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恐惧症的患病率及社会功能状况调查

2011-06-02 03:11段卫东胡赤怡刘铁榜高欢胡纪泽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11年7期
关键词:恐惧症户籍深圳市

段卫东 胡赤怡刘铁榜 高欢 胡纪泽

△舒明跃* 陆亚文*张繁新* 杨洪* 金冬* 林雄标* 杨孔军* 沈其杰*

恐惧症是一种以过分和不合理地惧怕外界客体或处境为主的焦虑障碍,包括场所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特定的恐惧症。我国1982年和1993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但没有恐惧症患病率数据;而近十年来我国不同省市患病率调查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1-7]。深圳市于2005年进行了一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恐惧症的患病情况是本次调查的一部分,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在深圳居住时间≥1年且年龄≥18岁的深圳市户籍和非户籍居民。排除在深圳居住<1年者以及调查期间不在深圳的户籍居民。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具体抽样过程见参考文献[8]。被调查对象连续3次无法找到或拒绝接受调查,视其为脱落或拒访。本次调查共抽取样本8920人,1786人(20.02%)拒访或未完成调查,最终完成调查对象共7134人,年龄18~88岁,平均(32.49±11.16)岁,其中男性 3615人,平均年龄(33.05±11.36)岁,女性3519人,平均年龄(31.92±10.93)岁;户籍居民3562人,平均年龄(38.54±11.55)岁,35岁以下1523人(42.76%);非户籍居民3572人,平均年龄(26.46±6.57)岁,35岁以下3162人(88.52%)。调查对象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与深圳市总体人口结构基本吻合[9]。

本次调查得到深圳市康宁医院学术委员会有关道德伦理的审查和批准(2005伦审第002),所有受访人均同意参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精神健康联盟(WHO-WMH)提供的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3.1版(Survey Initiative Version of 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3.1,CIDI3.1)作为调查工具。恐惧症的诊断按照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10]的诊断标准进行,包括:特定恐惧,社交恐惧,场所恐惧。CIDI-3.1对每一种疾病都有社会功能评估,包括做家务(如打扫卫生、买东西等)、工作能力、与别人建立并保持密切关系的能力和社会交往等4个方面,社会功能受损程度按照0到10的评分由受访人自己评估,“0”代表没有妨碍,“1~3”代表轻度妨碍,“4~6”代表有中度妨碍,“7~10”代表有重度妨碍,总体分为无妨碍、有轻度、中度和重度4个等级。

1.2.2 调查人员 6个小组的48个调查员均为医疗、社会学及心理学等专业的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生,除每组各有1位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负责技术督导外,其他42人均无精神病学专业从业经历。调查人员及技术督导人员均进行了为期3周的CIDI培训,培训教师为WMH认可的培训员。

1.2.3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为2005年9月8日零时至2005年12月31日24时。调查分抽样联络阶段和调查员对居民进行面对面的入户调查阶段,具体过程详见参考文献[8,11]。调查中由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各派1位CIDI培训员,全程参与此次调查的质量控制;技术督导人员在CIDI调查员完成对某个调查对象的调查10 d以内,对其CIDI文本进行质量检查,指出问题和缺陷,并要求调查员与调查对象以电话或者面谈的方式,对遗漏的资料进行补充,对错误予以纠正。

1.3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由SAS 9.0统计软件包完成。调查资料由2名电脑操作员输入电脑动态数据交换(DDE)软件,然后将所有数据转入SAS系统,恐惧症按照DSM-Ⅳ诊断标准写入SAS程序,结果由软件诊断。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非正态性分布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不同人群及疾病的患病率比较采用比值比(OR)计算。

2 结果

2.1 恐惧症的患病率及分布特点 7134人中符合恐惧症诊断标准的337例,39例同时患有两种恐惧症,5例同时患有三种恐惧症。按照深圳市户籍与非户籍2∶8的人口比例进行加权计算,恐惧症的加权终生患病率为5.02%,其中特定恐惧、社交恐惧和场所恐惧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分别为3.67%、1.75%和0.20%。女性的恐惧症终生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5.80%vs 3.68%,OR=1.61,95%CI:1.29 ~2.02;P <0.01),但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24%vs 5.21%,P >0.05)。见表1。

表1 深圳市≥18岁居民恐惧症的患病率分布及组间比较 n(%)

有197例符合12个月内患有恐惧症的诊断标准,25例同时患有两种恐惧症,有4例同时患有三种恐惧症。恐惧症的加权12个月患病率为2.85%,其中特定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场所恐惧症的加权12个月患病率分别为2.13%、1.07%和0.10%。女性的12个月内恐惧症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3.69%vs 1.85%,OR=2.03,95%CI:1.51~2.74;P <0.01)。是否户籍人口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1%vs 2.91%,P>0.05)。

有96例符合30 d内有恐惧症的诊断标准,有6例同时患有两种恐惧症。恐惧症的加权30 d患病率为1.28%。其中,特定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场所恐惧症的患病率分别为0.95%、0.37%和0.01%。女性的恐惧症的30 d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1.90%vs 0.80%,OR=2.40,95%CI:1.55~3.72;P <0.01)。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6%vs 1.23%,P>0.05)。

特定恐惧症终生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4.75%vs 2.49%,OR=1.95,95%CI:1.50 ~2.53;P <0.01),而社交恐惧症(1.36%vs 1.60%,P>0.05)和场所恐惧症(0.34%vs 0.17%,P>0.05)的终生患病率男女间差异无统计意义。

2.2 恐惧症的发病年龄情况分布 337例恐惧症患者的调查年龄为18~68(30.15±9.86)岁,男女分别为(30.62±9.90)岁和(29.85±9.85)岁,男女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9,P>0.05)。恐惧症患者的发病年龄4~51岁,发病年龄25%位数、中位数、75%位数和90%位数分别为6岁、10岁、13岁和18岁。男性发病年龄25%位数、中位数、75%位数和90%位数分别为7岁、12岁、16岁和21岁,女性发病年龄25%位数、中位数、75%位数和90%位数分别为5岁、9岁、12岁和16岁。经两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女性的发病年龄低于男性(Z=4.01,P<0.01)。经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特定恐惧症发病年龄低于社交恐惧症和场所恐惧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1.53,P<0.01)。见表2。

2.3 恐惧症的就诊和共病情况 总就诊率16.62%(56/337),住院率1.19%(4/337),家族史中最少有一个人有恐惧症者占17.21%(58/337),以上数据男女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伴有自杀观念者占16.32%(55/337),伴有自杀行为者占6.82%(23/337),女性明显高于男性[9.80%(20/204)vs 2.26%(3/133),χ2=7.21,P <0.01]。

恐惧症的共病率为49.26%(166/337),共病主要为强迫症23.44%(79/337)、抑郁症21.96%(74/337)和焦虑症16.32%(55/337),以上数据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 恐惧症的社会功能 患恐惧症总体社会功能无妨碍者约占61.42%(207/337),有轻度妨碍者、中度和重度妨碍者分别为10.09%(34/337)、18.99%(64/337)和9.50%(32/337)。见表4。

3 讨论

表2 恐惧症发病年龄的百分位数分布 n

本次调查恐惧症的加权终生患病率为5.03%,其中特定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场所恐惧症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分别为3.67%、1.75%和0.20%,12个月患病率分别为2.13%、1.07%和0.10%,30 d患病率分别为0.95%、0.37%和0.01%。近十年来,国内有多个省市进行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主要采用两种工具,一种是 CIDI,如辽宁省[1]、昆明市[2]、北京及上海[3]和广州市[12]的调查。另一种是一般健康问卷结合《DSM-IV轴I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SCID),如河北省[4]、浙江省[7]山东省[5]和青海省[6]。与采用 CIDI的调查比较,深圳市特定恐惧症的终生患病率与其他省市差不多,均在3.65%~5.64%之间;12个月患病率均在1.90%~2.56%之间。社交恐惧症的终生患病率和12个月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省市(0.30%~1.29%;0.13%~0.81%),而场所恐惧症明显低于辽宁省和昆明市。各省市的恐惧症终生患病率均在4.00%~6.00%之间;12个月患病率均在1.90% ~4.00%之间,总体患病率相差不大。

表3 恐惧症的就诊和共病情况

表4 恐惧症社会功能评估,n(%)

与采用一般健康问卷结合SCID为调查工具的国内其他省比较,深圳市恐惧症的终身患病率明显高于河北省的1.05%[4]的调查结果,30 d患病率明显高于山东省[5](特定恐惧、社交恐惧和场所恐惧的现患率分别为0.10%、0.14% 和 0.00%)和青海省[6](特定恐惧、社交恐惧和场所恐惧的现患率分为0.00%、0.00%和0.01%。),与浙江省[7]的恐惧症(特定恐惧、社交恐惧和场所恐惧的现患率分别为1.20%、0.05%和0.35%)现患率相差不大。

与国内其他省市比较,深圳市的恐惧症患病率较高,特别是社交恐惧症。可能与深圳特殊的以下人口结构和环境有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短期建起来的移民城市,有其独特的人口构成特点,人口年青,户籍居民和非户籍居民的比例大约为2∶8。非户籍居民缺乏归属感,内心处于相对不安全状态,可利用的社会支持及其他资源相对较少,容易引发“集体焦虑”。不同省市患病率的差异,还可能是调查工具的不同导致:以CIDI为调查工具的地区其恐惧症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用一般健康问卷和SCID为调查工具的地区。CIDI是由受访者评价自己,属于主观评价;而SCID由精神科医生进行评定,两者对症状的判断上有可能存在差异,导致患病率的不同。本研究组于2006年1月至6月对CIDI 3.1中文版精神疾病诊断进行了效度研究[13],由3名精神科医师采用DSM-Ⅳ配套的SCID对400名参加流调的受访人进行第2次调查,其中CIDI3.1阳性诊断320例,阴性诊断80例。结果显示:两种工具对特定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场所恐惧症的诊断Kappa值分别为0.221±0.067、0.340±0.061和0.313±0.127,说明CIDI3.1与 SCID对恐惧症的诊断一致率不高。

对比国外有关恐惧症的流调数据,美国2001~2003年进行的全国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4],特定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场所恐惧症终生患病率分别为12.5%、12.1%和1.40%,12个月患病率分别为8.70%、6.80%和0.80%。墨西哥2002年的调查显示,恐惧症终生患病率和12个月患病率均比我国要高。亚洲国家日本和黎巴嫩的调查结果与我国相差不大。以上数据可见,美洲国家患病率明显高于亚洲国家,分析原因可能为:①美洲国家患病率的确高于亚洲国家;② CIDI在翻译为其他语言时欠准确,使其敏感性下降,导致检出率低;③CIDI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使用敏感性不同。因此,如何选取适合中国人文化特点的流调工具,真实反映中国人恐惧症的患病率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难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特定恐惧症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而社交恐惧和场所恐惧男女性之间差异不大,这与国外的一些调查结果相同[14-15]。可能与男女性的生理、心理和文化特点有关。相比男性而言,女性在小时候会得到更多的悉心照料,这也许是女孩比男孩胆小的原因之一。而男孩就少有这种受到保护的偏袒,相反,他们常被家长鼓励去尝试冒险和独立生存,但这些因素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恐惧症的发病年龄中位数为10岁,90%的患者18岁前发病,这与美国的调查结果相似[14]。恐惧症的发病年龄小可能与遗传因素、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等因素相关。恐惧症的共病率为49.26%,高于本次调查的抑郁障碍[11],而低于间歇性暴发性障碍,近半数患者存在共病。国外有相关研究,患有恐惧症的女性将来可能患抑郁障碍和焦虑症的风险是正常女性的两倍;另有文章报道,恐惧症患者患抑郁症的风险明显增高。恐惧症的发病年龄小于本次的抑郁障碍、强迫症和焦虑症(本次调查和国外一些调查均得出相同的结论),恐惧情绪容易伴发抑郁、强迫和焦虑情绪,但该病是否抑郁症、强迫症和焦虑症的危险因素需要进一步探讨。本研究结果显示,恐惧症患者社会功能有轻度、中度和重度妨碍者大约占40%左右。恐惧症的就诊率16.62%,因恐惧症而住院者为1.19%。以上数据说明恐惧症就诊率低。我们分析可能与下面因素有关:① 中国人对心理疾病认识不够,认为恐惧症不是疾病,不需要求医上;② 与深圳市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工作者严重不足有关。深圳市仅一家精神专科医院,精神科专业人员的比例为0.18/10万,为广东省最低;③深圳市就医的经济成本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可能会导致一些经济困难者就诊率和住院率下降;④由于缺乏宣传,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非户籍人口甚至部分户籍人口对就医相关知识和场所不了解。

综上所述,恐惧症已经成为深圳市的常见病,且发病年龄小、共病率高、就诊率低,给患者的社会功能造成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女性中显得更为突出。应该积极开展恐惧症知识讲座、发放相关知识宣传品,提高人们对恐惧症的识别能力。建立心理干预和培训中心,多渠道引进和培养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开展重点人群心理行为问题干预,对确诊的患者应进行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

致谢 感谢美国哈佛大学Kessler教授、Jeffrey Yang老师,美国密执根大学Heerringa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李诚教授、曾卓谦老师,香港大学叶兆辉教授,北京大学黄悦勤教授在CIDI培训、科研设计、现场督导和全程质量控制、抽样、调查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参与此次调查的所有联络人员、调查人员及受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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