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

2011-05-24 01:01:46徐庆全
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18期

徐庆全

1983年9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丁玲、曾克等老作家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讨论会上,对作协党组的文艺方针及组织政策指名道姓地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会后整理了一份简报,写上“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的字样。后来,邓小平作了批示。11月,中纪委来作协调查丁玲等人反映的情况,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认为是“诬告”,要求上级“查明更正”。这便是丁玲的秘书王增如在2000年写的《丁玲与“诬告信”事件》(《世纪》第7期)的内容。

王增如的文章说,丁玲等人开会的简报送到作协机关党委,党委让打字室打印,而在“作协机关打字室打印这份简报时,就曾吸引了机关许多同志前来探询”。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张光年日记所说的“诬告”信,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丁玲等人并没有“打小报告”。

当年读完这篇文章,我产生了一个疑惑:作者与曾克去中南海校对准备交给中央高层领导的简报,“原稿写在八开大的作协纸上,是复写件”。这就是说,这份转到邓小平手上的简报还是个手写件。既然简报上明确写有“中国作协机关党委并转邓小平同志”,作协打字室也的确打印了,可为什么送到邓小平手上的还是一份复写件?因此,我断定,丁玲等人这份简报,不是通过作协机关党委报送邓小平的,而是另有渠道送上去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2002年3月8日,我致信丁玲的丈夫陈明讨教:“从王增如的文中我看不到答案,只好作点推测:一种可能是,丁玲等老作家,在将这份简报送作协机关党委时,虽然也写上了‘转邓小平同志的字样,但出于某种考虑(不信任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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