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的受难镜头

苗振亚

在刚刚走进历史的那一代学人中，潘光旦先生是我最崇敬的。读潘先生的著作，我佩服他的学问；读回忆他的文章，我敬佩他的人品，喜欢他的性情。有了潘光旦，我们在做学问与做人上都有了榜样。所以，每看到他在“运动”中无辜受难的镜头，就会感到格外痛心。

最早，我是从一篇题为《最后的潘光旦》的文章，看到潘先生受难的一幕。

这篇文章说到，经过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辩才无碍的潘先生变得沉默了。显然，他是想以沉默来避祸。可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还是整到他头上，他不仅被打成右派，还被打入“章罗反党联盟”。按道理说，这场反右运动，本来是成年人的事情，却也把孩子们卷了进来。他们稚气未消，心灵就被撒上仇恨的种子，也无师自通地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人。有一次在校园里，几个小孩子追着潘先生，一面大呼小叫地喊着“大右派”，一面用石头砸他。潘先生拄着双拐，慌忙用手遮挡飞来的石头，同时还笑着对这些孩子们说：“别把我打坏了啊！”从潘先生的微笑与说话的语气，不难感受到他的一腔善意。对于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即使他们有过火行为，潘先生也不忘为人师表。

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残酷的打击向潘光旦袭来。一次次被抄家，一次次被批斗，已经被折磨得身心疲惫的潘先生，还要接受惩罚去劳动。一条腿的残废人怎么能做体力劳动呢？依然也要做。他只好坐在地上，艰难地向前挪动，勉强干着那力所不及的活计。每日下蒸上晒，身体跼蹐，久而久之，他得了前列腺炎等疾病，直到躺在床上实在不能再活动。后来，病情越来越重，终被送进积水潭医院。住在十几个人的病房里，加上医院也在“造反闹革命”，既得不到很好治疗，也得不到片刻的安静。有一天，叶笃义来看他，发现他脸色不好，隔床的病人把叶先生叫到门外说：“今天上午几个红卫兵审问他，要别人的材料，潘先生讲了，那几个红卫兵就是不相信，用手动他的床，我都看不下去了，对他们说他小便里插着管子呢，不要那么弄他。他们临走时说：‘你不老实，我们过几天还要来，你还得交代。”这样纷扰的环境，还怎么能治病？后来，潘先生执意要回家，亲友都来劝他，也劝不住，回家没几天就去世了。

潘先生的受难史，还可向前追溯。在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一段摘引自著名生理学家林从敏的文章，使我们又看到潘先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受难的一幕。

林从敏的文章说到，当年在清华园——中共地下党组织了一系列游行、示威、罢课、请愿。而在1936年12月29日,正当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军警突然闯进学校，逮捕无辜同学数十人，而军警名单上数位重要的同学，已被转移。一部分同学不知道凭什么就认定这名单是潘光旦先生向当局提供的，因此第二天早晨就对他采取了行动。

如何采取行动，开始时林从敏不在现场，不知其详。当他到达校门时，看见在警卫室的北面，潘先生的两个拐杖已被丢在地上，只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来保持平衡。林从敏与同学方巨成心有不忍，赶紧过去帮潘先生拾起拐杖，左右搀扶着他走到大礼堂台阶上。与此同时，前后都有人在呼喊，只是没有动手打，潘先生头发凌乱，却仍然面带笑容。这时，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贻琦校长。他登上礼堂台阶，站在潘先生一旁，面对着两三百位同学，尽量抑制着胸中的愠怒，有半分钟未发一言。待夹杂在人丛中呼喊推打的同学安静下来，他才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是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就由我负责。”……事实上，潘先生在抗战时期，特别倡言民主自由，更不可能成为专制政府的帮凶，做出这等卑鄙下流的事来。而梅校长爱护学生如弟子，只以言教、身教去影响学生，为虎作伥地来残害自己的学生，那不是他能做出的事情。

如此一位好学问、好品格、好性情的师长，作为学生，榜样就在身边，不说尊师重教，也不能就这样无理吧？再说，潘先生身有残疾，只要稍具基本良知的人，都不会忍心对一个残疾人下手，这些年轻学子为什么竟会在这个基本水准之下呢？

从潘光旦先生的几个受难镜头中，我们不难比较出不同年代的年轻人的许多不同，可是，从对潘先生所表现出的残忍战胜人性来看，却又是那么地一脉相承。潘光旦先生一生循循善诱，教书育人，专注强种优生之学，看到的却是年轻学子的疯狂，人性恶的肆虐，那心中的苦楚一定是无法言说的深重。

【原载2011年4月1日《湘声

报·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