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战争真相的日本女教师

2011-05-14 17:16
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2期
关键词:幸存者南京大屠杀南京

孙 冉

2010年12月19日,大阪三重县首府津市有一场电影放映会,电影的名字叫《南京,被割裂的记忆》。63岁的松冈环把多年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录,还有参加过侵华战争日本兵的证言拍成了这样一部85分钟的电影。

当年参加过南京屠城的许多老兵都来自三重县。

电影在晦涩的平静中夹杂着血与火,镜头里幸存者和施暴者仿佛是对着一面墙在独自回忆。影片采取拼接的形式把两类人拉在一起:中国幸存者站在扬子江边描述着当年日本人的机关枪扫射无辜百姓。镜头一转,一个日本兵面无表情地讲述当年如何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求对中国人一个都不留。而镜头外,是松冈环追问的声音,和依稀闪过曾经年轻的她。

前来观影的当地人挤满了小礼堂。电影行至高潮处,松冈环悄悄走到前排观察人们的表情。她说,很多人往往选择在这时候悄悄退场,而这一次大部分观众都坚持到了最后。

这让松冈环略显欣慰。

从外貌看,松冈环是个再典型不过的日本女人,总是化淡妆,拾掇得很整齐优雅。然而,她又是一个最特别的另类。已经20多年了,这个日本女性总在敏感的时刻毫不掩饰地揭着中日关系的那些痛处。

每年的8月15日,在南京,她在大屠杀纪念馆参与和平集会;每年12月13日,在日本,她发起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用日语告诉日本人一个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字。

即便是在中日关系跌入冰点的2010年,松冈环也没有停下脚步。带着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四处演讲,成为松冈环这两年的主要轨迹。

这个曾经的家庭主妇和小学教师,因为在给学生进行“和平教育”时,不满日本政府配发的历史教材,而独自跑到中国去调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了她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民间调查。

中国导演陆川曾公开说过,他在与日本演员合作电影《南京,南京》时,都是先让他们参考松冈环写的亲历者证言。而电影中许多场景也都依据松冈环的调查证言而拍摄。

一个人的教科书

松冈环觉得自己在做的是一项市民运动。她把个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通过亲历者证言集会以及演讲的方式向普通民众展示。不仅如此,还把日本人带到南京去亲身体验,把南京的大学生接到日本进行交流。

她坚信,与亲历者对话获得的和平体验是博物馆远远无法达到的。

三重县电影放映结束的时候,一位泪流满面的白发老人走到松冈环面前深深鞠躬。他叫铃木勋,父亲铃木力男是第16支团第33步兵连队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在电影里,铃木力男出现在了镜头里,并诉说了自己当年曾用机关枪扫射平民的事实。

铃木力男从战场回来后,在村子里开了鱼店,生意兴隆,养活了一家老小,是儿子铃木勋心目中的好父亲。铃木力男直到去世,都没有和家人提过战争中的事情,只是反复地说,“战败是应该的。”

当年,铃木力男对着松冈环吐露多年前的暴行时,一度激动到当场昏厥。

父亲去世11年后,铃木勋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另一个父亲。他对松冈环说,这应是对死者最好的祭奠了。

电影放映会的组织工作由松冈环在三重县和平团体的朋友们帮忙。他们出于各种理由支持着松冈环,有的是在广岛出生,深刻理解着南京的痛;有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移居南京,受到当地人热心对待而从此坚定中日友好的;有的是因为妻子是侵华战争的遗孤;还有的是对于日本政府的战争态度存在疑问的年轻女孩。

前来观影的观众多为步履蹒跚的老人、家庭主妇和大学生。他们通过买书来表示对松冈环的支持,也有人在离去前塞给松冈环一个信封,“我没什么钱,但这点心意希望能给你的下一部电影做一些帮助。”

松冈环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时髦的女白领,后来做了10年家庭主妇,再出来工作时她选择了去大阪府一家公立小学教书。

在日本的小学教书,实行班主任制。作为班主任,对本班级的课程负责。松冈环担任多门课程的老师,而她最喜欢历史和语文,因为这两门课她可以发挥更多的自主性。

1982年,松冈环担任小学教师时,日本的学校里还普遍进行着“和平教育”。这是日本战败后,全国普遍实施的一种教育。在这种教育里,会通过讲述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冲绳遭美军攻击,日本战败的耻辱,向学生灌输和平的重要和对战争的反省。

“可是其中并没有提及日本侵华战争,而且非但如此,日本文部省配发的教材里,以赞美这场战争为主。”松冈环说,这让她对“和平教育”产生了疑问。

松冈环在大阪的家里保存了许多那个年代“和平教育”的教材。她拿出一份花花绿绿的投影片,这在日本被称为“纸戏剧”。每幅彩画都在讲述着日军在中国团结一心为保护日本而战斗的故事。

一幅“纸戏剧”上,两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在用力顶着一个巨大的魔鬼头,对抗着日本国旗。松冈环解释:这个魔鬼头代表当时中国的蒋介石政权,而另外两个魔鬼则代表美国和英国。这是想说明,日本进行侵华战争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英美的威胁。

松冈环展示这些“纸戏剧”时用了一种极为夸张的声调,她说这是讲述“纸戏剧”时所必须的——每一张“纸戏剧”背后都标明了特殊的声调。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惊人的,松冈环说,很多学生听后都流泪了,而且大部分迅速就认同了战争的正确性。

松冈环第一次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是上了大学后,自己在图书馆找资料时的偶然发现。而关于南京大屠杀,更是在做了老师以后才知道的。在对学生进行“和平教育”的同时,她越来越发现,自己不能自圆其说了。

于是,有一次在对学生进行了“和平教育”后,她合上书本说,这些都是谎言,其实这场战争是天皇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它让中国和日本两国人民都受尽苦难。

讲台下的孩子们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松冈环,他们无法理解,台上的老师究竟怎么了。为了给学生制作更客观的教材,1988年,松冈环第一次来到了南京。

面对多数的沉默

在南京,松冈环看到了另一个战争。

1988年,松冈环在南京找到了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李秀英对她说,“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所导致,与普通日本百姓和士兵无关。”

相比李秀英的宽容,日本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让松冈环感到了巨大的落差。在当时,日本国内对于这场战争,整个社会采取着集体沉默的方式。不仅从中国回来的老兵集体封口,关于记载这场战争的资料也被大量焚毁。

李秀英与松冈环分别时握着她的手说,“你作为老师,一定要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更多的年轻人。”或许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松冈环此后的人生,从那时起,她决定在中日之间寻找亲历者来还原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

松冈环利用学校寒暑假,一次次前往南京,对幸存者进行采访。这个瘦小的日本妇人,背着沉重的采访器材,常年在南京四处寻找幸存者。每找到一名幸存者,都让她兴奋不已。受访者一听她是日本人,往往就抛出“你请回”,“没什么可谈的”。但在数次拜访之后,这些幸存者开始接受松冈环,对她倾吐从未对旁人谈起过的惨痛回忆。在分别时,他们会拉着她的手,连连感叹她是好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松冈环开始试图采访加害方——参加过南京屠城的日本兵。虽然这些日本兵大部分还健在,但让这些人开口要比采访南京幸存者困难得多。

松冈环偶然找到一本《第16支团第33步兵连队第一机关枪中队战记》,这是一本战后人员登记手册,上面记录了这个中队士兵退役后的大概地址。

由此为线索,松冈环向电话局要来电话本,一家家电话打过去。只要确定对方还健在,她就不打招呼地突然出现,向对方询问南京大屠杀的情况。

“你不是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闭门羹是正常的,但松冈环没想到,要打开这些老兵的心竟然如此之难。有时,她终于赢得对方信任,开始坐下来谈起当年的暴行,对方在厨房的妻子又跑出来打断了一切。

1997年,松冈环建立了南京大屠杀信息热线,向全国征集日本老兵的信息。而她等来的,一半以上都是谩骂和干扰电话。

整整22年的调查中,松冈环采访了250位日本老兵。而在这些老兵中,真正能够认真回忆南京那段历史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选择了遗忘,平静甚至得意地走完余生。

松冈环其实比谁都明白,这些老兵夹杂在时代的错误当中——是应该低头认罪还是应该继续保持骄傲。这些老兵回来后,努力工作,经历了战后日本经济最衰败的时刻。同时,也是从战场回来的他们,制造了日本战后的婴儿潮。婴儿潮一代长大后,以牺牲自我的精神拼命工作,从而缔造了上个世纪日本经济的辉煌。而这个国家,自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通过各种办法鼓励民族精神,这包括对下一代进行带有主观色彩的“和平教育”。

松冈环也曾经是婴儿潮一代,主张富强国家的积极分子。但是中途她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她在一本本有关南京的书中反复写道:“为了下一代,我们不应该歪曲历史。”

无处安放的忏悔

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时,日本社会从政界开始蔓延起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舆论。日本右翼各种鼓吹军国主义的活动也层出不穷。

同一时期,松冈环作为召集人,在大阪成立了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这是一个集结了日本全国20多个和平团体的组织。

联络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普通日本民众前去南京体验。这个项目最早始于1985年,本意是想做到站在被害方的立场体验南京,但因为无法深入到这场惨案的核心,一直浮于形式。1990年,松冈环接手这个活动后,起名“铭心会南京”,组织赴南京的日本民众与幸存者和历史学者交谈,到惨案现场讲解,逐渐成为中日南京史学界一个开放的窗口。

2010年8月,“铭心会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同样迎来25周年纪念。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感叹,“铭心会南京”已经成为南京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将南京的幸存者请到日本进行证言集会,而每次集会无一例外受到了日本右翼的骚扰。

右翼分子先是在网络上发来上千封辱骂的邮件,称“松冈环收了中国人的钱”,“松冈环的书都是杜撰的”。随后响着军国主义口号的大喇叭宣传车就开到集会现场来捣乱。右翼还跑到松冈环就职的学校去告状,说松冈环在捏造历史误导学生。

松冈环当教师的25年间,学校换了十几任校长,大部分校长对于她的“出格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有一个校长对她给予了肯定,并严厉地回复右翼:“松冈是个有责任心的老师,我们学校对她很信任。”这一句话,让她感激至今。

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振,日本右翼对松冈环的骚扰也渐渐淡了。但是令她担忧的是,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看似降温了,但日本民间的反中情绪却日益高涨。

2010年9月,自从钓鱼岛事件之后,日本爆发了多起千人规模的反中游行。如今的反中游行已经不仅是简单的右翼偏激活动,而逐渐发展到了右派市民团体的运动。

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增加,一些右派市民团体开始把在日外国人尤其在日韩国人和在日中国人的存在视为对于日本人的新威胁。一些诸如“加油日本”“不允许在日外国人特权会”等右派市民团体的崛起,正日益代表了日本社会这种右派思潮。

为了全力做研究,松冈环已经辞去了学校的工作。这两年她一直在做电影,她发现电影的影响力更大,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历史真相。而同样,电影的成本也让她备感压力。自开始做研究起,她大部分费用靠自己的退休金来支付。虽然日本外务省曾给过她500万日元研究经费,但常年在中日之间奔波调查,早已所剩无几。

她常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因为所有的亲历者都年事已高,不出5年,这些老人都将不在人世。为此她不得不和时间赛跑,她加快了前往中国调查的频率,从10年前的1年3次增加到了6次。

如果有志愿者同行,松冈环的进度会更快。但每次她都发现,最后还是自己孤身上路。因为共同的研究,松冈环曾和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有过联系。2004年张纯如的自杀让松冈环黯然了很久。

松冈环在做调查伊始,跑遍了日本的图书馆,都很难找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如今她的家里保存了22年间她所有采访的资料,这几乎成为全日本有关南京惨案记录最全的地方。她一直担心资料会被右翼破坏。为此,自5年前丈夫去世后,她就搬进了一家24小时监控的公寓里,并把最重要的资料复制了四份,分别放在不同的朋友家。

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如果我死了,那些重要的证言一定要交给中国保管,日本没有地方可以留下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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