针灸图》,关于这两次修订明堂图的经过,在药王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六《取孔穴法》中有详实的记载[4]。中国中医科学院王雪苔研究员在重新解读《千金翼方》相关内容,并参以新旧《唐书》进行考证后认为,“甄权《明堂人形图》完成于武德四年(621)以前,而官修《明堂针灸图》则完成于贞观二年(628)或四年(630);官修明堂的主持人为贞观初年任少府监的李袭誉,所修订完成的明堂图是以甄权《明堂人形图》为基础……两部明堂图编撰体例一致,都是以仰人、伏人、侧人三副图形统编349个穴名……《明堂针灸图》显然带有对《明堂人形图》的修订痕迹”[5]。

随后,出现了彩色绘制的人体经脉腧穴图,即孙思邈绘制的《明堂三人图》,该图也分仰人、背人和侧人共三幅。他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明堂三人图》中记载:“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其十二经脉,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六百五十穴,图之于后亦睹便令了然”[6]。由此可知,孙思邈《明堂三人图》纠正了旧明堂图的“传写错误”,其依据为甄权等所绘明堂图,并用五种颜色与十二经脉匹配对应,奇经八脉则用绿色来标记。这至少说明在《千金要方》成书时(公元652年),即唐高宗永徽年间,已经出现了彩色人体经脉腧穴图,这是针灸发展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套彩色经脉腧穴图谱。

约一百年后,王焘在《外台秘要方》(成书于公元752年)卷三十九《明堂序》中,记载了他创绘的十二人身彩色针灸腧穴图,简称《十二人明堂》。王焘十分重视经脉腧穴的相对位置关系,继承甄权、孙思邈明堂图,以《甲乙经》为准,以十二人身分绘手足十二经脉,外表孔穴,内连五脏六腑,创绘出十二幅彩色明堂图,该图所用的颜色与孙思邈明堂图色彩一致。

由此,明堂图的绘制在唐代得到政府和诸多医家的重视,并经过至少四次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修订和完善,已经发展得相当规范和精致了。可惜的是,甄权《明堂人形图》、官修《明堂针灸图》、孙思邈《三人明堂图》以及王焘《十二人明堂》均已不存,但有关这些明堂图的修订绘制情况在孙思邈、王焘等医家的著作中有文字记载。如今能见到的只有后世医家留下的明堂图,如元代《十四经发挥》中的经穴图、明·弘治丘濬图、明·万历靳贤图等,以及清代重刊出版的明堂图。

4 学校式针灸教育的兴起

中国古代医学教育直至魏晋南北朝之前,主要是师承家传和自学成才的民间教育,政府尚未设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许多名医出自名师,针灸方面典型的例子很多,如东汉初年的涪翁,他把医术传授给了弟子程高,程高又传与郭玉,郭玉善于诊脉与针灸。魏晋以来,家传授受现象日益增加,如李亮父子、徐氏家族均为针灸世家的典范。此外,自学成才的针灸名医名家也有很多,如魏晋皇甫谧在40岁左右患病期间,精心研读《素问》、《灵枢》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大量医书,总结了晋以前的针灸学理论与成就,编撰成经典著作《针灸甲乙经》。

古代政府创办医学教育始于南朝,《唐六典》卷十四明确记载了南朝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请朝廷设置医学教育一事,由此改变了自古以来只以师承家传和自学成才为主的民间教育形式,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为隋唐时代官方医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在官方医学教育中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是我国医学史上最为进步的时期之一。隋代在京城建立太医署为全国最高的医政管理机构,太医署掌管着医学教育,设有医、按摩、咒禁科目并配有相应的博士和师资,但隋代没有针博士,针灸教学由医博士担任。唐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繁荣,给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唐太医署的医学教育在设置、规模、制度上得到很大发展和完善,正式分为医学和药学两部分,医学又设医、针、按摩和咒禁4个科目,至此在古代官方学校教育中,针灸作为独立的医学科目首次被提出,为针灸学的学校教育开创了先河。

唐太医署关于针科的设置情况,在《旧唐书·职官志》卷四十四中记载:“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下),针助教一人(从九品下),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其针名有九,应病用之也)”[7]。要求针生“针疾先察五脏有余不足而补泄之”,明确规定学习《素问》、《灵枢》、《明堂》、《甲乙经》、《脉经》等,除理论外还要临床实习,实习时记录其治疗效果,并以此作为考试成绩的依据。考试制度也非常严格,太医署的学生每月由针博士举行月考一次,每季则由太医令丞亲自主考,年终时由太常丞总试。

由此,古代官方针灸医学教育发展至唐代时,制度已日臻完善,理论学习、临床实践以及考试制度都有了逐步的规范和标准,这完全不同于自成体系师承家传和自学成才的民间教育。此外,根据《唐六典》记载,唐代不但在京城设置太医署,还将正规设置的医学教育推广至府、州一级,在地方兴办医学校,并设立博士、助教传授医学并“掌疗民疾”。这延伸和扩展了正规医学教育的范围,为医学知识的更好传播和专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示范和引领作用。

5 针灸对外传播的发展与繁荣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即有商旅往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西域各国使臣也纷纷来访,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但主要以通商为主,医药交流较少。张骞有可能把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学带到了西域,这是一个推测。

南北朝时期,随着陆上、海上交通逐渐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得以发展,中国医学也随之向外传播,针灸学主要传播至邻近的朝鲜和日本等国,这是我国针灸外传的初始阶段。公元500年,日本旅客在中国得到《肘后备急方》一书,并将其带回日本,其中的针灸内容也因之传到日本;公元514年,针灸术传到朝鲜;公元550年,灸治术传到日本;公元552年,我国以《针经》赠日本钦明天皇;公元561年,苏州人知聪携带《神农本草经》、《脉经》、《明堂图》等共164卷赴日本途中经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知聪在高句丽居留一年并传授中国医学,这无疑对朝鲜、日本后来的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隋唐时期,随着朝鲜、日本官方的使节来华以及民间贸易活动的日益增多,针灸医学迅速传播到朝鲜与日本,朝鲜、日本多次派人来中国学习,中国也派医师去两国传授医学,促进了针灸医学在两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医师惠日、留学生福因等来中国学习医学(包括针灸),历时15年,于公元623年学成返回日本,带回了大量医学著作和医疗经验,其中有丰富的针灸学内容,惠日后又两次来中国深造。这期间,日本派出正式的“遣唐使”十余次,其中包括医师,较著名的有日本名医菅原梶成等,于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来中国留学,在中国学习了大量的针灸医学知识,回国后被命为针博士,后来成为天皇侍医。

随着使者、留学生的友好往来,隋唐时期中国的医学典籍如《针灸甲乙经》以及《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等医学巨著源源流入朝鲜和日本,据日本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当时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百余部。由于受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两国不仅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和考察,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它们所接受。公元692年新罗(位于朝鲜半岛)王朝仿效唐朝的医事制度设立针博士,教授学生针灸,主要教材是《针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之后,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王朝亦仿效我国实施的医学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科目有《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黄帝明堂经》、《脉经》等;“公元701年日本仿效唐朝的医事制度,颁布《大宝律令·医疾令》,医学教育设针灸专业,有针师、针博士、针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新修本草》,兼习《小品方》、《集验方》等;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等,学习年限针科为7年”[8]。

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由于当时中国医学处于领先地位,针灸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荣,对邻近的国家尤其是对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有效地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后来的针灸学发展。此外,这一时期中国医学与越南、印度、阿拉伯诸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也十分密切。中国医学在对外交流过程中,也吸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这种相互间的交流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医学。

[1] 马继兴.经典医籍版本考[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87:27,30.

[2] 张仁.灸法的历史与现状[J].中西医结合学报,2004,2(6):466- 473.

[3] 马继兴.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05: 126-127.

[4]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元大德梅溪书院刻本,1955:308.

[5] 王雪苔.唐代甄权《明堂人形图》与官修《明堂针灸图》考[J].中华医史杂志,2003,33(4):214.

[6]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日本江户医学影宋本,1955:508.

[7] 二十五史[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703.

[8] 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285.

2011-03-20

R245

A

10.3969/j.issn.1005-0957.2011.09.642

1005-0957(2011)09-0642-04

2006年北京市中医药科技发展基金计划项目

张立剑(1956 - ),女,研究员,从事针灸文献与信息化研究, E-mail:ljzhljzh@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