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楼里的老人

杨葵

很多当年写过诗的人，一定还记得虎坊路甲十五号这个地址，甚至可以准确背出它的邮政编码，100052。因为这里曾经是《诗刊》编辑部。曾经，天天有好几麻袋的诗稿被52支局的邮递员扔在院门口。

其实当时《诗刊》在这座楼里只占一个单元。这是一幢红砖楼，共有五个单元。一单元有五层楼，是《诗刊》编辑部；后四个单元有六层，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的干部宿舍。

这幢楼建成于1983年。刚盖好那阵儿，有南边那群70年代兴建的旧灰楼比衬，颇有新贵之气。时过境迁，那片灰楼统统拆掉，拔地而起一大片簇新的商品楼，名字又雅，叫陶然北岸。这座红砖楼再怎么粉刷外墙、翻盖屋顶，也攀附不上时代的急促步伐，当即老态毕现。从此我管这座楼叫老楼。

叫老楼，不光因为面儿上老了，楼的“里子”，也就是楼里住的人，也很老。

这楼当年是作协和文联所谓的“高知楼”。两个中央直属单位的高级文艺干部，但又没有高到够住木樨地部长楼的，大多住在这里。70年代末，他们被组织从四面八方捞回北京，恢复党籍，恢复待遇，趁着落实政策的兴头，群情激奋，蜗居在团结湖、前三门、和平里等处的狭小住宅，点灯熬油，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活儿做得告一段落，新鲜劲儿也过去了，人心一时有点涣散，作协和文联就联手盖了这座楼，安抚一颗颗受了创伤的心灵。那时的高级文艺干部，今天如果活着，早已是耄耋之年，所以说这楼的“里子”也很老。

这块地皮，据说当年是特批给诗刊社的。具体批的当然是北京市相关部门，但这道批文的缘起，却涉及毛泽东。50年代初，诗人臧克家等人为筹办《诗刊》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泽东倾情相助，还把自己的几首诗整理了，交《诗刊》发表。这段历史多人写过，我不赘述了。总之后来这块地就姓“诗”了。一场“文革”，全中国的房产户主乾坤大挪移，到了80年代初，这块地皮上的一幢黄色三层小楼，却是归中央电视台所有。后来怎么讨价还价、据理力争，都不晓得了，总不外乎折中处理这条大原则。结局是一劈两半，虎坊路十五号是中央电视台某部门，虎坊路甲十五号属于《诗刊》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我15岁随父母搬进甲十五号院，25岁离开家自己讨生活，在那里住了十年，耳濡目染，攒下一些记忆。真要写成文字，不过是些凡人琐事，而且太过零碎，很难连缀成文。但是细想想，也还算有特色，特色在一个“老”字：老楼、老人。

这个老，当然不止是字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也说不清，先记下来吧。

90年代初，电视剧热，而且时兴改编现成的长篇小说。有个导演朋友想起路翎的名著《财主底儿女们》，又知道他和我住邻居，托我代为联络改编版权事宜。

近年来，少年写作被人追捧，好像20岁出头的俊男靓女，能写长篇小说很了不起。其实再早的唐宋元明清不必说了，60多年前，17岁的路翎就已经写了《财主底儿女们》。后来书稿遭战火焚毁，又重写。1945年正式出版后，胡风曾做如此评价：“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

英雄相惜，可能也正因此，后来路翎成了所谓“胡风集团”的铁杆儿。早年“胡风集团”与他人论战，常被对方指责只有苍白的理论，拿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自从有了路翎，“胡风集团”再也不怵这一软肋。50年代中期，路翎被划在“胡风反党集团”名下，在单人牢房过了很多年。重见天日，头发全白。

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的，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看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假装看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的一刹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晚上，我敲响路翎家的门。可能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他老伴儿神色颇显惊讶地打开了门。听明来意和邻居的身份，当即放松许多，将我迎进书房。

他们家太黑了。黑乎乎的墙，黑乎乎的地，灯光很暗，家具极少，且很破旧。暖水瓶还是那种竹编的外壳，在当时也要算文物了。所谓书房，不过比其他屋子多了一张书桌，基本看不到什么书。在这座楼里，见惯了别人家的精美装修、敞敞亮亮，满屋子的名人字画、满柜子的文艺图书，所以乍一见这情景，我有点被惊着了。

老太太半身不遂好多年，但在他们家，显然还是当家的身份，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我和路翎谈话的时候，老太太寸步不离，服侍老头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要当翻译——路翎说话非常难懂，不是口音的问题，而是因为发音方法奇特，呜里呜突一大堆声音在口腔、鼻腔、胸腔里乱转，而且经常只是些字词往外蹦，连不成句，所以老是听不清他要讲什么。

跟老人说明来访目的，并大略介绍了影视剧的现状，老人目光空洞地盯着我，看似基本没听懂，或者说根本就没在听。老太太在一旁不时重复我的某些关键话头，比如版权费之类，老人的表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我一时有点绝望。老太太大概看出我的内心活动，有些无奈地望着我，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厨房里烧的水开了，老太太一瘸一拐地去灌水。正在此时，路翎好像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一抹亮光从眼中迅速升起，一把揪住我的手问：你，出版社工作？我说是啊。老人立即起身，从桌上捧来一堆稿纸搁我手里说：新写的。你看。老太太拎着暖水瓶进了门，见状赶紧说道：哦，是他新写的小说，你看看吧。

再看老人，目光炯炯，和刚才判若两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能开始翻看。首先发现，稿纸是商店里买的，那种每页四百字的稿纸。这座老楼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翻出几摞全中国最权威的文艺报刊专门订制的大大小小的稿纸，路翎的稿纸，却是来自文化用品商店。

翻看那些稿纸令我分外痛苦。我读过《财主底儿女们》，那真叫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可我眼前这堆稿纸上的句子，磕磕绊绊，比中学生作文好不到哪里去。最可怕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全是口号，空洞乏味。我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心思早不在上头，只想着如何抬起头来面对老人期待的目光。我能感觉到那目光射在我的额头，一分一秒也未间断。

最终硬着头皮抬起头，向老人微笑着说：挺好的，我带回去仔细看。

我看到老人眼里流露出极度的失望，本来紧紧抓在我额头上的两道光，一下子溃退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已经竭力掩饰，但是老人什么都看明白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发愁如何结束这场拜访。就在这一刻，老人本来已经溃遁的目光，再次凝聚起力量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是期待，也不是失望，而是一万分的委屈。他突然呼吸急促，神情激动，嘴里比先前更加含混不清地呜里呜突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问他想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还是没听清。这时老太太在一旁翻译道：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路翎逝于1994年。他去世后好久，楼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程修元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过得去》一书，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